记得每到杀年猪的日子，人们得从凌晨开始一直忙到深夜，因为村里十几户人家，每家的年猪都必须在挑好的吉日里全部解决，而这活儿若没几个青壮年是完成不了的。村里人手少，只能互帮互助地一家一家轮流着来。
那年的腊月特别冷，轮到我家时大约凌晨三点多。当时我年龄尚小，父母亲不忍心让我早早起来挨冻，所以没及时叫醒我，等我被嘈杂的说话声和忙碌的脚步声惊醒，那个令人惊恐又兴奋的屠宰进程已过去一大半了，案条上陈列着分割好的白花花的大肥肉。这场面，气得我哇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年仅一次的热闹场面怎么可以在我毫无察觉时匆匆结束！这激烈的“战斗”怎么能不让我全程观摩！我越想越气，越气越哭，哭得地动山摇。
父亲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故乡有个习俗，即使家家户户都在同一天杀年猪，也是要请邻里乡亲吃“杀猪饭”的，哪怕一家只能请来一个代表也行。在我们家，不管内外大部分活路都是父亲操持，母亲和奶奶打下手，所以，父亲当时必须快速地煨猪血分猪杂并清洗干净，赶在早饭时变成令人垂涎的菜肴，等着乡亲们陆续来临。但我这耍赖劲儿也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母亲和奶奶都来哄过我，我不依不饶非要父亲来哄不可。父亲急了，撂下活走过来就在我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这是童年留给我的第一次并且唯一次被父亲揍一顿的记忆，每每想起，更多的却是被揍之后父亲抱起我给我擦泪时粗粝的手掌划过脸庞的暖暖的满足，还有残留在父亲手上的猪下水的腥臭味儿——也是暖暖的，令人心安的。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正经呵斥过我，更没有动过我一根小指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故乡的人们虽已不用为温饱而忧心。但我们家小孩儿多，又因为有特殊原因一家六口人只能分到五口人的地。因此，除了腊月里备年货和正月十五之前这几天，其它时间父亲几乎都在田头地角忙碌着，从瓜豆蔬莼到玉米稻苗，无一不细致入微地照料，思量着不能因为少了哪怕是一粒粮食而饿着我们姐弟仨。可即便是这样辛苦，我们家的粮食还是不大够吃的。
记得那天村里集体碾米。正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米缸空了，粮食储柜也没有一颗稻谷粒儿了，父亲便向邻居二爷爷家去借谷子。
当时听得二爷爷跟父亲说话:“小孩儿正长个呢，实打实的都是饭团子，正是能吃的时候。”是啊，一担谷子去了皮，吃不了多久的。
“可不是嘛！可能还得借一担才能捱到新粮下来呢。”父亲说这话时并没有愁容，看向我的目光依旧是那么平和与慈祥。
到碾房时管理师傅告诉我们，机器的出米口上方裂了个大口子无法正常工作了，大家都把谷子留在这儿等新配件安好了再碾。可我们家当晚就得等着这米下锅呢，父亲找来一个竹制畚斗盖在裂口上让我扶着，在碾米过程中师傅也尽量把排量调小了些，忙乎好一阵子才勉强把一担谷子分出了粗糙的米糠和亮白剔透的大米粒。如此这番操作，还是撒了些白米在地上，父亲拿了笤帚，将地上的大米仔仔细细地扫进围裙包裹好，连饲喂鸡鸭的一小撮米糠都没落下。他说:“这些米，洗洗一样能吃，差不多两大把呢。”
回到家，父亲把围裙包裹交给奶奶后并没有急着把大米盛进米缸，而是拿了一个自制布袋装了满满一袋子(大约有七八斤的样子），转头给隔壁四爷爷送过去了。四爷爷是位基督教信徒，一辈子未娶。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对耶稣过于迷信而走火入魔，他相信上帝会安排一切能赐予一切，从此有地不好好耕种，有衣不用来保暖蔽体，一个人疯疯癫癫过着忍饥挨冻的日子 。父亲把米袋子放在四爷爷房间门口就折回来了，没有说一句话更没有瞧瞧黑漆漆的房间里四爷爷在不在家。父亲说:“只有这样悄悄地给，让四爷爷觉得这是上帝的恩赐他才会安心收下，不然一会儿他又给咱拎回来了。”原来如此！怪不得以往给四爷爷送吃食时，父亲都是这样悄悄摸摸地不让我闹动静。当我回过神来，看见父亲将刚刚盛过大米的空箩筐倒扣在米缸上方拍了又拍，直至确定没有半粒残留才放回地上。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村子里的庄稼地全都依山傍坡而存，在粮食收获的季节，也正是山里野兽肆虐横行的时候，它们无时无处不在糟蹋大伙儿辛勤劳作的成果。最猖狂的要数野猪了:在即将收割的稻田里打滚裹泥巴；把红薯地刨得七坑八洼，随地可见吃剩的渣渣；玉米大豆折的折啃的啃……人们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又拿它们毫无办法。那些日子，每个夜晚都要跟着父亲去最偏僻的洼地里守稻子。深夜的山谷死一般的寂静，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秋虫在草丛里唧唧啾啾不停，我们的草棚子在黑夜里战战兢兢地呼吸。父亲每隔一阵子就到百米之外的稻田边一边吆喝一边敲打着竹板以震慑伺机而出野猪们，这样的情景来来回回得一直持续到到天亮。空空的山谷里回荡着“噼噼啪啪”的敲打声和父亲洪亮的吆喝声，我独自蜷缩在草棚的被窝里吓得大气都不敢喘——这可恶至极的野猪，我一定要见一个宰一个！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带着我往家走。在一处小溪边，父亲突然停下脚步，他用锄头指着前方让我看:一头野猪妈妈带着一窝小猪仔刚从溪边饮完水，横穿我们跟前的道路想回山上去。母猪见有人来赶紧加快速度越过一个土坡窜上了山。小猪崽就没那么容易上去了，它们腿短，走路又还不太稳，努力了好一会儿还是有两只没有成功爬过土坡逃上山，正在急得“吱吱”直叫。母猪带着其他崽子已经窜得老远，此时只要父亲抬起锄头往下一拍，也许我就有好几个夜晚不用被吓得躲在草棚的被窝里瑟瑟发抖了。可是，父亲并没有手起锄落，而是用锄头使劲儿敲着地面“嚯——去！嚯——去！”地大声吆喝着，直到小猪仔们全都上了山。
我急得直跺脚:“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打啊！”父亲笑着看了我一眼:“看着这小猪崽比你弟弟还小呢，下不去手咧。”不知怎的，我瞬间就释然了。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小小的弟弟是最可爱最美好的存在，那么，有什么理由去伤害这些比弟弟还小的小生命呢？再后来，草棚底下的黑夜也没有那么恐怖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眼皮底下是没有荒田废地的，山坡上陡峭贫瘠的砾石地，竹林边杂草丛生的土坎上，路旁临时挖掘出来的泥堆中，都被父亲见缝插针地种满了花生、地瓜、玉米和各种各样的菜苗豆秧。在时蔬待采的时节，几乎每天清晨都能看到父亲挎着一篮子青翠碧绿，沐浴着温柔的晨光缀满了晶莹的露珠满载而归。
在父亲呵护下的日子如此美好而温暖，父亲撑起的那个家让我们过得安稳又踏实。父亲走后，虽没有留下所谓的殷实家产，却让我们传承了较之钱财更为宝贵的勤劳与善良，教会我们坚忍与包容，教会我们如何善待生命！
那年的腊月特别冷，轮到我家时大约凌晨三点多。当时我年龄尚小，父母亲不忍心让我早早起来挨冻，所以没及时叫醒我，等我被嘈杂的说话声和忙碌的脚步声惊醒，那个令人惊恐又兴奋的屠宰进程已过去一大半了，案条上陈列着分割好的白花花的大肥肉。这场面，气得我哇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年仅一次的热闹场面怎么可以在我毫无察觉时匆匆结束！这激烈的“战斗”怎么能不让我全程观摩！我越想越气，越气越哭，哭得地动山摇。
父亲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故乡有个习俗，即使家家户户都在同一天杀年猪，也是要请邻里乡亲吃“杀猪饭”的，哪怕一家只能请来一个代表也行。在我们家，不管内外大部分活路都是父亲操持，母亲和奶奶打下手，所以，父亲当时必须快速地煨猪血分猪杂并清洗干净，赶在早饭时变成令人垂涎的菜肴，等着乡亲们陆续来临。但我这耍赖劲儿也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母亲和奶奶都来哄过我，我不依不饶非要父亲来哄不可。父亲急了，撂下活走过来就在我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这是童年留给我的第一次并且唯一次被父亲揍一顿的记忆，每每想起，更多的却是被揍之后父亲抱起我给我擦泪时粗粝的手掌划过脸庞的暖暖的满足，还有残留在父亲手上的猪下水的腥臭味儿——也是暖暖的，令人心安的。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正经呵斥过我，更没有动过我一根小指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故乡的人们虽已不用为温饱而忧心。但我们家小孩儿多，又因为有特殊原因一家六口人只能分到五口人的地。因此，除了腊月里备年货和正月十五之前这几天，其它时间父亲几乎都在田头地角忙碌着，从瓜豆蔬莼到玉米稻苗，无一不细致入微地照料，思量着不能因为少了哪怕是一粒粮食而饿着我们姐弟仨。可即便是这样辛苦，我们家的粮食还是不大够吃的。
记得那天村里集体碾米。正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米缸空了，粮食储柜也没有一颗稻谷粒儿了，父亲便向邻居二爷爷家去借谷子。
当时听得二爷爷跟父亲说话:“小孩儿正长个呢，实打实的都是饭团子，正是能吃的时候。”是啊，一担谷子去了皮，吃不了多久的。
“可不是嘛！可能还得借一担才能捱到新粮下来呢。”父亲说这话时并没有愁容，看向我的目光依旧是那么平和与慈祥。
到碾房时管理师傅告诉我们，机器的出米口上方裂了个大口子无法正常工作了，大家都把谷子留在这儿等新配件安好了再碾。可我们家当晚就得等着这米下锅呢，父亲找来一个竹制畚斗盖在裂口上让我扶着，在碾米过程中师傅也尽量把排量调小了些，忙乎好一阵子才勉强把一担谷子分出了粗糙的米糠和亮白剔透的大米粒。如此这番操作，还是撒了些白米在地上，父亲拿了笤帚，将地上的大米仔仔细细地扫进围裙包裹好，连饲喂鸡鸭的一小撮米糠都没落下。他说:“这些米，洗洗一样能吃，差不多两大把呢。”
回到家，父亲把围裙包裹交给奶奶后并没有急着把大米盛进米缸，而是拿了一个自制布袋装了满满一袋子(大约有七八斤的样子），转头给隔壁四爷爷送过去了。四爷爷是位基督教信徒，一辈子未娶。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对耶稣过于迷信而走火入魔，他相信上帝会安排一切能赐予一切，从此有地不好好耕种，有衣不用来保暖蔽体，一个人疯疯癫癫过着忍饥挨冻的日子 。父亲把米袋子放在四爷爷房间门口就折回来了，没有说一句话更没有瞧瞧黑漆漆的房间里四爷爷在不在家。父亲说:“只有这样悄悄地给，让四爷爷觉得这是上帝的恩赐他才会安心收下，不然一会儿他又给咱拎回来了。”原来如此！怪不得以往给四爷爷送吃食时，父亲都是这样悄悄摸摸地不让我闹动静。当我回过神来，看见父亲将刚刚盛过大米的空箩筐倒扣在米缸上方拍了又拍，直至确定没有半粒残留才放回地上。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村子里的庄稼地全都依山傍坡而存，在粮食收获的季节，也正是山里野兽肆虐横行的时候，它们无时无处不在糟蹋大伙儿辛勤劳作的成果。最猖狂的要数野猪了:在即将收割的稻田里打滚裹泥巴；把红薯地刨得七坑八洼，随地可见吃剩的渣渣；玉米大豆折的折啃的啃……人们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又拿它们毫无办法。那些日子，每个夜晚都要跟着父亲去最偏僻的洼地里守稻子。深夜的山谷死一般的寂静，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秋虫在草丛里唧唧啾啾不停，我们的草棚子在黑夜里战战兢兢地呼吸。父亲每隔一阵子就到百米之外的稻田边一边吆喝一边敲打着竹板以震慑伺机而出野猪们，这样的情景来来回回得一直持续到到天亮。空空的山谷里回荡着“噼噼啪啪”的敲打声和父亲洪亮的吆喝声，我独自蜷缩在草棚的被窝里吓得大气都不敢喘——这可恶至极的野猪，我一定要见一个宰一个！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带着我往家走。在一处小溪边，父亲突然停下脚步，他用锄头指着前方让我看:一头野猪妈妈带着一窝小猪仔刚从溪边饮完水，横穿我们跟前的道路想回山上去。母猪见有人来赶紧加快速度越过一个土坡窜上了山。小猪崽就没那么容易上去了，它们腿短，走路又还不太稳，努力了好一会儿还是有两只没有成功爬过土坡逃上山，正在急得“吱吱”直叫。母猪带着其他崽子已经窜得老远，此时只要父亲抬起锄头往下一拍，也许我就有好几个夜晚不用被吓得躲在草棚的被窝里瑟瑟发抖了。可是，父亲并没有手起锄落，而是用锄头使劲儿敲着地面“嚯——去！嚯——去！”地大声吆喝着，直到小猪仔们全都上了山。
我急得直跺脚:“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打啊！”父亲笑着看了我一眼:“看着这小猪崽比你弟弟还小呢，下不去手咧。”不知怎的，我瞬间就释然了。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小小的弟弟是最可爱最美好的存在，那么，有什么理由去伤害这些比弟弟还小的小生命呢？再后来，草棚底下的黑夜也没有那么恐怖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眼皮底下是没有荒田废地的，山坡上陡峭贫瘠的砾石地，竹林边杂草丛生的土坎上，路旁临时挖掘出来的泥堆中，都被父亲见缝插针地种满了花生、地瓜、玉米和各种各样的菜苗豆秧。在时蔬待采的时节，几乎每天清晨都能看到父亲挎着一篮子青翠碧绿，沐浴着温柔的晨光缀满了晶莹的露珠满载而归。
在父亲呵护下的日子如此美好而温暖，父亲撑起的那个家让我们过得安稳又踏实。父亲走后，虽没有留下所谓的殷实家产，却让我们传承了较之钱财更为宝贵的勤劳与善良，教会我们坚忍与包容，教会我们如何善待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