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武庚的伯父。武庚因为叛乱被周王室诛杀之后，周成王决定任命微子作为殷商宗族的继承人，负责守护家族的宗庙，承担对于商汤宗庙的祭祀之责。同时，周成王还把微子封于“东夏”之国，亦即后来的宋国。《尚书·微子之命》，即为周成王在册封典礼上对微子及众臣的一段致词。

周成王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微子的品质，说他崇尚德性，效法先贤，是周王室的贵宾。接着又夸奖微子的祖先商汤，说商汤圣明无边，秉承天命，宽和治民，祛恶除暴，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然后又夸奖微子，说他能够继承商汤的治道，是商汤美德的继承人，因而，应当居于上公的地位。最后是提出希望，要求微子在东夏之国恪守职责，辅佐周王室，争取做各方诸侯的榜样，云云。

《尚书·康诰》的主题，是周公对康叔的训示。康叔，武王的同母幼弟，也是周公的幼弟。周成王四年，周公东征，诛杀了叛乱的武庚，把原属武庚的地盘封给了康叔。这就是后来的卫国，康叔也就成了最早的卫君。其时，周公担心康叔年轻，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就给他讲了一番怎样做国君的道理。

周公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后世经常重复的“明德慎罚”。按照周公的逻辑，周文王之所以能够获得天命，就是因为他“明德慎罚”，文王的这种政治品质与政治能力被上天知道了，就被上天委以治理天下之重任。姬周王朝取代殷商王朝，成为天下之共主，主要就是靠了“明德慎罚”这个法宝。康叔要去殷人聚居区执政，也必须牢记这个法宝。

在“明德”方面，周公对康叔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要追随周文王，另一方面也要借鉴殷商早期圣王的德行。他认为，只有依靠诚信，才能得到上天的辅佐；如果贪图享受，就不能把百姓治理好。

周公在“慎罚”方面提出了若干具有恒久意义的观点。第一，他区分了故意的累犯与过失的初犯。他认为，故意的累犯，即使是较轻的犯罪，也应当杀头；过失的犯罪，即使犯下的罪行较重，也不能杀头。经常性的故意犯罪，表明犯罪者难以教化，为了减少矫正的成本，为了以最低的社会成本维护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对这类犯罪，就应当从重处罚。

周公认为，在作出刑事处罚决定之前，事先要考虑五六天，甚至要考虑十天。这也是“慎罚”的一个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设立一个适当的停顿期间，以便作出更审慎、更公正的决定，应当成为刑罚的基本原则。

周公认为，百姓必须通过教化，才可能善良安定；没有教化，就没有善政。刑罚的功能，在于打击不端、越轨的行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矫正措施。但是，“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通过教化，直接的目标在于塑造人们的内心秩序，当人们的内心世界被梳理得井然有序之后，他们的外在行为也就会随之得到有效的规范，社会治理的任务才可能从根本上完成——这才是教化的最终目标。

在《尚书·酒诰》中，周公要求，在康叔统治下的卫国，日常生活中不准饮酒，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刻才可以饮酒；严禁酗酒。最低限度，戒酒可以节省粮食，因为酒是粮食酿制而成的。更重要的理由是，戒酒可以保障邦国长治久安。周公认为，酗酒让人失德，将导致上天的怪罪，戒酒是上天所赞赏的美德。

在殷商王朝早期，从商汤到帝乙，君臣们都勤于政务，没有功夫聚众饮酒，所以成为了天命的承担者。到了殷商末期，纣王嗜酒成性，威仪全部丧失，上天所闻所见，没有祭祀的芬芳，只有饮酒的腥气与臣民的怨气，上天因此而降罪于殷商。周公的结论是，殷商之败亡，与纣王君臣的酗酒不无关系。

饮酒浪费粮食资源；饮酒有损君主威仪；饮酒让君臣荒于政务，等等，所以要戒酒。另外，过多的饮酒将导致上天的震怒，上天会因此而收回天命，王朝会因此而终结。因此，没有节制的酗酒，绝不仅仅是一种私德方面的过失，而是一个危及社稷的犯罪行为，必须严惩不贷。

不过，周公虽然发布了一道严厉的禁酒令，但他还是保留了一些例外的空间：大祭之时可以饮酒；父母置办了丰盛的宴席，也可以饮酒。而且，文王立下的规矩，也是少饮酒，并非绝对不能饮酒。这就说明，周公希望杜绝的是没有节制的酗酒、嗜酒、纵酒，但并没有把酒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全面禁绝。

郭卫华《先秦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章）
源于祭祀的“礼”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制度安排和伦理设计。不过在先秦之前，“礼”还停留于外在的制度层面，其内在的精神引导意义还不明显。孔子从“礼崩乐坏”的现实中意识到，仅仅以“礼”的外在约束力远远难以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
人作为有精神的生命存在，不是被动地服从外在世界，而是始终从“我”的主体性需求出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要“复礼”就必须使“礼”能够激发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礼”倾向于理性的一面，“仁”倾向于情感的一面。孔子的“以仁释礼”、仁礼统一内含着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人性结构。

情感是个体与他人、社会融为一体的主要联结力量，其道德哲学功能就是扬弃个体的个别性，将个体投掷到与伦理实体不可分离的关联中，形成个体与伦理实体的统一。情感的“直接性”特征可以超越理性的权衡、计较，直接诉诸于“行”。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诞生了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