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治理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尝试了无数种治理方法，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治理文化，至今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治理方法的好坏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评价，而今主流认为的治理方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社会整体的效率出发，的确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华上下数万年，从大禹治水开始的私有制不断发展，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蜕变，我们的治理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关于治理方法，应该权衡利弊，因时而变，顺时而动，一个优秀的治理方法到底是什么，自上而下是摸索不出来的，不过西汉的黄老之治的思维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到底是什么？它和汉武帝以后的治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呢？从高皇帝，汉惠帝，高后到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这个时期的治理观念到底是什么，他们如何让汉初从一个秦末“十去八九”，民生凋敝的末世治理成，这是值得我们现在管理者该参考的榜样，从民生福利，税收制度，对外战争等方面来看，汉初的治理者们偏向“无为”，从窦太后和汉朝官员对于儒生辕固生，董仲舒等人的排挤和厌恶，到汉文帝对贾谊的“不问苍生问鬼神”，可以看出皇帝对于诸侯的妥协和让步，汉景帝的七国之乱后虽然加强了皇帝权力的集中，但治理策略上仍然遵从文帝的大体不变，而在这个时期，史书对于平民生活水平的评价则是比较积极的。

优秀的治理方法其实正是如此:保持治理地区不受外部侵略，保持内部的相对安定，无为而治，对下少干预，如此治理成本大大降低，这在农业为主的社会效果是相当显著的，工商业也会由此繁荣，而秦帝国之所以二世而亡，正是因为治理者缺乏这种治理理念，这是思维上的根本差距，也决定了一个帝国寿命的长度，古人讲究竭泽而渔的道理，不少有学识，有先见之明的士人都反对秦制式君主，“秦亡于苛政”“苛政猛于虎”，并非说法律有多么残酷，而是说苛细，细密，过于繁琐的条律势必会加大治理成本，约束工农商的活力，严厉的治理者认为这样会提高效率，最终因为条文过于冗杂和过于细密，必然导致容错率太低，走向无可再改的局面，最终导致帝国走向失控，这都是必然的，治理到底是什么，这是一门智慧，只有相互制衡，才能存在长久，而如果固执地一个方法用到底，则无可避免地走向歧途，正如行走在独木桥上，无论上下左右前后，只有保持重心稳定，才能一直走下去，而治理得重心在哪里，我想这并不是很难想到的事

真正有智慧的治理者不会揭露平民的价值，而是保持缄默，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默契。在私有制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与被治理者的人身和其财产划分界限，我既非你的奴仆，你也非我的主人，我既不打量你的所有，你也不觊觎我的所有，我交了合法的保护费(税)，公有领地就不能侵犯私有领地了，这是健康形态下的治理方法和治理文化(而非健康形态的治理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害也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加以赘述了)，而让治理者道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约束制度，东方产生的世袭，诸侯分封，西方产生选举投票，公民大会等，这就是治理方式根本分歧的地方，即就是:对于“它”的约束。

既然是讨论本土的治理方法，那么依然应该按照本土的治理文化因地制宜，具体分析。有史以来，我们从夏朝开始，周朝建立的分封制，从跟本上确立了我们的治理文化基础，自此以后我们治理方式会从这个分叉一直走下去，大体变化不大(至此并不能分出哪个更高明，因为地中海与内陆情况不同，同样的方法换个地域使用，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而我所言的黄老之治，则是相对高明的治理者吸取秦帝国的教训，采用的相对柔性的治理策略。
只是即便只是小分叉的不同，治理效果也是截然不同。

注明，以上仅是我的观点

再说“无为而治”的“为”，到底是什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目的是什么，它对汉武帝的治理提供了什么帮助，对后世皇帝的治理方法产生了什么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为皇帝的“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君是天的子，是天下的主人，确定了君对于治理天下的神圣合法性;而“大一统”，又确立了中央对于掌控诸侯国的合法性;孔子之说，则加深明确了君主对于臣民的主仆关系，君父，父母，夫妻，父子，师生，都是统属的关系，一层一层将人私有化(没错人也可以私有)…通过诸多伦理的传导，君主合法将诸侯和臣民的个人权利剥夺，从而达到权柄的集中，这就是个人专制形成的一种路径(凡是如此的都可以称之为宗教)

能量守恒，权，力也是如此，君主通过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压榨个人权利，从而达到控制全国的目的，这就是无为而治的“为”，无为则反之。

然而如实说来，汉初的治理方式不见得没有“为”，只是相较于中后期，治理者的权力远达不到控制的地步，关于思想，文化，经济，政治方面的控制并不显著，只是通过嘉奖，道德的约束来引导，虽然说本质相同，但正是因为君主在权力方面有所限制，汉初的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还是相当活跃且散漫的，治理者知难而退相对的“”不作为”，客观上对下层说有利的

对于被治理者价值的缄默，这是治理者的智慧，即，不明确，不强迫，不剥夺，这其实是治理者的一项基本道德，类似于“黑箱理论”，这种治理方法听起来很奇怪，不合常理，有人甚至会问:“不明确如何治理？”，我想说，“不明确”的确可以治理，且还能治理得不错，治理的常规操作其实就那么几种，不需要更精妙的技巧来突出治理者的能力，治理是一项基于道德和智慧的“道”，而非具体的个人能力，这个是需要区分开来的，只要知道“道”，那么就能操纵国这个“黑箱”

不明确(这里指的是产)，因为不明确，所以不控制，所以相关的官吏会减少，不强迫，因为不强迫，所以反抗强迫的会减少，镇压反抗势力的武装也会减少，不剥夺，不剥夺是因为对外耗费少，没有必要剥夺，这样下来，内部社会保持相对生态平衡，才能长足发展

而有的人会说，这个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吗？难道不会导致经济危机吗？其实不是的，经济与治理理念其实是紧密相关的，经济危机出现的源头，根本来说就是治理文化和治理理念出现了问题，健康的治理文化下的社会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日本的房产泡沫，根本上来说依然是不健康的治理文化导致的消费观念问题，群体的冲动和盲目，最后传导到经济的效应，经济是治理水平的外在体现，急功近利，揠苗助长，高明的治理者不会犯这种根本上的错误

而说到道德，有人认为道德是孝，有人认为道德是仁义礼智信，其实都不是，道德不是用来检讨什么，也不是用来批判什么，道德不是礼仪规范，这些所谓的道德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作用不大，甚至如果执着探求这个可能会走入死胡同。道德是一个客观事实，是社会运转的内部规律，用简单的概念和条文是概括不出来的，道德不是说对别人好就是道德，也不是说对别人坏就是不道德，这种认知是狭隘且没有逻辑的，道德不需要任何主观修饰，它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社会还能运转下去，那么道德就存在。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而这个规律不受个人意志左右，强调或者约束都不会影响到它本身，这是任何群体意志都改变不了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出现的群体愚昧和盲目(这个并不少见)由此造成了不少后果，就是因为脱离了基本道德，治理者如果对于这个认知不足，那么就会走向刚愎自用的道路，道德是个人或者群体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只能顺从或者利用，而如何利用，则是需要自行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