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忠(1339～1384) 中国明朝开国名将，字思本，江苏盱眙人。喜爱读书，作战骁勇，治军严明。19岁率亲军，从朱元璋增援池州（今安徽贵池）,初建战功。继又率部连挫元军,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攻占浙江昌化（今临安西）、淳安等地，因功授帐前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后与邓愈会师，再克浙西重镇建德。不久，元水陆军数万突然反击，他先破其陆军,取部分首级置于木筏，顺流而下,水路元军见之惊慌逃遁。二十五年春，张士诚派兵20万攻新城（今浙江诸暨南）。李文忠率军驰援，因敌众己寡，将士有疑惧，他激励将士说：兵在谋不在众。次日，乘雾进攻,冲其中坚，果获大胜，歼张军数万，俘将校600 人。二十六年秋,率军进克杭州，迫守军3万投降，升浙江行省平章。明洪武二年(1369)，以偏将军从常遇春攻占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常遇春病逝后，他代其职继续远征漠北，俘斩元兵万余。次年，与徐达分道北征，俘获元主之孙及大臣数百人，升大都督府左都督。十年，负责大都督府，十二年兼领国子监事。十七年病卒。

   汤和(1326～1395) 中国明朝开国名将。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为人谨慎，沉敏多智。元至正十二年（1352），参加郭子兴起义军，授千户。次年归属朱元璋。在渡长江、占集庆（今南京）、取镇江（今属江苏）诸战中，屡破元军，累功升统军元帅。十七年，镇守常州(今属江苏)，多次击败张士诚部。二十七年，为征南将军，在浙东击败方国珍部，俘获2.4万人、海船400余艘。尔后率部由海道入福州，俘获占据延平(今福建南平)的陈友定。继又从徐达率军征今山西、甘肃、宁夏等地。明洪武三年 (1370)封中山侯。次年为征西将军，在傅友德部从陆路配合下,与副将军廖永忠率水军溯长江西进，抵重庆,迫夏国主明升出降。九年，以征西将军进兵延安（今属陕西），迫使伯颜帖木儿乞降。十一年，封信国公。十七年，巡视海防。二十年，在浙江沿海先后设卫所城59处，使倭寇不得轻入。后以年迈为由，自请还乡。二十八年八月病卒。  


        (1569～1625) 中国明朝军事谋略家。字飞百，江夏（今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保定推官，后升御史。三十六年，巡按辽东，针对地旷人稀、边防多事，实行驻军屯田、修城筑堡、固守边疆,使辽东明军风纪大振,边防巩固。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他以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力主守御，整肃军纪,调兵遣将,扼守要隘，使后金军不敢轻进。不久被诬陷去职。天启元年(1621)，辽东战事又急,他被召入朝,上疏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今山东蓬莱、掖县)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并主张东联朝鲜，以助声势。遂升兵部尚书，复任辽东经略。后终因朝臣有隙,加之握有重兵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不予协作,使此方略未能实现。不久，广宁失守，熊廷弼入狱，后为阉党所害。崇祯时昭雪，谥襄愍。有《熊襄愍公集》。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5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于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行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衬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纟廷，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镔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纟廷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度娘不让发

连接也不让发

中国明朝开国名将：邓愈        作者：邱学平           邓愈(1337～1377) 中国明朝开国名将。字伯颜，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元至正十三年(1353)，16岁的邓愈继承父志，领兵继续抗元。次年，率部加入朱元璋军，在渡长江、占集庆（今南京）、取镇江（今属江苏）诸战中，屡立战功。 19岁升广兴翼元帅。后转战今皖、浙、赣等地，连战皆胜。二十三年夏，陈友谅率军号60万围攻洪都(今南昌)，他防守抚州门，城破30余丈，率军且战且筑，协助都督朱文正坚守85天。鄱阳湖之战后，他奉命平定江西未附州县，升江西行省右丞。明洪武三年(1370)，从徐达远征甘肃,身先士卒,击败元军。后分兵进克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招降吐蕃（今川、青、藏交界地区）、乌斯藏（今西藏中、西部）诸部。四年，在明攻灭夏蜀之战中，坐镇襄阳（今属湖北），筹运粮秣军马，供应从征各部。十年，任征西将军，平定吐蕃反抗势力，至昆仑山而还。因病卒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