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把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儒家“道统”的核心。孔子思想体系是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柳宗元在评价孔子之前的圣人时，总是奉孔子思想为圭臬。

柳宗元的佛教观始终贯穿着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在佛教中，“体”一般指诸法无差别的体性，“用”则指诸法千差万别的现象。
“以其夷也”，是韩愈排佛的最重要的原因。韩愈根本无视当时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的事实，还只是一味地抱住“夷夏之防”不放。柳宗元批评韩愈“不信道而斥以夷”，主张对佛教应该“去名求实”。

对于韩愈对佛教所谓“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的批评，柳宗元认为韩愈是“忿其外而遗其中”，“知石而不知韫玉”，没有看到这些表面形式下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思想。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章）
传统社会的家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有“大家”和“小家”之分。“大家”与族、宗族、家族同义。家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作为家庭成员的“己”包含于小家中，小家又包含于家族和宗族等“大家”之中。

家的凝聚力不仅体现在这种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之中，还体现在家庭仪式和象征物上。在古代，每一家族都设有祠堂，对祖宗的祭奠是家族的大事，也是家族团结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源泉。家谱是家庭的重要象征物，家谱记载着家族的谱系及历史，可以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并有助于解决家族内部的纠纷。

家庭结构是父系**家长制，在这种结构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威，这种权威辅之以家规和家范，对家庭成员各个方面进行约束。如司马光《居家杂议》：“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传统社会里，家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单位，家内成员间不仅分享财富、经济资源以及相互支持，而且存在一种彼此照顾的义务，如赡养老人、抚养婴幼儿以及照顾遭受疾病和残疾的家庭成员等。宗族对小家尤其是家族中的贫寒家庭起到重要的保障功能。

先秦时期，“赈济贫穷族人”已成为宗族救助的首要任务。汉代的宗族救助物品主要是钱粮、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以保障贫困族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贫困救助成为民间救济的主要力量，富宗使用俸禄资财帮助贫宗，如荀彧和荀攸“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

范仲淹首创“义庄”，这是不可分的田产，其收入用来办学或构成互助基金，以从财政上帮助贫困的亲友，其范围大大超过服丧登记所界定的范围。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开展宗族内部救济，帮助贫困族人渡过难关。

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家族、宗族，通过层层扩展，形成了一种以亲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宗”是位于祖庙中的祖先偶像或牌位。“族”字本意是同类物品的聚集，引申意为同姓同祖亲属组成的集团。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宗族具有自己的组织架构，形成了自己的内部治理体系，并开展针对本族内部成员的福利供给。当宗族内部成员违反族规或者需要做出重大决策时，代表族权的族长便会召集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当然，传统宗族制度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限制人的思想、束缚人的自由等。进入现代社会，对违反社会规范的惩罚相应地由以刑罚为主转向以民事调解为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相当多的外资来源于具有亲缘关系的华人华侨的资本。

在当前，人们除通过续家谱、回乡祭祖外，还试图通过老乡会、同学会、宗亲会等方式找关系、套近乎。其实，这些行为方式常常是拟亲缘的，主要是利用各种各样的组织结缘，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换言之，这种新的拟亲缘性社会组织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相互利用，在更大意义上是寻求一种社会身份上的认同。

《礼记·郊特牲》解释敬祖的意义时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可见对祖先的崇拜是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不忘祖先的开拓之功。崇拜统一的祖先，是某一血缘团体保持一致、共同对外的基础。有了本族内部的团结才能联络其他团体，结成联盟。

“孝”字在西周青铜器中已经大量出现。春秋时期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儿子杀老子、臣子杀国君的现象屡见不鲜，出现了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局面。到了汉代，随着汉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及举孝廉等制度的实行，孝与仕途、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