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犯罪动机的合理性探讨党志军在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中，因对判决结果不满而产生情绪波动。然而，这一不满情绪的产生存在诸多可理解之处。首先，在交通事故中对方被认定为全责，党志军可能认为自己理应获得相应赔偿。当他提交的部分证据被认定为虚假后，赔偿额度调整，这让他感到不公正。但这种不公正感不能直接等同于故意杀人的动机。党志军对法律规定及证据认定规则可能存在误解，导致错误地将不满情绪归咎于法官，这属于认知偏差下的误解，并非其产生故意杀人动机的合理依据。
二、犯罪行为的性质分析党志军虽实施了持刀伤害行为，但在行为当时，其可能处于情绪极度激动、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状态，并非在清醒、理智的情况下有预谋地实施犯罪。人在极端情绪下可能出现短暂性精神障碍，导致行为失控，党志军的行为可能符合这一情形，从而使其刑事责任能力受到影响。不能简单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证据方面的质疑
1.本案中部分证据在收集、固定及关联性认定上存在瑕疵。例如，关于党志军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及心理活动，缺乏专业的精神鉴定及心理评估报告，无法准确判断其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状态。
2.现场勘查笔录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在细节描述及相互印证上存在不够精确和一致之处，影响了证据链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无法确凿证明党志军实施犯罪行为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及明确的故意杀人故意。
四、社会因素的考量党志军作为普通公民，在面对交通事故后的赔偿纠纷时，可能缺乏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应对能力。社会对于此类纠纷的解决机制不够完善，未能及时给予党志军有效的法律指导和心理疏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情绪激化。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党志军个人，而应从社会层面反思如何更好地预防此类悲剧的发生。
综上所述，党志军的行为虽然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从犯罪动机、行为性质及证据等多方面考虑，不能认定他构成故意杀人罪。请求法庭充分考虑上述辩护意见，宣告党志军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