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今天的百姓，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甜蜜蜜的 精神“润喉糖”。萨义德对 “知识分子” 的定义是：具有能力 向公众、为公众很多时候，一代代文化网红正在中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而在🇨🇳，这样的人还可以用一些“近义词”来形容——比如 KOL （关键意见领袖）、比如 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公众的眼睛，公众的喉舌，站在公众身前，为更好的公共生活而勇敢地质疑、揭露、批判、反思；而今天的文化网红们，已经成了公共问题的遮蔽者，黏在公众身旁， 做他们的“知心姐姐”， 给他们提供自我安慰的“低級乐”。“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人的前途就是命中注定。”“用护肤品、去美容院就是新时代的‘修身养性’。人计较得越少越幸福。”他们安的是什么心一目了然。试问这样的“公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康德认为，所谓知识分子, 是 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可是今天，不是知识分子在塑造舆论, 而是 市场化的舆论在塑造知识分子。一部分文化人成了媒体集团的应召女郎，在聚光灯下忸怩作态，他们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 “是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 （经济学家哈耶克语）。在市场的诱惑下，他们趋附于金钱和权力，迎合媚俗的大众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变成兑换权力和资本的手段。他们从书房走向社会、走向媒体以后, 便再也回不了书房。“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历史学家葛兆光语）结果是最肤浅的学术, 满足最急功近利的媒体, 引导恶俗化的大众文化。学者布尔迪厄讽刺他那个年代，有一群“电视知识分子”。而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正活跃着一帮“音频知识分子”和“票圈知识分子”？《反智时代》的作者苏珊·雅各比说：“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是非观念。”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男男女女，正享受着“公共”带来的丰厚酬赏，却泯灭了“知识”应有的尊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娱乐化、幼稚化、鸡汤化、愚民化——难怪《公共知识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说出这样的话：“公共越多，智识越少。”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它让我想起多年以前，一句颇为讽刺的预言。作家、主持人梁文道在电视上放话： “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今的鲁迅。”（他也配？）🇨🇳人如今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看到第二个鲁迅。我们呼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呼唤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回响。就像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的那样：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