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西汉史书对西南夷的记载较少，所以公众对相关历史的熟悉程度远不如匈奴、大宛等国家，特别是元鼎六年的战役更是容易被忽略，因为司马迁用了一百多字就交代过去了，以至于甚至有学者误以为那一年西汉是主要靠和平手段使西南夷归顺的，然而这实际上并不符合《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从该传来看，西汉和西南夷在早期建交时（武帝即位初年）是较为和睦，但很快西南夷各国就与汉产生了矛盾并武力反抗，甚至一度脱离西汉的羁縻统治，直到元鼎六年汉军大军征服攻灭当地多个王国设置郡县，那年仅有夜郎王和滇王保住了王位，在西汉官吏的协同监督下继续治理其子民。
有人以为元鼎六年西汉的主线任务是征南越，征西南只是这一过程中触发的支线任务，一盘小菜而已。如果仅仅是查看西南夷列传那一点点记载，自然很容易产生这种印象，然而，若是结合该列传前文，以及《大宛列传》、《平准书》等篇的补充记载，便会发现事情倒也没有那么简单。从相关记载来看，汉武帝征西南夷事实上并非一时兴起，因为边郡土著的一点叛乱就大做文章，满足其征服扩张的激情。恰恰相反，除了借道西南夷征南越外，征西南夷也是汉通西域夹击匈奴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也是西汉王朝苦心经营当地多年，不惜花费巨大代价进行开发征服的关键原因所在。
从地理上来看，西南夷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接壤，出西南夷往西再走便可至身毒、大夏等南亚国家，然后再经由当地北上西行至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联合他们与汉一起夹击匈奴，这也是张骞当年对武帝提出的战略，《大宛列传》：“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为什么不从西北直接过去联系那些国家，他已经说得很明白，是因为羌人和匈奴会阻拦，而走西南道则能够绕开他们。
司马迁在《大宛列传》里也点明了：“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在灭掉南越后，西汉征西南主要就是为了通西域。
而刘彻对于张骞的建议也是非常欣赏的，”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史记》并没有记载汉征西南夷是看上了当地的人口或者资源，从汉人的一些评价来看，当时大多数中原甚至巴蜀人都认为关外的西南夷只是一片穷山恶水之地，以至于根本没有征服当地的必要（例如批评司马相如的蜀父老等势力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汉武帝讨伐这一地区更多是出于战略目的，以西南夷作为跳板来打击南越和匈奴。
西南夷地区非常偏远又是山高路险，西汉王朝很难一下子就在当地站稳脚跟，建立有效深入的统治，而且汉人当时更多只是将其作为通西域或南越的过站，所以一开始只是派遣使者和当地部族约定设置郡县，甚至有一段时间郡县都放弃不要了，修道路让使者过去就行了。但即便是这一计划也是不顺利的，因为西汉先前在当地开山修路征调民力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唐蒙等人又好意兴功斩杀不服从的土著，所以西南夷各国很快又叛离西汉自立。之后西汉使者多次通行西南夷都受到阻拦甚至是杀害，“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厓，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西南夷对于西汉的遣使通行并不配合，大概是出于和西汉的宿怨，或者说不希望汉人来和自己争夺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利益（当地商人经常贩运西域和巴蜀的货品）。
所以应该是基于种种教训，西汉王朝最终认为想要让汉使顺利通行，还是要征服西南夷重新设置郡县才行，故而在元鼎六年再次出兵攻打当地。表面上来看，那一次汉军征伐是因为犍为郡被且兰人攻陷，但事实上汉在平叛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接续向西深入攻打西南夷其他国家，这或许已经能够反映，西汉想要的结果绝不只是拿下当地几个部族那么简单，他们更大的意图在于重新掌控整个西南夷，将其作为通西域战略的关键一环。
所以说元鼎六年的西南夷战役并不是一盘小菜，事实上还相当重要。本身西汉在当地已经经营多年，砸进了大量前期投入，以至于快要掏空了巴蜀二郡的民力和财力，《司马相如列传》：“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 《平准书》：“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信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开发西南夷就和西汉当时的其他开边活动一样，“兴，百姓苦”，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这也是蜀父老等坚决反对开西南夷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代价下，如果说西汉不重视西南夷，觉得那里可要可不要，高兴了就去打一下，只能说是不符合史实的想当然而已。
所以说，元鼎六年西汉朝廷对西南夷战役应该是相当重视的。这一年汉军征服的疆域十分辽阔，从云贵高原一直到川北高原，接连设置五郡。《汉书》记载汉军征且兰“斩首数万”，对照《汉书》中西汉征西南夷的其他敌我交换比的记载，那么推测灭且兰西汉应该至少出动了万人左右的军队，再加上负责后勤运输的民夫等，很可能兴师动众要有数万人，而且兰只是西汉灭掉的国家之一，那么恐怕整场西南夷战役下来出动的总人数要达到数十万了。
西南夷战役地位重要，规模也非常大，不是简单的平叛和扫荡。但史书的诡异之处就在于，这场大型战役目前留下的记录却是最不详细的，当年的很多军事和外交细节我们依旧无从知晓。那段历史就像是隔着层层厚雾的山脉，背后隐藏着一首波澜壮阔的征服史诗，而这段史诗的具体章句，我们如今却已经看不真切了。

既然元鼎六年的西南夷战役并不是小case，那么更应该值得详细书写才对，再对照史书对西南夷后续征服活动的记载，则司马迁当年的记载更显得疑问重重。例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
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
明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上曰：“钅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钅句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立（陈立）已平定西夷，征诣京师。会巴郡有盗贼，复以立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赐爵左庶长。“
同样是征讨西南夷，汉昭帝年间平叛汉军发兵万余，斩敌数万，其战事规模和元鼎六年相近，战后主将田广明等人留下了朝廷嘉奖、赐爵的记载。而战争可能更为浩大的元鼎六年，其主将郭昌和卫广却没有任何相关赐爵或者升迁的记载。不仅《史记》里没有，《汉书》中也找不到。

依照西汉律法，将士斩敌过千就有封侯的机会，而元鼎六年战役的数字远远超出了这一规模，并且也成功征服了当地，斩杀了土著多国的王侯，但是《史记》和《汉书》的功臣表却没有记载那次的任何一位将领。而汉武帝征诸夷其他国家均有战士或者归降部族首领被封侯。如果是那次郭昌和卫广的军功不够封侯的话，那朝廷至少应该也有赐爵关内侯等高爵，或者赏赐嘉奖等其他表示吧。这类情况史书也会做记载，例如李敢和校尉某自为（姓氏不详）跟随霍去病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校尉敢（李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 但是对于郭昌和卫广，史书却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录。
虽然郭昌和卫广不如卫霍李广等将领那么出名，但至少也是为西汉王朝攻克了西南大片土地贡献五个郡的，书写了我国边疆史的重要篇章，然而这两人的功绩数字和殊荣待遇史书却是语焉不详，《史记》甚至连他们的姓名都没有记载，还是靠班固来补充的。而西汉王朝对他俩以及这场战役的看法评价，史书也没有任何记录。相较于那场战役的历史地位，如此的模糊记录未免有些让人费解，也不符合司马迁对诸夷其他征战活动的记载风格。

更为关键的是，司马迁又是元鼎六年西南夷的使者，按照常理，他跟随汉军行进征略，对那场战役的情况应该了解得更为清楚才对，然而他的记载反倒还不如他没有去过的南越、东越等国家具体，这就更让人觉得困惑不解了。
如果说记载不详是由于西南夷列传今本是后人续补，或者司马迁的原稿文字有丢失或者错乱，但是通读其传记文本，又并不能找到支持这种猜测的证据，相反这篇列传的较多文字包括赞语在内，都符合司马迁典型的书写风格和语气，这篇列传也因为其优秀的笔法而被古今多位名家所称赞，看不出有什么低劣伪补的迹象。司马迁究竟为何对那段历史语焉不详且先不论，就郭昌和卫广而言，这两位将领打了如此重要的一场战役，改写了历史的走向，他们战后却没有留下相关奖惩或者人物评论的记载，甚至几乎已经被后人给忽略遗忘，这本身也是非常奇怪的。
更怪异的是，在《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卫青裨将的附传中，郭昌的履历居然直接把元鼎六年的战役给skip了，“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仿佛那场战役对他而言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
甚至还给人一种感觉，史书像是在回避省略什么，对于郭昌当年的那段历史含糊其辞。而西汉朝廷战后对郭昌的态度也是云里雾里的，既看不到嘉奖肯定，也未见批评或者惩罚，这场大型战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史书给一笔带过去了。
西汉军功封侯不仅要看杀敌数字，也要看战损比胜负情况等因素。那么，会不会是郭昌和卫广那次虽然战胜，但是自损过大，所以得不到值得书写的像样嘉奖呢？然而其问题在于，依照西汉律法和史书记载，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将领是要下狱受审的，但是郭昌和卫广战后并没有相关记载（监禁削官自赎之类），相反，他俩元封年间还为将军继续征讨西南夷，说明其才能是得到了朝廷认可的。史书也没有那一年汉军在西南遭受重大损失的相关记载。
如果说他俩是战场上犯了其他错误，例如怯懦不进，争夺军功等，就像公孙敖、荀彘那样，那同理也会被军法给惩处，而且按照刘彻那脾气更不可能饶了他们，例如，征南越刘彻曾经撤换“怯无决”的使者，征朝鲜他连杀两位不满意的使者，左将军荀彘把朝鲜都打下来了还是被弃市了。但是西南夷战役并没有见到相关惩罚的记载，这一猜测似乎也不能成立。

既然未见郭昌和卫广有过重大失败或者触犯军法的记录，而这两人的“赫赫战功”似乎又没得到什么热情的回应，那西汉朝廷的态度就更让人捉摸不透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帝和史书的表态如此“冷漠”，以至于这段历史几乎要被后人给遗忘了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史记》对于郭昌元封四年征西南的记载是“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根据《大宛列传》：“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 这场战役郭昌斩敌数万，然而他得到的回应不是拜官封爵，相反还被判定为“无功”给夺了将印。
从史书记载来看，西汉将领被判定为“无功”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没有遇到敌军也就无从立功。例如马邑之谋，《汉书·李广苏建传》：“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
二是虽有斩获，但是战果不佳。例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荀彘，太原广武人……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无功，坐捕楼船将军诛。“荀彘靠急攻逼迫朝鲜皇室上层投降，打下了朝鲜，但还是被判为无功，可能是和他先前其军攻打王险城时连月无果，陷入战不利的情况有关。
因为郭昌那次征西南夷是斩首虏数万，所以他应该不是第一种情况而无功，而是更有可能是战事不顺，遭遇过失利。虽然他最后打赢了，但是刘彻对他的表现并不满意。这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何他那次斩获那么大还是丢了将印。
不过对于元封四年的战役，史书同样也没有留下郭昌被治罪，或者汉军损失惨重的记载。大概那次刘彻认为他的表现是不咋地，罪过又不至于要削官或下狱，或者也有可能郭昌那次是功过相抵了。

至于郭昌元鼎六年战后的奖惩，史书没有记载，不过从他其后的官位变化似乎还是能看出一点端倪。“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 《汉书》记载郭昌元鼎六年是中郎将，到了元封四年为太中大夫，校尉和中郎将是秩比两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可见郭昌后来不仅是由文转武，而且还贬秩了，如果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贬官，这一细节似乎显示刘彻对他初征西南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
不过，同样也能看到，郭昌其后又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再次得到了重用，后来又为将军再征西南夷，可见刘彻还是认可他的军事才能的，大概也是因为觉得他已经有了征西南的经验，就此放弃不用未免有些可惜。
这些记载似乎显示郭昌虽然仕途有些不顺，但皇帝对他还不算讨厌，愿意再给他立功的机会。那么大概有一种可能，郭昌在元鼎六年之所以没留下奖惩的记录，大概情况和元封四年有些相似，那次是无功或者功过相抵了。

所以，虽然目前有关元鼎六年西南夷战况的记载很少，但是梳理史料还是能够发现，那一年郭昌等将领的斩首数字较大，然而出于某些原因，西汉朝廷最终并没有给他们很高的嘉奖，使得他们成为声明显赫的功臣为史书所传颂，对于那场浩大的征服，史官只是淡淡写了写了一笔而已。推测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那场战役虽然以胜利告终，但战功并不大，或者功过相抵了，就像是元封四年的征战一样。战后汉武帝对郭昌等人并不满意，甚至可能还降了他的职。不过，或许是考虑到将领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或者郭昌等人的一些表现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们又有了征战西南夷的经验，所以刘彻也没有更严厉地去追究他们，而是继续留用，元封年间又再次派遣他们西征。
说到这里，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了：为什么郭昌等人在西南夷杀敌众多，却接连被判为“无功”，既得不到封侯升迁的待遇，不过也没有被问罪惩治呢？史书对此并没有再做具体解释。
将领怎样会被认定为“无功”，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西汉律法或者其他相关史料的界定解释。不过可以从一些记载进行推测。同样是“无功”，从荀彘征朝鲜“无功”的情况来看，史书记载他那次是“破浿水上军”，“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但是接下来打王险城久攻不克，如果说斩首数应该汉军是不少的，但是他们攻城并不顺利，最后是朝鲜贵族不想再死磕了杀王归降的，再加上荀彘有擅捕杨仆的恶劣表现，所以刘彻并不认为他有功最后还杀了他。由此或许能够推测，郭昌等人的情况大概也有些类似，元鼎六年，可能汉军在西南夷最后是取胜了，但是期间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能遭遇过失利或者损失较大的情况。
那么，郭昌等人又为何在西南夷难立战功呢？史书对此依旧没有具体解释。可能是史书对西南夷战争的记载较少，所以容易给人造成当地土著较为弱小的错觉，不过从一些记录来看，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西南夷蛮夷屡次反叛的情况，有时候他们还能够击败汉军杀死官吏，或者使汉军徒劳无功。《平准书》还记载：“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费皆仰给大农。” 所谓“初郡”，也就是西汉在征服南越、东越和西南夷后设置的若干郡，这些边郡本身就带有试验摸索的性质，有的郡后来经营的并不顺利，被西汉朝廷给废置了，例如蜀郡西北的沈黎郡、汶山郡，南越地区的珠崖郡等。所以说汉人对四夷的征服固然迅猛宏大，但是其后的治理就是另一回事了，消化这些广阔的地区，使其融入中原文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
根据史书记载，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一些部族在继续反抗西汉的统治，例如昆明、白马氐等等。他们的反叛活动就像是其他初郡一样，给西汉朝廷造成了很大的财政拖累负担。西南夷地区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当地地形以高山峡谷或者高原为主，通行十分不便，而且险峻的地势，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将当地土著分割为了若干大小的势力，这些部族的语言、习俗和生产方式的差异非常大，甚至还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治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想要彻底征服当地，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并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
西汉征服周边的蛮夷，其中匈奴、南越、朝鲜等国人口众多，民族构成也较为单一，他们的政治制度也更先进，在其势力范围内已经建立起了相对高效畅通的政治体系。反观西南夷，他们内部的情况更为复杂，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统一兼并，不同部族千百年来各自为政，相对于中原王朝是天高皇帝远。如果不建立深入有力的治理体系，他们即使是暂时被征服了，也很可能会再度反叛。而且中原人对西南夷本就不熟，当地部族的大小势力还很分散，多数地区对于当时的汉人而言也没有多大的资源和战略价值，征服这一地区注定很容易变成吃力且不讨好的差事。（待续）

刘彻征服西南夷主要了为了让它当一个过所，好让使者经由此地前往南亚和西域国家。至于西南夷所在地区本身，对于汉人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
西南这片当时汉人眼中的“穷山恶水”没多少珍贵的资源物产，当地人口比中原稀疏而且改为郡县后也不交税（免税是为了安抚蛮夷，这些偏远新郡课税也比较麻烦），土著基本上不贡献GDP，西汉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也不像西汉和匈奴那样苦大仇深而且互相严重威胁，打一仗不见得多么有必要，更麻烦的是当地的小国（甚至还有无国家的部落）还多如牛毛，灭掉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算不上什么显赫功绩，不像是匈奴、南越那样的大王国，抄一回他们的老家，俘虏敌方重要人物就足够封侯拜将吹几辈子牛了。
所以，打西南夷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就算打赢了，西汉王朝从当地能刷到的资源和人口价值，或者激发的爱国主义豪情，也明显不如对匈奴等国家。征服和开发这一地区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西汉王朝在当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得到回报的速度却很缓慢，而且还是不稳定的（当地蛮夷经常反叛）。
我这里的意思倒也不是说，打西南夷就是没多大意义的。这一地区自然还是很重要的，也很有潜力，只不过它的价值在短期内很难显现而已。征服和经营西南夷是一个跨越数代人的漫长历史进程，这片广袤美丽的土地能带给中原人的意义需要更久远的岁月去做证明。
西南夷当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在汉人基本盘的外缘，和中原的关系又不像匈奴那样拳来脚往的“密切”，当地的地势打起仗来又很费力，愿意砸钱去征服那里的也就西汉这种强盛王朝的顶峰时期（甚至，更晚到了唐朝和宋朝当地还有南诏大理这类的独立政权存在）。
而且即使是刘彻这样宏图大略的皇帝，似乎也没有对西南夷本身产生多大的兴趣，他更关心的如何通过当地前往西域，但很不幸，从史书记载来看，西南夷置郡后使者依旧无法顺利通行。相反，在当地置郡后的维稳平叛和移民屯田，又继续蚕食着西汉当时本就已经吃紧的财政。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史书对西南夷的记载并不丰富。大概因为从当时汉人的视角来看，当地并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内容。这一地区原先并没有征服的必要，而且征服后短期内也没给西汉带来物质或者精神上多大的回报补偿，打赢了没有多大爽点可言，相反还要继续烧钱维护对当地的统治。帝王将相不太容易在当地“建功立业”，活着的时候就看到显赫的政绩或者军功。当地土著和中原人原本又少有往来和影响，文化和血统上关联稀薄，文人墨客很难从当地找到授学教化的存在感，或者值得歌诗赞颂载入史册的素材，司马迁也是费了功夫才勉强给滇国王室找到了一个来自楚国的“先祖”（这一记载是否可靠而且还有争议）。
所以西南夷对于当时的汉人而言，其实是一个血缘和文化上都较为陌生异质的地区，它更大的意义可能更接近于汉人扩散其人口的“垦荒地”，一个通往西域的过所。征服当地不像是战胜匈奴、南越那样浪漫热血，令人快慰，灭掉当地的小国也很难搞出史诗级的传奇事迹，能够引发帝王将相或文人学者的热情。
征服西南夷能提供的经济和情绪价值有限，这一地区还很难“啃”（自然环境恶劣，土著四处分散），征战和管理耗时耗力，过程漫长曲折。这或许能够能够解释，为何征西南夷在西汉史书中的存在感不强·，甚至没能贡献一个军功侯或者名将，尽管当地郡县的面积并不算小。
从郭昌等人的履历记载来看，刘彻对他们的战绩似乎并不满意。虽然目前我们已经不知晓当年的具体曲折，不过大概可以推测，当时西汉的军队和官吏应该在西南夷不算很顺利，不像对其他蛮夷国家那样很快就见到效果，而是经历了很多艰难波折，甚至是失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