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塞里斯人对苏抱有特殊情感：

惊见某位知友。
您不在学术界多快好省的发明更多诸如“一元化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学术概念”，竟有雅好在这里发表高见，那我就不得不驳您的面子了。
而1951年（1952？）徐向前元帅访苏，都是苏联元帅、上将这个级别出面接待；苏联方面虽然经济很困难，但依然给徐帅一行提供白面白，最好的供应，就连香烟都是8、9卢布一盒的最高档香烟。
甚至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徐帅到访，专门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包饺子。
不出意料，某位知友又是经典的这一套暗示苏联在国家危难之际“宁与友邦，不与家奴”、“量同胞之物力结同志之欢心”的话术。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都立足于经不起推敲的历史神话。
不可否认，二战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整场二战中，苏联共有一千七百余座城市和城镇（占总数60%）、七万个大型和小型村庄、三万两千家企业全部或部分损毁。
纳粹毁灭了苏联战前炼钢产能的60%、采煤产能的7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能的40%和六万五千公里铁路，并夺走了至少2500万苏联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苏联农业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惨重损失。
在二战中苏联共有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沦为废墟，约七百万匹马、一千七百万头牛、两千万只猪、两千七百万只绵羊和山羊被纳粹宰杀或抢走。
如此种种饱含战争惨痛后果的数据，就不一一列出了，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财产。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这样的损失而不崩溃。
所以在菜头大师眼中，在徐向前元帅访苏的1951年，苏联应当还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倒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但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一一苏联绝大部分经济指标在1948年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1940年-1990年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每五年增长速度（设初始时期为100计算）
这是因为苏联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才投入重建之中，重建在二战还在进行时就已经开始了。
在重建过程中，一种真正创新的、此前从未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实践过的、立足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的综合方法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采用了，并最终创造了奇迹。
这种综合方法简单来说就是结合前线快速变化的形势，国家计委制定季度乃至每月计划，如此一来，在不断向前挺进的苏军背后，重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样精密的重建工作可以一直进行到了紧邻前线的地区，这不但可以加快苏联国民经济的复兴，而且对于速度最快、消耗最小地为前线提供所需的保障，也具有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这是只有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下才可以实现的经济奇迹。
作为对比的是，那些获得了美国援助进行战后重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重建工作比苏联晚了数年才完成。
例如到了1947年末，苏联就已经取消了食品票证供应制度和进行货币改革，商业贸易的高价格被废除，并开始统一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国家零售价格，而在受到战争破坏影响更小的英国，票证供应则一直实行到了1953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经济奇迹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直延续了整个二战后斯大林在世的时期，甚至在斯大林本人逝世后又持续作用了几年。
（当然，赫鲁晓夫将此归功于自己并自吹自擂，但他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成就”最终将自己的谎言击的粉碎）
著名苏联经济史学专家哈宁对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公正评价：
“1950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是苏联经济发展中最为成功的。”
一一Ханин Г. И. Динами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这绝非一句轻飘飘的妄言，而是有着大量的事实作为支撑：

1950至1960年苏联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设初始时期为100计算）
不难看出，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来看，在这十年间苏联的增长速度在六国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日本，且与日本相差不多。
哈宁公正地指出，将苏联与日本对比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苏联到1950年代初时已经完成战后重建，而日本还处在战后重建的最高潮中。
要注意，在战后重建时期，经济发展总是能表现出强劲的动力，因为战后重建是从初始时被战争破坏过的、最低的经济指标开始进行统计发展成果。
因此，如果只拿1950年代前半期的数据来说，那么就会看到，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六国中排第一位，表现出了极其强势的劲头。

1950至1960年间苏联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工业生产发展状况（按初始时期为100计算）
从工业生产发展状况来看，在这十年时间里，苏联在六国中位列第三，仅居于日本和西德之后，超过了美国和英国。
并且哈宁指出，苏联的工业发展指数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这是由于苏联的统计部门没有给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相关数据，而事实上军事工业的发展应该比民用工业更有动力。
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一一实际上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并不比西德低。
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大量的具体证据，例如在1950年苏联的工业用电需求量相当于西德水平的210%，在1960年这一比例又扩大到了249%。
这些都向我们证实了这种说法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值得我们注意。
综上所述，可见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确实动力十足，远超同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面对这样实打实的成就，很多西方学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但他们同时又声称苏联之所以会达到这样的发展动力只是由于粗放型因素，并进一步将苏联的经济成就简单归结到是由于大量补充的劳动力参与了生产。
但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在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100%的同时，整个1950年代，苏联的职工数量仅增长了22%。
这样算来，由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保证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了80%，而在战前那段时间更是只有一半不到。
根据哈宁的计算，在1950年代以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来比较，苏联排在第四位，并且较前三位差距并不大。
需要再次指出，如果考虑到之前提到的苏联的工业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有所低估，那么不能排除苏联在工业领域能够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统计数字，并会高于法国和西德。

无论如何，苏联的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和英国。
不但如此，反映这一时期苏联整体经济状况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财政和价格情况。
1950年代的苏联国家预算中，一直处于收入盈余状态，例如在1950年预算收入为4278亿卢布，而财政支出为4132亿卢布盈余为96亿卢布。
与之相对的，同一时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都是处在赤字的背景下。
由于货币单位不断贬值，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现象，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苦难。
而苏联卢布则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中得到强化，购买力不断提高，这些都是由苏联周期性降低零售价格这在当时从未有过先例的现象所成就的。
自1947年苏联第一次降低零售价格开始，通过国营零售业渠道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价格，在1948年就至少降低了570亿卢布。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数字代表了国家预算的净亏损，这一亏损需要被填补上，而随后得益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大众消费品扩大生产以及生产成本的降低使它确实被苏联政府成功填补了。
因此，这样的降低零售价格对于广大苏联人民而言是净收益。
不止于此，降低通过国营零售业渠道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价格，还能够引发通过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价格的降低。
在1948年，由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销售给居民的大众消费品占全部大众消费品销售总额的33%。
因此降低物价的结果是由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便宜了至少290亿美元。

在这一年，苏联人民从所有零售业部门的降价中节省了大约为860亿卢布的生活开支。
这意味着1947年第一次降低零售价格就显著提高了卢布的购买力，卢布对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得到提高，劳动者的真实收入获得了真正的大幅提升。
这还只是个开始，在1949年3月1日，苏联开始第二次有计划地降低国营零售业售价，当年降价480亿卢布，加上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的售价降价230亿卢布，全年共降价710亿卢布。
从此，1949年至1953年每年的3月或4月，苏联都会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
经过1952年的第五次降低物价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已经降低到1947年的第四季度的一半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第六次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的规模是最大的，它发生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1953年4月1日，但降低物价的具体数额是经过斯大林本人批准的。
在这一次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的过程中，仅国营零售部门的降价就在当年直接给居民带来了530亿卢布的收益。
而在1953年第六次整体降低物价之后，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只有个别商品的价格按照“已形成的工作秩序”继续进行了降价。
尽管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的降低所有消费品零售价格，但得益于斯大林的“遗产”，在大约十年间，苏联的国营零售消费品的价格始终保持在极低的水平。
一直是到1963年，苏联在赫鲁晓夫的改革下发生粮食歉收后，食品价格才开始显著上涨，并再也刹不住车，但这就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与类似商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形成了鲜明对比。
顺带着，也彻底粉碎了某位知友这一套无聊的话术：

1952年，一些食品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价格上涨情况（设1947年为100计算）
总结一下，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徐向前元帅访苏时的1951年，苏联早已走出战争的阴影，并且处在经济激昂发展、民生迅速改善的快速上升期。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政府出于礼节和理想，给远道而来的中国同志们供应些白面包、香烟乃至于饺子等等，难道是很奢侈，很不顾民情的吗？
不能再说下去了，不然恐怕某位知友又要在学术界大展神威，创造些什么“多元化外荏内厉性社会分配”等骇人的“学术概念”来开拓我等的眼界了。

有一位知友给我整乐了。

一边给别人扣“古典派”的帽子，一边照搬陆南泉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这种“二十年前国内学者关于苏联灭亡经验教训的研究”的论调，这波多少沾点抽象了。
我再次强调，斯大林时期苏联降低零售价格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
斯大林经济模式中，在生产领域存在着一套节约机制，这种节约机制不是立刻形成的。
在一五计划期间甚至发生了生产成本提高2.3%的状况，但是到了二五计划期间生产成本降低了10.3％，在三五计划的和平时期生产成本没有发生变化。在四五计划期间生产成本降低了17.0％，在五五计划期间生产成本的降低值达到了有记录的23.3％。
请注意，这奠定了1950年代苏联其他所有成就的根基，正是在上述的这些五年计划中，节约机制被建立起来并开始全力运转。
这个节约机制的秘密就在于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计划和管理中，尽管价值指标从属于自然指标发挥辅助作用，但也不应该完全忽视价值指标的作用。
所有经济运行的结果都凝聚在消费品和服务从生产到最终被消费的全过程中。
经济成果必须掌握在那些参与了创造社会总产品的人们手中，并且只能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唯一能合法获得收入的方法就是参与劳动。
但在斯大林经济模式中，最终产品的销售环节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因此，经济运转的最终结果可以在价格总额下降中得到反映。

这种降低物价正是在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中进行的。
这种通过劳动获得发展成果的方法是高度公平的，因为所有人都要在国营商业、合作类销售机构和集体农庄市场获得消费品，因而这种方法最终会惠及所有参与劳动的社会成员。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方法，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联系。
至于说到中间产品，那么要明确它不是商品，因而也不会有价格。尽管如此，为了对其进行计量，同样要引入价格指数，这种价格指数被称之为成本。
在价格指数帮助下，企业和集体农庄可以评估自己的经营情况，首先是企业运转的大方向，以此来了解：生产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成本降低会证明效率的提高。
在斯大林经济模式中，企业和集体农庄负有降低成本的计划任务，这种降低成本的任务不是指要降低生产成本总额，而是强调每一种产品的成本都要降低。
这是由于如果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总额的话，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转产来生产那些本身就成本低廉的商品、而不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来完成计划规定的降低成本任务。
综上所述，价值指标和自然指标相结合原则是十分清楚明了的。
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强行理解斯大林经济模式下的政策，最后的结论就是荒诞的。
另外，企业和集体农庄同样也可以以此计算自身的中间价值累进结果，称之为盈利或亏损。
这一指数是通过计算接收到的资源的价格和由其生产的、在生产技术链条中分配给下游的中间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值来得出的。
但这种盈利或亏损纯粹是一定条件下的会计结果，盈利不代表着剩余产品会被某些人占有或者被挪作他用，亏损也不意味着企业或集体农庄会破产。
在1952年2月15日，在与苏联经济学专家组的座谈会上，斯大林被问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利润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

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显然是需要盈利的。没有利润盈余我们就不能形成储备、积累，不能保障国防需求，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很明显的，这里存在着为个人劳动和为社会劳动。‘利润’这个词本身是极为肮脏的。最好把它理解成其他含义。
什么含义呢？可以说成是净收入。至于在我国，盈利这个概念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我国没有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没有竞争法则。我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要求，也没有平均利润规律。
但是没有盈利我们就不能发展经济。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最小获利就足够了，有时候它们也可以为了其他企业的获利而在自身不获利的情况下工作。我们会自己分配我们手中的资金。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盈利的企业才能存活。我国则有非常盈利的企业，也有不太盈利的企业，甚至有完全不盈利的企业。在头几年我们的重工业不能提供盈利，之后才开始提供盈利。在头几年重工业企业甚至还需要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这样一来，大多数国营企业的盈利或亏损只是个方向标，通过它可以使人了解某企业是如何运行的，并且据此评价真实的最终累进结果是什么样的。
这一结果也可以称之为剩余产品，将通过商品周转形式销售并满足作为社会生产参与者的公民需要。
顺便指出，预算的主要部分就是由消费品和服务交易中收取的周转税组成的。
例如在1952年，69％的预算收入来自周转税，第二项最大额度的、但相对要少得多的预算收入补充来源是从企业利润中提成。大多数的企业利润以预先算出的价值形式表达，而每家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在每一年的变化都非常大。
（当然，严格地讲，这甚至不是收税，而是提走企业大部分利润，只留下一些供企业用于必需的财政运转）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苏联出版了巴楚林所著的书籍《苏联的利润和周转税》。
在书中明确指出：周转税可以说并非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税。
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包含在社会最终产品价格中的社会净收入，巴楚林建议将它称为全国收入。
这一全国收入事实上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一以周转税形式转入预算和降低零售价格。
在第二种情况下，预期的预算收入下降可以部分地被商品周转的增长所补偿，当然，其中也得益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同样也被提高其他税收和企业利润提成所补偿。但是，过度增加从企业利润中的提取是不安全的，因为企业也需要基本利润以维持自身运转。
这种补充预算的来源应该避免滥用。
这就又可以说回斯大林时期降低零售价格这一点，早在定期降低物价的那些年中，一些苏联经济学家就明确指出，从年度降低物价中节省的总额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最为综合和准确的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不仅按计划实行降低零售价格，还降低批发价格，这刺激了企业和集体农庄减少生产消耗和成本。
企业和集体农庄同样被规定了降低成本的计划任务指标。这是节约机制的第一层要求。
毫无疑问，企业和集体农庄可以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产收益率和降低生产物质消耗来降低成本，而是通过了另一条不增加经济的最终累进结果的道路，例如改变生产范围去生产那些可以不通过特殊的复杂劳动就能生产的产品，以此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