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成为更理性的人：用社会学看透现代社会》（海南出版社，2024年，15章）
文明的含义很简单，就是你的行为举止，特别是你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要符合一个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可的标准和准则。“文明”意味着对冲动性的情绪和攻击性的身体本能的压抑与控制。“文明”对人的要求意味着你不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制度”是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普遍的行为方式，同时这些行为方式被明文规定下来，成为大家需要共同遵从的准则，而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今天的人们对制度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信任，其实这种信任的另一面就是对人的不信任。

不存在绝对完美和绝对完备的制度。因为所有的制度，最终要靠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去执行，因此，一项制度的运行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必须看这个制度是否适合大多数人的情况，也要看在制度中的人的心态和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相信制度，因为制度是刚性的，制度是客观的，制度是没有人情味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也越来越不相信人心，因为人心不可测。但是，制度终究脱离不了人，制度的设计、运行都要依靠人。简单来说，一个制度出发点再好，也不能保证它在执行中不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

制度的运行情况永远是和制度中的各个环节所涉及的人有关系的。制度的设计者、制度的执行环节的各个执行者以及被制度管束或者说制度起作用的人的状况，其实共同决定着制度能不能起到它本来所期待的效果。

制度无法穷尽和规定人类行为的所有可能性。尽管人类具有普遍性属性，但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乃至无法穷尽的行动选择。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反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制度面前也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情形下面对同一个制度都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

正是因为无法穷尽人类的所有行动选择，制度才应该在明确一些大的框架和底线原则的同时，留出一些弹性空间，给制度中的人在面对一些特殊情况时，留出自由裁量权。

堀内进之介《这就是社会学》（广东经济出版社，2021年）
马克斯·韦伯认为，要解释说明社会现象，不能只停留于表面的因果关系，必须要弄清楚行为者的行为意义和动机。韦伯将带有主观意识的动作称为行为、与他人建立相互联系的行为称为社会行为，将个人行为的意义和动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德国社会学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研究社会（集体）时，主张至少得有三人，即构成“三者关系”才可能形成社会学问题。在三者关系中产生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从这里开始，集体就以不同于个人的概念出现。例如，当自己的意见与其他二人的意见不同时，自己就会产生“大家都是这样说的，那也没办法”的从众心理。

“朋友”和“家人”是很容易理解我们的集体，不过我们周围也存在其他的集体。作为区分，我们把怀有一体感和依恋感的集体称为“内群体”。人们认为内群体就是自己的伙伴，较多的内群体都是自然形成的。我们可以将内群体概括为“自家人”。

“自家人”暗含着与“生人”的差异。“自家人”是指与自己亲密的人，“生人”是指被提到的他人、有违和感的人、应该提防的人。像这样，被认作是“生人”，被认为不是“自家人”，且无法用“我们”涵盖的群体，被称为“外群体”。

斐迪南·滕尼斯将不再是共同体的社会称为“利益社会”。他将利益社会视为人们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形成的机械结合体。大城市是无数人追逐利益的产物，是利益社会的典型代表。

与利益社会相对，人类通过与生俱来的自然意志进行结合，从而形成的有机共同社会被称为“共同体”。根据滕尼斯的理论，在共同体中，无论如何分离，人们本质上还是存在结合关系，个体性融入共同性。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人格上的融合、留恋、信赖来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样的社会便是共同体。

在共同体中能够列举出如下的典型例子：能够产生共情心理的家族及民族；拥有共同的习惯和传统的村落及地方自治体；拥有共同的美德和信仰的中世纪城市及教会等。滕尼斯将这些分别称为“血缘”共同社会、“地域”共同社会、“精神”共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