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上热门的群体之一是“永乐大典”粉，该群体以“将万物归于《永乐大典》”的奇特史观而迅速出圈出位，新浪微博超级话题#永乐大典#下的讨论内容达数千万之多，与之相关的#西方伪史#等话题也热度很高，在这些话题之下，活跃着数以十万计的粉丝，不断发布着诸如“工业革命全靠抄袭永乐大典”“西方科技史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后世杜撰希腊罗马史”“永乐大典引爆西方文明”。粉丝高达15万的某大V甚至信誓旦旦地说：
“1800年前，（西方）连字典都没有，1860年火烧圆明园抢了中国科学典籍之后，西方科学就大爆发。你相信1869年门捷列夫做梦梦见元素周期表吗？事实上是英法抢了那么多的中国科学典籍，仅凭这两个国家的力量，根本无法翻译消化，所以就集整个欧洲之力进行翻译消化。”
尽管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之中，有一些是本着戏谑态度在恶搞的“乐子”，但他们戏谑的对象，正是那些真诚相信这些“暴论”的“永乐大典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些虔诚而狂热的粉丝，聚集在这些远超常识与理性，甚至带有些许反义务教育性质的荒唐观点之下的呢？

“伪史论”不是“古史辨伪”的民间版本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在历史文献和传世文物中普遍存在着人为造假的现象，古人造假的原因五花八门，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古人扭曲、编造文献和捏造文物的行为都是一个十足“当代性”的举动，其并不会考虑这些“作品”在千百年后会成为历史本身的一部分，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惑和麻烦。因此，运用多源史料交叉引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的方法，对这些伪造的历史文献和传世文物进行系统的“辨伪”，就成了历代史官和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
20世纪20年代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逐渐成型后，“古史辨伪”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流派。顾颉刚曾经自述，“古史辨”之兴起乃是多种因素的汇合，是古与今、中与外交融的学术结晶，即怀疑的精神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上承历代学者甄别史料、去伪存真的学术传统，下接“五四”以来，启蒙祛昧、疑古崇新的革命精神。

顾氏开启的“古史辨”诞生于20世纪初这样一个国家危机重重，文明衰微不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在学术上带有一定激进的色彩，同时受制于当时的考古学水平，使得“古史辨”存在着一系列为学界所诟病的问题，比如在甄别过程中对汉文文献的过分苛刻、有意无意地过度贬低中华文明、滥用“默论证伪法”、经常性地将假设作为结论进行循环论证，以至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有人甚至批评“古史辨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面”。
尽管如此，“古史辨伪”在学术上仍有其可贵的一面，因此也延续至今，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今网络上流行的“伪史论派”仅从字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这一学派有些联系，实际上则毫无关联。从构成上来看，“古史辨伪”学派的成员主要是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方法上来看，主要进行的是学术研究。从研究目的来看，其主旨在于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构建相对可靠的史料文献研究基础。
而“伪史论”者则完全不同，他们主要由教育背景参差不齐的普通网民组成，他们的“研究方法”（如果说有的话）主要是进行网络论战，因为既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又未经学术训练，因此他们的观点往往流于无限发散的臆想，带有非常鲜明的“受害者心态”的阴谋论色彩。从目的上来说，“伪史论”的目标在于从根本上否认西方文明的起源。

“伪史论”是一记阴谋论回旋镖
按照西方伪史论的逻辑，西方文明不需要经历正常文明形态漫长而曲折的演化过程，而是以无知的蠕蠕状态碌碌无为地历经千年之后，在距今三四百年的时候突然经人点化，然后迅速爆发式崛起，短时间内控制了世界的主导权。然后有组织地、系统性地伪造了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的文献、文物和历史遗迹，以掩盖自己“文明强盗”和“科技暴发户”的本质。
一种低等生物经神明选中并点化，经过爆发式的崛起，拥有了与之出身天差地别的文明形态，在西方人创作的科幻和游戏里经常看到这种桥段，这不是亚伯拉罕宗教“神选之民”的概念又是什么？在这套逻辑中，神是“所指”，“永乐大典”是“能指”，所指只有一个，能指有很多很多，神可以是上帝佛祖，也可以是永乐大典。至于西方人是如何获得了永乐大典的“点化”，则主要有“偷盗说”和“抢掠说”两种解释。

然而伪史论者始终无法很好解释的是，作为“神启之书”《永乐大典》的作者，文明程度高得多的古代中国为何会成为“低等生物”偷盗和抢掠的对象？为何“低等生物”在偷盗和抢掠了《永乐大典》之后引发的那种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本来就拥有这部类书的古代中国？
因此，“西方伪史论”本质是一记阴谋论的回旋镖，其逻辑演绎的终点必然是“五百年下树猴子吊打五千年龙的传人”，因此就像抗日神剧根本无法打击日本军国主义一样，“西方伪史论”也不能真正对西方中心论造成打击。它的作用就和地平论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一样，就是为那些心智水平较低的个体，在其碌碌无为的生命中，提供一个显示自己高明过人的假象。

“西方伪史论”虽然带着西方俩字，似乎攻击的对象也是西方，但根源上是对自身文明形态和传统文化的极度无知，比如，某伪史论者在网上宣扬“埃及金字塔造假论”的依据是“没有金属工具无法切割石头”，结果网友贴上了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俑，指出古代中国人在没有足够硬度金属工具的情况下，仍能巧妙地切割和加工莫氏硬度高达6度以上的和田玉。再比如，有网友为戏弄伪史论者，在某问答平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质疑古埃及文明？”的问题下发布了一组距今八千年、带有原装木柄的出土工具，果然引来了伪史论者的群嘲，帖主“钓鱼”成功后才告诉得意洋洋的伪史论者，这实际上是浙江宁波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中国国文物。
因此，“伪史论”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对西方文明的无知，而是在于对自身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无知，正如跟原始人说云层摩擦放电他满腹狐疑，跟他说雷公电母作法他秒懂，这是一种经典的低级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惊人的无知，使他们走入了“如果无法理解，果断天降神明，原地逻辑自洽”的一神教死胡同，正所谓“既卑且亢”，本质上是一种更隐晦也更荒谬的崇洋媚外论。

反智主义的赛博狂欢
为何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向下覆盖，反而造就了这样一个网络群体？
究其根本，互联网时代的言论弥散性导致了传统话语权的权威性消解，一方面发言的权力到了千千万万的网民手里，另一方面也为谣言和阴谋论插上了翅膀，让阴谋论得以精准地筛选受众，阴谋论者渴求更多的信息，但又要将信息压缩到他可以信赖的程度，于是他依赖于更单一的渠道和更少量的信息，更容易依赖群体的非理性共鸣而非自身的思考来实现自我界定，从而因为信息爆炸而滑入客体知觉化的建构当中。

换而言之，当代的阴谋论者坐拥互联网的信息海洋，但从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上来说，并不比依靠街头巷尾流言的中世纪同类更高明，在他们遇到足以摧毁阴谋论的证据比如各种基于科学、事实和逻辑辟谣时，为了不使自己陷入逻辑不能自洽的境地，他们会自动启动一种“信息熔断”机制，即选择只接受和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而自动屏蔽可能使自身认知陷入冲突的信息，成为精准筛选出来的“铁粉”。
这也是为什么谣言和辟谣声明的传播量往往不在一个数量级的原因，这使得阴谋论者们并不比中世纪更难愚弄。

相当黑色幽默的是，“伪史论者”选择进行阴谋论幻想的领域恰恰是历史，他们恐怕并不知道英剧《是！大臣》里那句著名的台词：
History is the triumph of the heartless over the mindless（历史就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

克洛维征服高卢以后，并没有完全放弃罗马法。他留用“西阿格里王国”法庭旧的法务人员，他们在宫廷、伯爵、教会法庭以及王亲国威的家族中处理法兰克上层的法律事务。因为他们熟谙罗马法，能够回答法律问题，按照程式起草遗嘱和婚约，使用法律证书办理释放奴隶，对修道院赠予特权，出卖或抵押土地，或把土地授予王家仆人。在中高卢和南高卢，罗马法仍有一定影响。在教会法庭，主教在处理教士的诉讼和辩护案件时，更主要地是依靠罗马法。在北高卢，法兰克居民较多，所以主要流行法兰克人的常用的法典。

《萨利克法典》是海滨法兰克人的一部常用法典，约编于克洛维统王朝治末年507-511年之间。后来对法典的条文又作一些增补。《萨利克法典》外表上仍受罗马的影响，用拉丁文写成条文中的罚金仍是以罗马货币单位索里达计算。
从《萨利克法典》的内容来看，农业已是法兰克人主要的经济来源，畜牧业也很重要，果艺、园艺、葡萄种植业都很发达。生产技术有所改进，原来法兰克人的休耕制已被二圃制所取代，有些地方还实行三圃制。此外，法兰克人还学会了使用铁犁铧、铁镰刀、鹤嘴锄、水磨等生产工具，掌握了施肥、除草和多次翻耕等先进的耕作方法。

这时候法兰克人的公社是玛克公社。玛克公社中占多数的是自由的公社农民，也就是“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在玛克公社内，绝大部分土地还是公有的。森林、池沼、河流、荒地等是公社的集体财产。耕地已不再重新分配，归公社成员世袭使用。俱是农民死后如无男嗣，仍须归还给公社。女系没有权利继承土地，只有宅旁土地归公社成员私自。因此玛克公社处于是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

玛克公社是一种邻里公社，虽然村内绝大部分居民仍保持着氏族关系，但是村里已经有氏族外的移民居住。《萨利克法典》中关于迁移”一条内，规定外来移民迁入村内须得全村成员的同意；若有一人反对，即不得迁入。住满十二个月而没有提出异议者，才有永久的居住权。氏族残余势力仍很固，公社成员有对其亲族支付偿命金的义务。但是氏族关系已处于瓦解状态。《萨利克法典》“关于脱离氏族关系”的条文，表明有些富裕的公社成员宁可放弃对亲族的继承权，也不愿负担支付亲族偿命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