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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老年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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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美国有 400 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她说:“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办法,让我们在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不要那么痛苦,不要那么惊慌失措,不要受那么多的罪。”
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尊严死。“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2006 年,罗点点试图借助网络舆论的传播,推广“生前遗嘱”和“尊严死”。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预嘱,万一将来到了生命末期、没有恢复期望时,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她给网站取名为“选择与尊严”。


IP属地:重庆来自iPhone客户端16楼2024-11-27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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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2011 年的 11 月 23 日,一篇名为《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辩论。作者是一名医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
    文章很简单,肯·穆尤睿回忆说,就在几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得了胰腺癌。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高手,不但医术精湛,还发明过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 5 年内存活率,从 5% 增加到 15% ,即:提高 3 倍!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伤害,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却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查理把时间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
    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几个月以后,查理在自己的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
    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医生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常常选择了痛苦而昂贵的抢救,徒劳地试图延续亲人将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丰富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美国医生们,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不是延长生命!
    真是太震撼了!


    IP属地:重庆来自iPhone客户端17楼2024-11-27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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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经济学人发布的《 2015 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指出: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 71。
      什么是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是因为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上世纪 70 年代,缓和医学在英国成为一门医学专科。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世卫组织提出的“缓和医疗”原则有三:
      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缓和医疗既不让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议他们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更不容许他们假“安乐”之名自杀,而是要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宁静和有尊严。


      IP属地:重庆来自iPhone客户端18楼2024-11-2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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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刘端祺:死亡就像一面镜子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在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
        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
        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尤其是前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味,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刘端祺记得有一位病人在博客里写道:“虽然医生天天加班,手机一刻也不敢关机,是很累,但你们不能理解我们生命被延长后的苦衷。能不能放下你们冰冷的刀剪,放弃你们职业性的套话,人性化一点,释放一点亲切和温馨,问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比如,过问一下我的痛和苦、我的妻和母、我的生和死……”
        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IP属地:重庆来自iPhone客户端19楼2024-11-2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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