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波
近日，偶然从网络上翻阅到董波老师写的《挑灯夜话》之曲周记事篇，文中生动描绘了解放前的曲周大桥头有船靠了岸，便有招揽装卸工的妇人，走街串巷地喊着“扛家、扛家”，苦力们听到这声音便知有了活计，匆匆地从各自家中跑出来，涌向码头的场景，准备一天的劳作，这些被称为“扛家”的人们，即为我们所熟知的搬运工人的前身，他们的身影与故事，构成了曲周县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曲周县位于冀南东部平原，城区紧依滏阳河。这条河流上游连通邯磁山区，盛产煤炭与瓷器，下游则汇入海河，直通天津卫。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曲周是滏阳河航运的重要节点之一，享有交通衢口的美誉。平汉铁路尚未通车的年代，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水陆交汇、商贾云集的繁华码头。滏河码头，位于滏阳河大桥头南北两侧，大桥在以前叫做济川桥，南侧还有一桥叫做便济桥，两桥相距不过几十米，这在滏阳河上实属罕见，也见证了曲周昔日的辉煌与繁荣。史料记载，曲周的商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县城东门外的东关商铺区，而粮食、煤炭、陶瓷大宗货物则集中在河东岸的河东村。每逢集日或庙会，两座桥头人声鼎沸，四乡百姓纷至沓来，热闹非凡，一片繁荣景象。
由于曲周县城附近的村庄相对密集，人口众多，而耕地却稀少且贫瘠，因此，滏阳河附近的许多家庭，世代以装卸搬运为生。他们肩扛手提，担挑车推，历经风雨，饱尝艰辛，用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这些“扛家”们，用他们的汗水和辛劳，书写者曲周搬运工人的历史篇章。早期的搬运装卸工作毫无组织可言，“扛家”们全靠自发劳作，生活毫无保障。货少时无人问津，货多时又常被“把头”把持，为了争夺装卸活计，经常发生械斗。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和不易。然而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于解放区连成了片，民间经济开始复苏，滏阳河船运也变得繁忙起来。为了避免械斗的发生，“扛活”搬运装卸工们经过多次协商，搬运装卸的“小脚行”应运而生。“脚行”地点设在河东北亭街南头的“议和馆”。虽然有了组织，但人员并不固定，收入依然没有保障。许多穷人想干而干不了，即使参加了工钱也常被克扣，河道管理方面也混乱不堪，船只拥堵现象十分严重。船只经常从大桥头一直排到南桥口村，尽管工人们拼尽全力，一天也卸不完几十条船。货主船工颇有微词，“扛家”的装卸工更是有苦难言，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前夕。全国解放后，曲周县委、县政府工作重点由对敌斗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来。为了加强对水上运输和搬运装卸的领导，促进曲周经济的发展。在县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搬运装卸工会很快建立起来。起初，苦力们没人敢脱离“脚行”，怕得罪把头们丢了饭碗。后经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发动，逐渐有人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曲周县搬运工会在河东村前街正式成立。这些曾经被人看不起的“扛家”苦力，在新社会成为了光荣的搬运工人。他们欢欣鼓舞，干劲十足，各项工作也逐步转入正轨。在分配方式上，工钱也进行了改革，由每天分钱改为每周分钱，后又改为半月分一次钱。然而，这时的搬运收入都是分光吃净，没有积累。（网络图片）后来工人们开始实行劳动竞赛和公共积累。经过积累工会购置了皮带机、胶轮车、排子车等设备，还盖起了房屋、购买了牲口。这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装卸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限于装卸船只和马车、汽车，还扩展到包括粮食、百货等国营工商业的物资。县城之内凡需装运搬卸的各种货物，几乎都由工会包了下来。后来，侯村、安寨、河南疃、槐桥等乡镇也相继成立了搬运工会组织，赢得了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好评。搬运工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但给曲周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积累了大量的固定资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的发展，曲周的搬运工会作为计划经济中的产物，逐渐显露出其不适应性。加之人员年龄结构的老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搬运工会最终停办。这些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搬运工人们，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重。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建设者。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成为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近日，偶然从网络上翻阅到董波老师写的《挑灯夜话》之曲周记事篇，文中生动描绘了解放前的曲周大桥头有船靠了岸，便有招揽装卸工的妇人，走街串巷地喊着“扛家、扛家”，苦力们听到这声音便知有了活计，匆匆地从各自家中跑出来，涌向码头的场景，准备一天的劳作，这些被称为“扛家”的人们，即为我们所熟知的搬运工人的前身，他们的身影与故事，构成了曲周县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曲周县位于冀南东部平原，城区紧依滏阳河。这条河流上游连通邯磁山区，盛产煤炭与瓷器，下游则汇入海河，直通天津卫。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曲周是滏阳河航运的重要节点之一，享有交通衢口的美誉。平汉铁路尚未通车的年代，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水陆交汇、商贾云集的繁华码头。滏河码头，位于滏阳河大桥头南北两侧，大桥在以前叫做济川桥，南侧还有一桥叫做便济桥，两桥相距不过几十米，这在滏阳河上实属罕见，也见证了曲周昔日的辉煌与繁荣。史料记载，曲周的商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县城东门外的东关商铺区，而粮食、煤炭、陶瓷大宗货物则集中在河东岸的河东村。每逢集日或庙会，两座桥头人声鼎沸，四乡百姓纷至沓来，热闹非凡，一片繁荣景象。
由于曲周县城附近的村庄相对密集，人口众多，而耕地却稀少且贫瘠，因此，滏阳河附近的许多家庭，世代以装卸搬运为生。他们肩扛手提，担挑车推，历经风雨，饱尝艰辛，用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这些“扛家”们，用他们的汗水和辛劳，书写者曲周搬运工人的历史篇章。早期的搬运装卸工作毫无组织可言，“扛家”们全靠自发劳作，生活毫无保障。货少时无人问津，货多时又常被“把头”把持，为了争夺装卸活计，经常发生械斗。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和不易。然而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于解放区连成了片，民间经济开始复苏，滏阳河船运也变得繁忙起来。为了避免械斗的发生，“扛活”搬运装卸工们经过多次协商，搬运装卸的“小脚行”应运而生。“脚行”地点设在河东北亭街南头的“议和馆”。虽然有了组织，但人员并不固定，收入依然没有保障。许多穷人想干而干不了，即使参加了工钱也常被克扣，河道管理方面也混乱不堪，船只拥堵现象十分严重。船只经常从大桥头一直排到南桥口村，尽管工人们拼尽全力，一天也卸不完几十条船。货主船工颇有微词，“扛家”的装卸工更是有苦难言，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前夕。全国解放后，曲周县委、县政府工作重点由对敌斗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上来。为了加强对水上运输和搬运装卸的领导，促进曲周经济的发展。在县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搬运装卸工会很快建立起来。起初，苦力们没人敢脱离“脚行”，怕得罪把头们丢了饭碗。后经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发动，逐渐有人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曲周县搬运工会在河东村前街正式成立。这些曾经被人看不起的“扛家”苦力，在新社会成为了光荣的搬运工人。他们欢欣鼓舞，干劲十足，各项工作也逐步转入正轨。在分配方式上，工钱也进行了改革，由每天分钱改为每周分钱，后又改为半月分一次钱。然而，这时的搬运收入都是分光吃净，没有积累。（网络图片）后来工人们开始实行劳动竞赛和公共积累。经过积累工会购置了皮带机、胶轮车、排子车等设备，还盖起了房屋、购买了牲口。这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装卸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限于装卸船只和马车、汽车，还扩展到包括粮食、百货等国营工商业的物资。县城之内凡需装运搬卸的各种货物，几乎都由工会包了下来。后来，侯村、安寨、河南疃、槐桥等乡镇也相继成立了搬运工会组织，赢得了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好评。搬运工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但给曲周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积累了大量的固定资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的发展，曲周的搬运工会作为计划经济中的产物，逐渐显露出其不适应性。加之人员年龄结构的老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搬运工会最终停办。这些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搬运工人们，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重。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建设者。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成为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