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1076），张载在隐居横渠七年后，又受到秦凤路主帅吕大防的举荐：会秦凤帅吕公荐之曰：“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诏从之。（《横渠先生行状》）在吕大防看来，张载的学问，善于效法、推陈圣人的心意，他提出的主张有助于朝廷恢复古制，建成理想社会，所以向朝廷举荐张载。

当时被誉为“关中三杰”之一的武功主簿张山甫，曾邀请张载讲学于咸阳武功绿野亭。崇文院校书范育，也曾向朝廷举荐张载，后来还成为他门下的弟子。中进士前，张载还曾受邀于京师大相国寺坐虎皮，讲《周易》。

程颢、程颐兄弟，是张载的表侄。表侄是指姑母、舅父的孙子，即姑表兄弟、舅表兄弟的儿子。司马光不仅作《论谥书》与程颢讨论张载身后事，而且作《又哀横渠诗》，回顾张载的一生并赞美其人格。

张载一生为学，以教化世人、躬行实践、经世致用为主旨，不大重视著述。只是到了人生晚年，感到将不久于人世，才将以前所立之言中精粹者，集为一书，名曰《正蒙》。这是张载生前唯一的一部著述，也是张载思想的精华所在。张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学说，主要集中在这部著作中。

横渠是宝鸡市眉县下辖的一个镇。横渠镇是宝鸡市的东大门，南靠秦岭，北临渭河。张载在此创办了横渠书院，并创立了关学，号称“横渠先生”。张载祠及张载墓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蒙》完成于张载退隐横渠期间，其完成时间在熙宁九年（1076），也就是张载去世前一年。但《正蒙》完成后并未示人，其门下弟子也所知甚少，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后来，张载的门人苏昞向张载请示，才仿效《论语》《孟子》的体例，将该著作划分为十七篇。后世的学者，也大多是通过此著作了解张载之学的。

《正蒙》中最出名的两篇是《西铭》和《东铭》。《西铭》原名《订顽》，《东铭》原名《砭愚》，原被张载贴在书堂左右的户牖上，以时时警励自己、教导子弟。程颐以为这样的名字容易起争端，所以改为《西铭》《东铭》。

元祐四年（1089），在张载去世12年后，其门下弟子张舜民向朝廷进《乞追赠张载奏》，要求朝廷抚恤张载生计困难、流离失所的后代。文天祥将张载与韩愈相比，认为他“德成道尊，卓然为一世师表”。另外，文天祥还将张载《西铭》中的思想写成诗赠送给友人，说他“后来得《西铭》，精蕴发洙泗”，认为《西铭》阐发了孔子思想的精蕴。

被康熙帝誉为“操守为天下第一”的清朝大臣、理学家张伯行（1651-1725）说：“（张载）其学当时盛传于关中……自成一家之言。”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师载”，即喻其当以张载为师之意。

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中华历史伟人中精选出32位先贤，以作为子孙治学做人的楷模，其在理学方面只提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和张载。

张载将所学落实于自身修养与道德实践中，落实于社会实践中。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张载在为政十二年间处处以身作则，时时以“敦本善俗为先”，亦体现在张载在隐居之后，仍然以礼为教，并将自己以礼为教的思想付诸实践。
当时的丧葬、祭祀没有规程法度，张载家接连有人去世，张载置办丧服皆依礼而行，家祭则根据四时变化献以不同的供品，极尽虔诚之意。当地的人们听说后，开始或怀疑或嘲笑，最终皆信服而遵从张载所定之礼。故而当时关中一带丧祭行古礼者甚众，这都是因为张载倡导的缘故。

张载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家里的幼童，张载一定让他们洒水扫地、应答召唤、侍奉尊长；没有出嫁的女子，张载一定让她们亲自参与祭祀，奉献祭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家人养成谦逊孝悌的良好习惯，以成就他们的品德。

对于王安石着眼于财政经济而不顾道德人心、急于求成的改革措施，张载颇有微词：“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吾辈治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此仆所以未置怀于学者也。（《语录中》）”
儒学不明已经一千五百年，王安石做丞相，将其中的道理写在了书上，我们用圣贤的道理来修养自身，圣人所说的道理，大约在当今可以实现了吧！然而就当今朝廷推行的变法来看，可见他过于急迫而内心劳累，政令烦琐而弊端丛出，这正是我所担忧的。可见，张载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对不从道德入手而仅仅注重经济变革、不循序渐进而操之过急的变法持不同的态度。

张载一有空闲，就和朋友们书信来往，探讨义理，进一步深化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张载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和对社会的关怀是统一的，他坚信只有儒家价值观念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问题。

张载的志向虽不能施行于当世，但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推行自己的理想。他在文章中剖明心迹：我的政治主张不能在朝廷推行，何妨于我在学生中推行，何妨于我在家乡推行，又何妨于我在家庭中推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