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辩论是由李天骥策动的
　　其实，这场大辩论幕后发动者是李天骥。文革初期，李天骥等人积极造反、批判顾留馨为“三家村分店”“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并打电话对上海市体委发出警告：“北京体育报将率先点名批判顾留馨，上海落后了”。上海体委杜前回忆说：“北京揪出张青季，广东揪出陈xx，上海体委系统还没揪出头头来，顾是当权派，又是学术权威，要揪。”还说：“北京说顾是上海的人，上海走慢了，你们上海报上不点名，‘体育报’先点了，你们就被动了。”
　　1967年4月30日，阎海披露：“《体育报》曾开展缠丝劲的讨论，其第一篇文章(徐致一等的文章)即针对顾(留馨)的，是国家体委武术处转给《体育报》的，当时的责任编辑认为这是武术处送来的文章，不能不发。但现在去问武术处毛伯浩，他说不知道;问李天骥，说是他经手送去的”。
　　李天骥为了批判顾留馨，他越过科长毛伯浩，盗用武术科的名义发动的辩论。而《体育报》编辑，误将李天骥的言行当“圣旨”，以为是体委武术科的意见而照办。后来事态扩大，将整个国家体委也卷了进去，波及全国、震惊海内外。因此，关于太极拳缠丝劲大辩论，如果在武术史上有什么“丰功伟绩”的话，这“功劳”应归于李天骥。

　　二、李天骥发动大辩论是泄私愤
　　可以说，李天骥(在武术科)的后半生，是同顾留馨作斗争的后半生，他一直盯着顾留馨，只要顾留馨编著出版一本书，他都有流言蜚语。李天骥与顾留馨结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结怨原因之一，早在李天骥编《简化太极拳》时，上海一些老武术家，指出李天骥的(照相)动作“牵扯、紧张、别扭”，有许多“不当之处”。人大常务赵寿山、中央书记处李雪峰，甘肃省副省长韩练成，上将李达等同志，来沪时也谈到24式简化太极拳套路有缺点、有副作用，他们宁可练习(传统)老套路，不愿学24式。提出：“太极拳改得不像样了!” “这样下去，杨澄甫的东西要没有了!”他们希望顾留馨能向武术科反映。顾留馨很认真，他把大家提出的意见一一归纳起来，反映给武术科，并提出修改的意见。1961年6月6日，毛科长反馈说，顾留馨提的六条意见很好，但李天骥急得哭了出来，并撂担子说：“我今后专搞形意拳，不搞太极拳了”。
　　结怨原因二，1959年全运会武术赛准备期间，李天骥闹宗派、背后搞挑拨离间，破坏了与来自各地裁判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引起了公愤。意见反映到国家体委，引起体委领导的重视。于是体委柏坪司长就委托顾留馨，主持召开生活会批评李天骥。参加会议有上海王菊蓉、蔡龙云，辽宁王子章，山西陈盛甫，北京体院学员等十余人。会上摆事实讲道理，对李天骥进行了帮助。会上李天骥对背后挑拨离间的事实，无法狡辩，几次痛哭。会议开了三个半天，澄清了事实真相，李天骥也作了检查。会议记录全部交给柏司长，上报给国家体委党组。但为这件事李天骥对顾留馨怀恨在心。
　　原因三，1957年9月，国家体委曾委托上海体委组织力量编写《杨式太极拳》，作为10月间开办各省市体育教员武术训练班的教材。体委指定顾留馨主持这项工作，参加编写的老师有(王子平)，褚桂亭、田兆麟、吴云倬、张玉、傅钟文、叶大密，抄写张海东，绘图周元龙。书稿将完时李天骥来到上海，他提出杨式太极拳的动作要跟24式简化太极拳衔接，要把杨式某些动作改成他的动作。这种随意篡改杨式太极拳的要求，引起上海的老师们不满。《杨式太极拳》原稿由李天骥带交北京后，李天骥竟然剽窃、篡改了上海武术家的成果，并以《太极拳运动之二》(又称88式)出版。因此引起上海褚桂亭、张玉等好几位武术家的气愤。1958年10月3日，顾留馨在北京向毛科长反映此事，并写向国家体委党组汇报。1959年2月26日，毛伯浩也批评了李天骥作法不光彩，说用李家拳修改杨家拳是倒退。后来，经领导批评，李天骥才不得不寄给上海市体委300元，作为赔偿上海编写者的稿酬。这事他记恨顾留馨。
　　195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记者李厚成向顾留馨约稿。顾先生写出了十二篇介绍太极拳的文章，于1958年6月1日起，陆续在《文汇报》“体育场”栏目中发表。文章考证源流、介绍要领、总结经验、指导练法，深得读者欢迎，也得到国家体委武术科的肯定与好评。上海出版社请顾留馨整理出版。1961年11月，顾留馨整理撰写的《简化太极拳(附详图)》出版。12月12日，毛伯浩听到李天骥对此书名有意见，于是写信告诉顾，建议更改书名。于是顾留馨请上海出版社更改书名，改用《怎样练习太极拳》，但出版社朱学儒答复：“经研究，武术科仅有‘简太’挂图及‘太极拳运动’，并未有‘简太’单行本，书名不雷同，可以不改”。1962年9月，出版社应读者需要，加印3.2万册。1963年6月19日，毛伯浩来沪说：“李天骥反映仍强烈，以后还是把书名改一下，缓和矛盾”。毛又说：“李天骥要不虚心，不接受各方意见，拒绝修改简化太极拳中某些不正确的动作，企图推广李家拳，这是不对的。他要想成为李家拳。将简太动作来改杨式是倒退”。毛科长询及1959年全运会批判李天骥的记录在哪里?实际上挑明了李天骥反对顾留馨的矛盾起因。毛科长表态：书“只要原则性问题不出错就可以，这事就没有问题了，算解决了”。
　　1963年10月，出版社第三版又印了2. 3万册，书名已改为《怎样练习太极拳》。毛科长又来上海，说李天骥仍不罢休，挑动一些人写人民来信，攻击书中谈到太极拳起源于陈氏是不适当，缠丝劲是陈式的，以及诬蔑“抄袭”等等，李天骥仍扬言要告到中宣部去，禁止此书发行。毛科长劝说：考虑李的情绪“以后是不是把简太停版算了”。1964年12月11日，顾留馨就复信出版社：“关于练习简化太极拳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对推广简化太极拳和提高学习者的兴趣，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问题在原编拳者对此书出版后，大有意见，1961年冬以来，为此影响了武术工作上的关系，甚至演变为无原则的纠纷，我考虑为了解决矛盾所在，建议您社停止再版此书”。

　　不料顾留馨又出版了《太极拳研究》，这又气坏李天骥。李天骥攻击顾留馨在破坏武术革命化，宣扬封建落后的文化，繁化武术，于是，他挑出“缠丝劲”，请徐致一写批判文章;又叫李经梧攻击顾留馨在“繁化”太极拳。李说：“简化太极拳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普及和推广太极拳运动，……才产生了简化太极拳。……如果把此拳繁化，加上运动量大的缠丝劲，很可能失去作为医疗保健体育的作用”。
　　李天骥随意禁止武术书出版的行为，对中国武术造成恶劣的影响。

　　三、徐致一为何听从李天骥?
　　顾留馨年轻时曾跟徐致一学过吴式太极拳，因此，顾留馨一直尊称徐致一为老师。顾留馨曾经为编写“五式太极拳”，专程拜访徐老师听取意见，并尊称他“徐老”(日记上也写“徐老”)。顾留馨也曾邀请徐致一到上海体育宫作吴式太极拳的专场表演。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徐先生不可能在报上搞突然袭击，他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完全可以私下讨论。这次在《体育报》上突然袭击，是受外来因素挑拨，因为徐老对顾留馨有过两次误会，心存芥蒂，因而能被李天骥当枪使。
　　徐对顾误会之一， 1950年6月，顾留馨被任命为黄浦区的第一任区长。然而艰辛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上级考虑到运动的需要和顾留馨健康状况，同意他靠边“养病休息”。为医治严重的神经衰弱，他重新练起了武术，与王子平、徐致一、徐哲东、吴云倬、傅钟文等武术家有较多的来往，也参加了上海市精武会的一些活动。
　　上海市精武联谊会是一个群众团体。联谊会的负责人是徐致一、陈绪良、洪炳荣、朱廉湘等人。当年，因联谊会内人际关系紧张，长年积累的矛盾没人去疏导。导致1955年年末，联谊会内发生了一场风波，有些人提出要改组领导班子，并发起签名邀请顾留馨来协调矛盾。而徐致一、陈绪良则认为洪炳荣等人串通顾留馨来搞“逼宫”的，因而对顾留馨很大的不满。风波一起顾留馨立即向自己党组织汇报。又在12月30日写分别信给徐致一、陈绪良，以及洪炳荣等人说明原由。1958年4月28日，徐致一当面向顾留馨承认是误会了。
　　徐对顾误会之二，1958年5月，顾留馨正式在体育宫上任后，体委让他筹备上海市武术协会。但通过反右运动，体委对武协组成人员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1958年5月9日，体委整风报告时说，“郭副主任希武协中注意骨干分子，左派掌握领导权，不能让步”。“郭希我抓武协，老师有历史问题的可放到区教授”。11月6日，顾留馨再次将包括徐致一在内的“武协委员名单、地址呈报张振亚副主任”，仍未获批准。12月23日，又“写武协名单补充意见，但据市体委组织部门审查，蔡、卢、禇、徐因系第三、第四类历史问题不能列为武协委员”。屡次上报都遭否决，筹备武协工作使顾留馨遇到了难题，像徐致一因过去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排除在武术协会之外，这对徐致一是巨大的打击。徐致一认为是顾在搞打击报复，是顾将他排除在武协之外。因而徐致一对顾留馨心生怨意。后来他在北京与李天骥等几位政历问题上同样有污点的“三朝元老”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甘愿充当大辩论的马前卒。

　　四，缠丝劲引发了对技击的关注
　　徐致一向顾留馨发难的是武术的技术问题，他否定缠丝劲、抽丝劲以及螺旋劲，他认为缠丝劲、抽丝劲或是陈式特有，杨式太极拳以及他习练的吴式都是没有的。因此，他批评顾留馨讲太极拳特点时，介绍缠丝劲是错误的。
　　徐致一以为他才是太极拳的权威，他认为太极拳的主要特点只是“一柔到底”。当然他的经验宝贵，但并不能代表太极拳的全部。即使的他练的吴式太极拳，当初就有“筋、骨、皮”之说，所以，徐先生犹如“瞎子摸象”，他也只是摸到太极拳的皮毛，他以“皮毛”去否定其它部分的存在，难免会闹笑话。
　　徐致一认为杨式太极拳没有缠丝劲和抽丝劲，事实上杨式太极拳也有缠、绕、抽、搓、捲等动作。如《太极拳刀剑杆散手合编》《太极拳使用法》《太极拳体用全书》太极拳的经典，提到太极拳的劲有许多种劲，多处讲到“缠绕”“拿、搓、捲、钻、折叠、擦皮、缠、绕”等，都是带有螺旋运动的。缠丝、抽丝、缠绕、螺旋只是名称描述上有些差异，而方法大致相似。顾留馨在与沈家桢等人的通信中，很自信的说：“缠丝劲是批不倒的”。因此，即使顾留馨介绍太极拳时提到缠丝劲，只是各有看法而已，不该如此兴师动众去讨伐。
　　徐致一抛出缠丝劲来讨论太极拳，争来争去，反而引发人们对太极拳核心技击的兴趣，所以争论的结果已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太极拳要不要技击，如何掌握技击的技术性问题。辩论的结果反而使“技击论”复活，这样的辩论显然无法继续。《体育报》刊登八篇文章之后，出现一面倒的态势，还有十八篇批驳徐致一的文章在等候刊登，于是辩论只得急煞车。
　　事实上，在“反技击论”的大背景下，任何有关太极拳技击的讨论，都是不合时宜，注定没有结果的。

　　五、体委推行武术体操化、反技击
　　大辩论夭折了，但李天骥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他把技术之争转向路线斗争，他着重攻击顾留馨缺乏阶级观念，宣扬封建旧文化，顶抗国家体委的武术方针，阻碍武术革命化，是新的阶级斗争。因此，李天骥很快占领舆论上风，他的煽风点火也得到高层的认同和支持。
　　回顾武术的历史，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国家体委工作报告说，“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原有武术小组，要加以整顿;没有的，暂不建立。农村中坚决停止发展，原有的武术活动，可由乡政府、青年团加以领导，不要被坏分子利用做坏事。”从那时起武术被看作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旧文化，有可能成为“坏分子利用做坏事”的工具，需要严加防范。1955年9月6日，唐豪写信给顾留馨：“现在的武术工作只能限于研究整理”，并隐晦地告诉他“武术工作是艰苦的，可能会有种种困难”。
　　国家体委对武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就是要武术简单化、体操化，去掉技击，以保障社会与人身的安全，满足广大群众健身和娱乐的需要。李天骥领会武术革命化精神，大搞武术简单化，所以，不管李天骥的人品如何，他能执行体委的武术政策，他就赢得了武术的话语权。他对顾留馨的任何攻击，都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他有恃无恐。
　　1964年7月1日，李天骥在合肥体委反击顾留馨说：“武术要简化，简化就是‘革命化’，坚持传统就是‘繁化’，繁化就是破坏武术现代化(像破坏京剧现代化一样)，顾留馨是在‘走修正主义路线’”。“四清运动”中，李天骥代表武术科多次向上海体委施压，于是上海体委工作组组长柳青，多次明确转告顾留馨“体育宫只能搞武术的普及，不是提高，重点应为国家比赛的项目”“传统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武术从封建社会来，不需要提倡。武术是复杂的，须贯串阶级路线的红线。体育宫的方向、阶级观点有问题”“太极拳班办得多了，应从方向、阶级观点作检查”“各班学员有老头，有历史不清的问题”“体育宫继承传统有问题，依靠有问题的老人”等等，并责令顾留馨须对这些问题作深刻的检讨。1965年5月17日，国家体委武术科毛科长告诉顾留馨：“《新体育》有文批评太极拳的问题，很有分量!太极拳不能用!”所以，缠丝劲大辩论已变成武术工作的路线之争。

　　六、顾留馨的文化理念受围攻
　　顾留馨的武术理念是努力挖掘、整理传统武术，保护传统文化，他主张武术“推陈出新”，太极拳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在继承的基础上抓提高与创新。
　　顾留馨对中国武术是热爱的，对传统文化是执着的。1963年12月22日，他上书给国家体委说：“当前对武术的继承、批判、发展问题，是发掘、发扬传统不够的问题，还应该首先着重发掘传统、保护传统，……对各流派如果不懂装懂地篡改、创选，决不是正确的对待遗产的态度。武术套路遗产和戏曲剧目的遗产不同，武术本身没有阶级性，剧目内容本身有阶级性。因此，要扬弃较多的是剧目遗产而不是武术套路遗产。武术各流派的“百花齐放”有利于吸收创造，有利于武术的繁荣。”1965年12月6日，顾留馨在给国家体委《武术运动项目方向性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中，批评了体委：“多年来的武术，在武术科个别同志的指导下，仅向表演艺术性，医疗保健性方面发展，在单纯的体育观点下，武术失去了技击性的特点，甚至以反对“唯技击论”来扼杀武术的特点”。并提出要“积极地发掘、提炼武术中各流派的技击性动作和训练方法”。他明确指出：“在普及的群众性的武术锻炼中，除了增强体质的作用，也应强调技击作用，武术的技击性与体育性，表演艺术性，医疗保健性是统一的，没有技击性的核心作用，后三者的效果将大为减弱，并且不成其为武术”。
　　尽管顾留馨是党内高级干部，对事业忠心耿耿，但他一次次向体委上书，批评体委的武术路线方针，这在高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斗争的目标终于指向了顾留馨。“贺总打电话指示体育报说，武术界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海体育宫烂了”。“但是荣高棠、李凯亭认为不能提到阶级斗争上去，认为是学术讨论，于是想煞车”。“体育报副刊编辑组长周祖西说，他总在怀疑，此文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如此上纲，搞得这么大，他也怀疑内中有文章”。但上级领导的意图必须贯彻执行的，秦笃训“认为《太极拳研究》问题严重，是一棵大毒草”。黄中曾说，“武术书问题很大，要作批判”，内有“河南地主阶级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情况”。荣高棠执行高层意图，也提出了批评说“把缠丝劲吹的神乎其神，吓唬人。认为说得太玄虚，什么阴不离阳，阳不离阴，……插图也好像用铁丝将人捆起来似的，很不好”“报社出的武术书宣传封建迷信，为封建地主宣传，问题很大，应组织批判，报社要抓紧”，荣又当众批评“武术书的问题严重，为反动的地主阶级树碑立传，必须进行批判”“作者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毒害人民等”。体育报编辑李凯亭回顾说：“我也有私心怕牵连到报社，怕搞错了不好办。所以一拖再拖，延压了一年多的时间，未抓紧发出”。

　　上海市体委主要研究《体育报》寄来的点名批判顾的稿样。杜前说：“北京决定点顾的名，上海体委不能落后，要求科研所起草批判顾，登《文汇报》。但体育宫对顾的问题揭发不力，顾放了多少毒，要在会上揭发。”上海“体育宫群众认为顾不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件，开了两次座谈会，找不出顾有大的问题。顾是不够反党条件的”。邱学友说：“体育宫群众对于顾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没有印象的”。
　　高压之下，1964年12月15日，顾留馨信中“检查”：“当时由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阶级观点薄弱，是以封建宗法宗族谱来反封建、反迷信，特别是陈仲甡这一代与太平军作战过，为满清皇朝效忠对抗农民军”“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认为是反封建、反迷信，宣传太极拳的真实历史呢!吸取教训，历史分析，不能丢掉阶级分析的武器，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七、大辩论使武术跌入寒冬
　　搞政治斗争李天骥赢了，中国武术体操化进入了繁荣辉煌时代，他的养生操引得无数老头老太尽折腰，全世界也被优美抒情太极舞所醉倒，这是他的成就;而顾留馨遭受打击，中国传统武术跟着灰头土脸，跌入了衰退时期。
　　全国太极拳大辩论造了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就是给武术界带来萧条肃杀的寒冬。当年，传统武术成了封建旧文化的代名词，十年动乱开始，传统武术遭受冷落，只得残存在民间。体育宫的武术队宣布解散，专业运动员分配下工厂当工人。传统武术不能宣传，传统武术无人再敢挖掘、整理，武术著作不能讲技击，条条框框使作者和编辑都谨小慎微、诚恐诚惶，生怕不经意触犯阶级斗争的高压线，顾留馨倒霉的遭遇就是榜样。
　　顾留馨是党员高干，身上曾经有过许多光环。他曾经受命去越南教胡志明太极拳;后来又进中NH教中央首长习练太极拳;他为提倡太极拳事业，请来主席最高指示，保护了太极拳的延续，他功德无量;他勤奋著作，著作等身，弘扬了太极文化。但是，他不合时宜，跟不上阶级斗争的形势，竟被一场缠丝劲的大辩论，搞得人仰马翻，甚至他死后还在受到不公正的诽谤，遭受一些文化流氓的诋毁。这样下去，中国还有谁再敢搞太极拳的研究?
　　自太极拳大辩论之后，传统武术一时失声，安全出版武术书籍已经成了武术研究者与编辑们的奢望。中国武术何来繁荣兴旺?中国武术真正的出路在哪里?眼前一片迷茫。

　　八、中国武术艰难蹒跚前行
　　“九一三”事件后，武术有了喘息的生机。国家体委人员逐渐离开山西干校，回到原有岗位。正当我们内部陷入动乱，中国武术被迫冬眠的时候，海外却兴起太极拳的热潮，不仅东南亚如此，连欧美也随中美建交，跟着刮起学习太极拳热潮，原有的武术书籍在海外成为热门货。顾留馨编写的《怎样练习太极拳》《杨式太极拳》《陈式太极拳》十分抢手。顾留馨那本在大陆被禁停的《怎样练习太极拳》，居然在香港一书难求，原价0.21元，黑市价竟然卖到100元，而且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陈式太极拳》也出现大量的盗版。海外对太极拳喜好和对太极拳书的迫切需求的消息，唤醒了一些作者和编辑的希望。他们跃跃欲试，有的打报告给体委，要求重新恢复太极拳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有的直接约顾留馨修改再版武术书籍。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经历太极拳缠丝劲的大辩论后，仍然心有余悸。
　　1972年下半年，上海出版社决定约顾留馨修订再版。1973年1月27日，阎海却提醒顾留馨，“关于你在上海出书事，很可能那些人还会吹毛求疵。这是我的顾虑。能出也好，文化大革命后出书本身就能说明好多问题。您那本书，过去遭毛、李二位严厉指责。据我所知指责的重点是你对简太的拳理要领说明，不符合国家体委‘精神’”。阎海能冷眼客观地道出大辩论背后的实质。
　　顾留馨《怎样练习太极拳》终于重新再版了，顾留馨在动乱的磨难中，又看到一丝希望，他坚信中国武术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1973年10月28日，阎海在信中说：“我从上海回来后，写了个专门的报告(反映国际上如日、美、法、越南等国太极拳开展情况等)，王猛在三天内就批回来，要求考虑。终因武术科拿不出个继承武术的方针，至今按兵不动，上下都怕犯错误，只等武术科拿出主意。毫无办法!现在只出些什么初级刀、初级棍(竞赛套路)之类书，继承传统套路的事不敢碰。这也是怕字当头的表现。只好耐心等等”。1974年5月12日，阎海向体委“汇报反映了关于太极拳的所有情况，特别是太极拳在国外盛行及出版等问题。领导听了后令我总结成书面材料.最近王猛主任批下来了。内容大致是这样：应该在国内大力宣传太极拳，并多出刊些书籍。不知在宣传和出书方面有什么困难……。看来，王猛主任是重视了”。

　　1975年2月18日，在北京的人民体育出版社，正式向顾留馨发出公函：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对太极拳的需要，聘请顾留馨对《陈、杨、吴、武、孙》五式太极拳和《太极拳研究》六本书，加以删节、修订、改写、改图，然后合为一本出版……”。
　　树欲静而风不止，重新出版武术书籍，有些人仍然不高兴。1975年10月23日，阎海函告顾留馨，“五式太极拳引起了武术科的注意，有人出面提出问题，经过我们耐心解释和交换意见，已无意见了。那人是受了某人所使。某人者尽人所知，但只能吹风而已，已成不了气候，现在已风平浪静。……这次吹风，坏事变成了好事，免得出书后他兴风作浪”
　　1975年12月23日，“《保健按摩》十五年来印了二百万册，但也有个别人来函说是大毒草，信分发给《人民日报》、《红旗》、《体育报》。可怕!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怕风浪，请群众评议吧!不过，闻者足戒，敲我一下，也好!请你们也注意”。
　　1976年10月4日，阎海信说“北京城区太极拳辅导站可能在李天骥授意下写了一篇文章(张x华执笔)，内不指名地批武术科出的88式那本书后附了古拳谱，批64年出的《太极拳研究》和74年上海出的《怎样练习太极拳》书中的问题。……我逐条反驳了。最后我建议：印三百份，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辩论后再发表，现在发表，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像缠丝劲之争一样，结果缠丝劲还是存在”。
　　从上面的信件中接以看出，那场大辩论产生的阴影依然存在，一方面仍有人企图从武术书中挑骨头，兴风作浪，充当武术“革命派”;另一方面，作者、编辑、社方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出版武术书籍，生怕被人上纲上线，遭受无妄之灾。
　　出版社编辑为了保护自己，强调作者的书稿一定要“时时想着工农兵的需要和可能写稿”，而且规定写好的书稿，一定要请几个代表工农兵的业余爱好者，开个座谈会，读给他们听，让工农兵能听得懂，然后，记录稿让工农兵代表签名。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出版的安全，少些政治风险，多些政治保障。出版社还提醒作者要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出现一些容易受人挑剔的文字，如：“‘古人说’‘拳论说’等词儿，不要用。这会授人以话柄，说：这是越古越好，今不如昔……”等等，“多绕过些弯道，少碰些暗礁为好”。大辩论吓怕了许多人，上海体委回复人民体育出版社：“关于召开座谈会听取工农兵意见事，市体委政宣组负责人说：如要开，由您社来人召开，或来公函委托这里召开”，互相推诿，以明责任。
　　从上引用的零星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自太极拳缠丝劲大辩论之后，尤其在十年动乱中，国内出版一本研究传统武术的书，是何等的困难艰辛。而且即使能出版的书，也不能谈技击。当海外吹起太极拳的热风，这里却乍暖还寒，阴霾重重，在这种气氛下，武术还能提高吗?武术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九、武术又迎来萌动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及中日建交等利好的形势，中国武术也逐渐从寒冬中苏醒过来。1977年11月5-11日，顾留馨随同上海市篮球队去日本讲学，宣传中国太极拳，受到日本民众热捧。1980年9月18-28日，顾留馨又一次接受邀请去日本，向日本太极拳界介绍了太极拳的历史，介绍中国太极拳的流派，引得日本访问团蜂拥而来，日本太极拳友好访中团，一个接着一个前来朝圣。八十年代初，顾留馨不断接到日本、瑞士等友人来信，要求顾留馨教授或推荐老师，学习太极拳，尤其很想学当时少见的陈式太极拳。1981年，藤松英一等人发起成立以顾留馨为师的“桃果会”，专门研习太极拳。1981年3月，全日本太极拳协会，专门发函说：“日本群众想出版容易懂的陈式书，要请顾老师指导”。园田直，三浦英夫，中野春美等提出要与顾留馨合作翻译他的武术著作，以便让日本群太极拳爱好者学习。顾留馨也被全日本太极拳联盟、日本《武术》杂志等团体，聘请为顾问。海外的武术热，倒逼了国内对自己武术的重视，真正把太极拳当国宝。
　　1981年3月初，国家体委荣高棠副主任专程来到上海，他约见顾留馨，听取顾留馨谈武术问题的意见，足足听了二天，并嘱咐顾留馨“写出书面的种种看法”。荣高棠的诚心感动了顾留馨，顾在信中写道：“荣副主任要扭转武术发展方向的决心很大，对武术要求百花齐放，要求挖掘各拳种的特长，要求练出真功夫，不能让遗产湮没。将来要让外国学习中国武术(真的，不是花的、假的)的决心又是大的。问题在要全面考虑，妥善安排(化解)已形成一股力量的阻力”。之后，荣高棠聘请顾留馨参加《中国体育大百科全书-武术卷》的编写工作。经过对文革的考验，顾留馨的武学思想，以及他的武术史观被国家体委所接受，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官方主流观点。

　　但由于惯性作用，武术发展的阻力依然存在。八十年代初,高层对武术的去留仍然有着种种争议。1982年，打算撤销体委武术部门的编制，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作为告别武术的“最后晚餐”。像丁金友等各省市的高级武术队教练，都已接到通知：年满45岁的教练员将全部退休，45岁以下的转业。中国武术到了“关门大吉”的关头。但金庸的武侠风与日本等海外的武术热潮不断冲击国内，香港拍摄了电影《少林寺》，更是刮起一阵阵狂热的武术风。也幸亏当时主要领导人开明，最后拍板决定保留武术部门，中国武术也总算得以苟且残喘。可惜的是，当年一些真正有功夫的老武术家相继在文革中去世，武术出现断层，总体实力远远不如从前。
　　1982年春，顾留馨主持召开中日太极拳交流活动，他急于要把太极拳五大门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给日本太极拳界，他推出了洪均生、张玉、冯志强、姚继祖、吴英华、马岳梁等武术家。但由于武术人才的断层，他只得把一些名家后人拔苗助长，出现以陈小旺等为代表一批的新生代。于是80年代，中国武术不再拼实力，进入了“拼爹拼祖宗”的时代，这使许多有野心的人有机可乘，也是造成今天武术界乱像丛生的一个原因。
　　总之，当下中国武术存在的种种问题，根子可以追溯到1955年、追溯到1964年的那场大辩论，以及那场十年动乱，经过几番折腾，武术被彻底阉割、异化、衰退。可叹可悲，中国武术虽然表面繁华热闹，实质则大不如从前，中国武术风光不再，永远也不可能回复过去时代!

　　十、研究“太极拳大辩论”的感言
　　1964年的那场太极拳缠丝劲的大辩论，确实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但是，我研究它，不是为了嘲笑，而是为了汲取教训，思考中国武术的现在与未来。
　　大辩论在表象看是李天骥与顾留馨的意气之争，实质是有关中国武术发展方向，以及武术工作的方向路线问题的争论。李天骥认为武术有阶级性，武术要革命化，而革命化就是简化、体操化，以为武术体操化才能普及，他强调了武术操的医疗保健作用。顾留馨认为武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要“推陈出新”，必须在继承好传统的基础上提高、创新;武术必须恢复、保持技击功能，技击是武术文化的核心。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要挖掘、保护、继承、创新。而当时的背景，是国家体委提倡武术体操化和武术反技击论。
　　太极拳大辩论引发了人们对太极拳理论研究的兴趣，人们不管谁对谁错，关心的是，太极拳如何通过正确的训练方法来掌握技击技术。如果这场大辩论能按照学术精神健康的进行，那必定会对武术的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但在那是个大反武术“技击论”年代，学术研究被上纲为路线斗争，使武术本质性的、核心，得不到深入的讨论、研究。又在大破“四旧”的狂潮中，武术被当作旧文化而受到摧残。
　　六十多年来，国家体委推广全民健身的太极操本意是好的，但采取行政手段打压传统武术、阉割武术，推行武术体操化，并且把学术争论当作政治斗争，使传统武术和文化都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武术的衰退。这是惨痛的教训，应该深刻反思与纠正。
　　文化则是民族的“基因”，武术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此，武术必须保持它特有的文化，不能全盘体操化，以至丧失自身文化。武术作为传统文化，应该好好地继承发展，不能随意体操化、舞蹈化。而传统武术也必须不断革新，“推陈出新”适应当今时代，才会有强健的生命力。因此，为了普及武术可以简化动作，但不能简化文化，不能丢弃技击。
　　太极操是全民健身的体育运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武术体操与传统武术，两者可以共同发展，不是互相排斥、打压。但是“拳”与“操”都需要清晰的正名，操归操、拳归拳，不能将“操”叫作“拳”，混乱了概念，影响对文化的认同，以至让假武术驱逐了真武术。那些单纯为养生娱乐，没有技击防卫功能的肢体运动，应该都称作“操”，如“24式、88式等太极操”“梁祝太极舞”等等;只有具有技击防卫功能，又能强身健身的传统训练方式，才可称作为“拳”。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我们对武术的认知也应该如此，要认真研究武术的历史，认识过去，汲取教训，才能切实把握好当下的武术，正确规划好武术的未来，使中华武术健康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