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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年），德意志的土地变成了上演欧洲浩劫的大舞台。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与神圣罗马帝国国内新教势力的对抗发展成了一场欧洲大战，丹麦、瑞典、西班牙、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法国全都卷入了战争。从西班牙与宣布独立的联省共和国之间的争斗，到北欧诸国对波罗的海控制权的争夺，再到法国的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由来已久的大国争霸，德意志诸国的领土成了一场又一场欧洲大战的战场。1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战斗，也经历了围城战，也遭受过军事占领，但大部分战斗却发生在德意志诸国的土地上。对于无天险可守的内陆国勃兰登堡来说，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大灾难，把勃兰登堡选侯国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得一览无余。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勃兰登堡面对着种种令人绝望的选择，无论如何应对，自己的命运都被其他国家完全掌握。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既没有能力守卫边疆、保护臣民，又没有办法让治下之民服从自己的命令，甚至都不能确保自己能够一直保有选帝侯的头衔。各国军队涌入勃兰登堡边区的各个省份后，法律变得形同虚设，地方上的经济活动受到干扰，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对过去的记忆都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彻底失去了连续性。150余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写道，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变成了不毛之地，被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哪怕到了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破坏的痕迹仍然可见”。

腹背受敌（1618—1640）
勃兰登堡毫无准备，完全无法应对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所带来的挑战。勃兰登堡没有摆得上台面，可以用来对外作战的军事力量，拿不出讨价还价的资本，既无法获得盟友的回报，也没办法迫使敌人做出让步。在南方，与勃兰登堡选侯国直接接壤的卢萨蒂亚、西里西亚全都是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波希米亚王国的世袭王领（只不过，萨克森选侯国以签订租约的方式，获得了对卢萨蒂亚的实际控制权）。卢萨蒂亚、西里西亚以西是同样也与勃兰登堡接壤的萨克森选侯国。在战争的早期，萨克森选侯国一直都奉行与帝国皇帝密切合作的政策。勃兰登堡北方的边境线毫不设防，向丹麦、瑞典这两个信奉新教的波罗的海强国门户大敞——国力衰弱，由年老体衰的博古斯拉夫十四世统治的波美拉尼亚公国是勃兰登堡唯一的北方邻国，完全无法起到屏障作用，阻挡从波罗的海南下的外国军队。无论是在西部，还是在遥远的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都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手段可用来保护自己新获得的领地免遭入侵。所以说，从各方面来看，勃兰登堡都应当在这场战争中小心谨慎。此外，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顺从帝国皇帝的习惯仍然根深蒂固，这也强化了这种事事小心的倾向。

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年在位）是个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的人，可谓生不逢时，完全没有能力化解勃兰登堡在战争中陷入的极端困境。他一方面担心勃兰登堡有限的资源将会迅速耗竭，另一方面又害怕国土会遭到报复性攻击，所以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一直都推三阻四，不愿与任何一方缔结盟约。虽然他在道义上支持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斗争，但到了内兄普法尔茨的选帝侯率军进入波希米亚，与等级会议并肩作战的时候，他却打了退堂鼓，一直都在袖手旁观。162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丹麦、瑞典、法国、英格兰等国的朝廷合计建立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那段时间，勃兰登堡游走于大国外交的边缘地带，急切地施展着手腕。一方面，勃兰登堡先是在1620年时把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的妹妹嫁给瑞典国王，试图劝说瑞典出兵与帝国皇帝交战，之后又在1626年把选帝侯的另一个妹妹嫁给了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信奉加尔文宗，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不断地与哈布斯堡王朝交战，成了一个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疼不已的强敌；另一方面，勃兰登堡又摆出了一副忠心耿耿的姿态，不断地向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宣誓效忠，对英格兰与丹麦在1624—1626年期间成立的反对皇帝的海牙联盟也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上述措施并不足以保证选侯国不会受到交战双方施加的压力，甚至都不能保护选侯国的土地免遭交战双方的军事入侵。1623年，蒂利将军率领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在施塔特隆击败新教军队之后，位于威斯特法伦行政圈内的马克伯国、拉文斯贝格伯国变成了天主教联盟驻扎军队的地方。格奥尔格·威廉虽然很清楚，想要远离麻烦，就必须保证自己治下的全部领地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抵御所有的来犯之敌，但问题却在于，他财力有限，无法有效地支撑起这样的武装中立政策。勃兰登堡等级会议的成员几乎全都信奉路德宗，对信奉加尔文宗的格奥尔格·威廉满腹狐疑，不愿为他提供资金支持。1618—1620年间，等级会议的成员大都支持信奉天主教的皇帝，担心信奉加尔文宗的选帝侯会与外国势力结盟，令勃兰登堡陷入危险的境地。在等级会议看来，对勃兰登堡来说，最佳的政策是放低姿态，在暴风雨结束之前，不要引起任何一个参战方的敌意。

1626年，就在格奥尔格·威廉与等级会议僵持不下，想要获得资金支持的那段时间，普法尔茨选侯国的将军曼斯费尔德伯爵率领的军队和其丹麦盟军先后进入阿尔特马克与普里格尼茨，纵兵为祸，引发了一场大灾难。乱兵破门而入，把教堂洗劫一空；瑙恩镇被夷为平地；为了迫使村民交出财物，入侵者动不动就放火烧村。勃兰登堡的一位重臣谴责了曼斯费尔德的行径，结果遭到丹麦特使米茨拉夫骄横跋扈的回应：“无论选帝侯愿不愿意，[丹麦]国王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对国王陛下来说，不愿与他做朋友的人，全都是他的敌人。”3然而，丹麦人在勃兰登堡边区还没安顿下来，就吃了败仗，被敌人逼得连连后撤。1626年夏末，帝国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在不伦瑞克公国境内的巴伦山麓卢特附近击败丹麦军队（8月27日）之后，帝国军队占领了阿尔特马克，而丹麦军队则撤退到了位于柏林北方及西北方的乌克马克和普里格尼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兵在普鲁士公国登陆，开始把普鲁士当作向波兰发动战争的前哨基地，根本就没把勃兰登堡选帝侯对普鲁士的领土主张放在眼里。此外，诺伊马克也遭到了为皇帝效力的哥萨克雇佣兵的入侵，同样被战火蹂躏，惨遭掠夺。梅克伦堡公国与勃兰登堡接壤，只要看一看梅克伦堡公爵的命运，就可以充分地认识到，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到底面对着多大的威胁。梅克伦堡公爵因为支持丹麦人而遭到严惩，被剥夺了爵位，而梅克伦堡则成了战利品，被皇帝赐给了靠当雇佣兵起家，在朝中权力极大的指挥官华伦斯坦伯爵。

改变策略，与哈布斯堡阵营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事情要是像这样继续下去，”格奥尔格·威廉一度陷入绝望，向近臣吐露心声，“我怕是就要疯了，因为我心里实在是太难过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加入皇帝的阵营；我只有一个儿子，只要皇帝能保住帝位，我和我儿子就多半能保住选帝侯的头衔。”41626年5月22日，选帝侯不顾更加倾向于严守中立的枢密院顾问官和等级会议的反对，与皇帝签订了盟约。按照盟约的规定，勃兰登堡选侯国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向帝国军队开放。由于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华伦斯坦伯爵一向都以向被占地区的居民强征的方式来解决部队的粮草、住宿、军饷问题，勃兰登堡吃了大苦头。

1630年，瑞典高调加入德意志内战，虽然让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国获得了喘息之机，但同时也在政治上令勃兰登堡遭受到了更大的压力。61620年，格奥尔格·威廉的妹妹玛丽亚·埃莱奥诺拉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成婚。古斯塔夫·阿道夫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醉心于战争与征服，同时又像传教士一样，热衷于欧洲的新教事业。随着瑞典在德意志的内战中越陷越深，古斯塔夫考虑到自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算作盟友的德意志诸侯国，所以下定了决心，要与内兄格奥尔格·威廉缔结盟约。格奥尔格·威廉并不愿与瑞典结盟，其中的原因倒也不难理解。过去的15年间，古斯塔夫·阿道夫一直都在波罗的海东岸开疆拓土，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他接连对俄国发动战争，为瑞典获得了北起芬兰，南至爱沙尼亚的成片领土。1621年，他再一次对波兰发动战争，占领了普鲁士公国、征服了利沃尼亚（也就是现在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甚至还逼迫年事已高的梅克伦堡公爵签订协议，规定公爵死后，梅克伦堡应当并入瑞典，从而釜底抽薪，直接废除了勃兰登堡与梅克伦堡这个北方近邻很久之前就达成的领地继承协议。

瑞典军在战场上大获成功后，古斯塔夫国王变得底气十足，提出勃兰登堡必须与瑞典建立明确的盟友关系，把格奥尔格·威廉希望保持中立的强烈表态当成了耳边风。他对勃兰登堡的一位特使说了这样一段话：
别跟我提什么保持中立，我一点都不感兴趣。[选帝侯]如果不愿成为朋友，就只能变成敌人。到了我抵达选侯国边境的时候，他必须表明态度，要么热情相迎，要么冷眼相待。这场战争是上帝与魔鬼的决战。要是内兄想要与上帝站在一起，他就必须加入我；要是他宁可与魔鬼为伍，他就只能与我兵戎相见了；没有第三条路可选。7
格奥尔格·威廉闪烁其词，想要拖延时间，却发现古斯塔夫已经率军逼近了柏林。威廉大惊失色，急忙将家中女眷送出城外，然后前往东南方距离柏林只有几千米的科佩尼克，与入侵者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古斯塔夫可以以客人的身份，率领一千名士兵进入柏林，与选帝侯继续协商。之后的几天，酒桌变成了双方的谈判桌，为了促使选帝侯签订盟约，瑞典一方不仅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宣布愿意把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勃兰登堡，还暗示国王有可能把女儿嫁给选帝侯的儿子。格奥尔格·威廉决定加入瑞典的阵营。

导致选帝侯完全推翻之前的对外政策的部分原因是，瑞典军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心生畏惧——谈判进行到某个节点的时候，瑞典军甚至直接在柏林的城墙外架起大炮，把炮口对准王宫，好让本就进退维谷的选帝侯集中精神，尽快做出决定。只不过，1631年5月20日，蒂利率领的帝国军队攻下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同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让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变得更加倾向于做出与瑞典结盟的决定。马格德堡陷落后，帝国军队除了像大多数取得围城战胜利的军队一样，大肆掠夺，还更进一步，屠杀了城内的居民，犯下的暴行成了德语文学作品中难以磨灭的记忆。百余年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用他那字斟句酌的古典文风，描述了马格德堡惨遭屠城时的景象：
帝国军队在这座不幸的城市恣意妄为，没有什么能够节制帝国士兵，他们在愤怒的驱使下完全丧失理性，犯下了最为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成群结队，手持利刃，在街上狂奔，不分青红皂白，将老弱妇孺屠戮殆尽，城内居民无论是奋起反抗，还是引颈就戮，都难逃一死[……]放眼望去，眼前只有仍然在抽搐、一丝不挂，或堆在一起，或倒卧街头的躯体；受害者死前的哀号与施暴者愤怒的吼叫混在一起，难分彼此……8

勃兰登堡与瑞典的盟约和之前与帝国皇帝的盟约同样短暂。1631—1632年，由于瑞典军队与萨克森选侯国的盟军一起高歌猛进，深入德意志的南部、西部，接连重创帝国军队，新教势力渐渐地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然而，由于在1632年11月6日的吕岑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卷入骑兵混战，战死沙场，瑞典人锐气尽失，放缓了进攻的步伐。接下来，瑞典军又在讷德林根战役中遭到重创。到了1634年年末的时候，瑞典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之前的优势地位。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一方面被战争耗得筋疲力尽，另一方面又急于分化瑞典人与德意志新教诸侯，他果断抓住机会，提出温和的和谈条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信奉路德宗、在1631年9月与瑞典结盟的萨克森选帝侯撕毁与瑞典的盟约，重新加入了皇帝的阵营。比起萨克森的选帝侯，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面临的选择可就要困难得多了。一方面，在《布拉格和约》的草案中，皇帝虽然宣布大赦，而且还放弃了自己早些时候在《归还教产敕令》中提出的一些太过极端的要求，却仍然对加尔文宗的宗教宽容问题只字未提；另一方面，瑞典人仍然不依不饶，想要与勃兰登堡签订新的盟约，甚至还开出了比上一次更为优厚的条件，宣布等到神圣罗马帝国国内的战争结束之后，瑞典将会把波美拉尼亚的土地全部交给勃兰登堡。

格奥尔格·威廉左右为难，拖延了好一阵子，才做出艰难的选择，决定加入皇帝的阵营。1635年5月，勃兰登堡与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许多其他的德意志诸侯国一起，在《布拉格和约》上签了字。作为回报，帝国皇帝承诺将会尊重勃兰登堡对波美拉尼亚公国继承权的主张。此外，皇帝还派出一支军队，协助勃兰登堡边区的防务，而格奥尔格·威廉则更是加官晋爵，获得了帝国军队大元帅的头衔——考虑到威廉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这大元帅的头衔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为回报皇帝，选帝侯承诺征召2.5万名士兵，与帝国军队并肩作战。不幸的是，对勃兰登堡来说，由于在德意志的北方，势力的平衡又一次发生了改变，这个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言归于好的决定来得很不是时候——1636年10月4日，瑞典军在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击败萨克森选侯国的军队，瑞典人再一次成了“勃兰登堡边区的领主”。11
格奥尔格·威廉在位的最后四年一直都在设法把瑞典人赶出勃兰登堡；1637年3月波美拉尼亚公爵去世之后，控制波美拉尼亚同样成了威廉的重要目标。他虽然再三尝试，想要组建属于勃兰登堡自己的军队与瑞典人对抗，却只获得了一支规模极小、装备极差的部队。这支部队非但没能守卫国土，保护选侯国免遭瑞典军队和帝国军队的蹂躏，其中的一部分军纪较差的作战单位反倒加入了劫掠者的行列。瑞典再一次入侵勃兰登堡边区之后，选帝侯被迫踏上逃亡的旅途（在之后的历史中，勃兰登堡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还会多次陷入相同的窘境），前往相对安全的普鲁士公国，于1640年在普鲁士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