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