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严家麟致电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称自己创办童子军的时间为民国元年，“麟自民元举办武昌文华童子军以来，二十一年中，无日不望总会之实现”。此次回忆表明，严家麟认为自己创立童子军是1912年，并不是上次回忆的1913年，但他并没有说明具体是1912年的何月何日创立的。在被明确授予“中国童子军创始人”荣誉称号后，严家麟对自己创立童子军的经过与情节又有过两次较为细致的回忆，并确定正式创立童子军的具体时间为1912年2月25日。1944年6月，严家麟在关于童子军创立的回忆中写道:1910年，自己升入文华大学正科，并兼任文华书院的教员，此时又在学校青年会办理幼童部事业；1911年，文华校长翟雅各和文华图书馆的创立者韦棣华女士，分别得到了一本英国和美国童子军的小册子，在仔细阅读这类书籍后，自己兼取英、美童子军各自优点，对文华书院幼童部中的三十多名儿童，采用童子军的训练方法，于是创设了文华童子军，在辛亥革命期间，童子军还参与了武汉起义多次战役的救护工作，直至1911年12月23日，自己赴庐山牯牛岭治病；1912年清帝退位，2月间学校复学，此时自己病愈，也下山返校，于2月25日集合全校师生于公书林举行宣誓礼，文华童子军正式成立。本次回忆表明，早在1911年，严家麟从本校校长和图书馆创立老师处获得了童子军方面的书籍后，在自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就已“按图索骥”采用童子军训练方法，创设了童子军，而且童子军还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时服务工作。只是自己生病治愈，学校恢复教学秩序后，严家麟才召集师生举行宣誓成立仪式，正式宣告文华童子军成立，且具体时间是1912年2月25日。1948年，严家麟再一次回忆自己创立童子军的情形时，仍主张是在自学童子军有关书籍后，于1911年在本校青年会的幼童中，采用童子军方法来训练他们，而正式创立童子军时间是1912年2月25日，方式是组织儿童“宣誓”入队。在后两次回忆中，严家麟创立文华童子军的经过情形大体一致，两次回忆均强调，在该校一名从事图书管理的美国女老师影响下，严家麟开始涉猎童子军教育方面的书籍，并对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感兴趣，于是着手在学校幼童部中进行童子军训练了。此后，严家麟才召集儿童宣誓成立童子军，只不过1944年回忆的时间与情节比1948年更为翔实和具体。

综上所述（中国童子军早期创始时间的辩证（一）），即使严家麟本人关于童子军创办的时间，前后几次均有很大出入，而在后两次最为详细的回忆中，严家麟只字不提受学校委派，向英人学习童子军方法后才创办文华童子军这一细节，而强调是受到该校图书管理人员韦棣华女士的影响，在研习童子军方面的相关知识后，集中儿童宣誓创立了文华童子军。为什么会出现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形？难道仅仅是时间久远使回忆出现了偏差？还是有意为之呢？笔者认为，严家麟另有“隐情”使然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国民党接手办理童子军之初，就指责外国势力掌控的教会学校所办理童子军实为“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工具”，所以，国民党要采取严厉的“三项登记”管理措施，以确保中国童子军“国民党化”，从此以后，中国童子军也被称为“党童子军”。上海西童公学为共济会所建，很明显具有浓厚的教会背景，严家麟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创办童子军，怎么能向“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工具”的“教会童子军”学习呢？这确实是讳莫如深的事，因此，后两次回忆不提及向英人童子军学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事实上，由于严家麟的教会出身，以及所谓童子军教育注重品格培养的“教会派”主张，使得他逐渐被“淘汰”出了中国童子军中枢组织。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成立不久，“童军闻人”的严家麟，作为中国童子军筹备处筹备委员，发起和承担了《中国童子军总章》《中国童子军基本原则》《中国童子军总章施行细则草案》《总会筹备程序》等多种重要提案的起草和负责工作。不过，此时也恰逢童子军界主张:“总会内部工作人员，须以思想纯正，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实现教会主义者为合格，凡思想教会化或结党营私，发展个人主义者，均应彻底解决，以肃党纪。”此则电令表明，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之际，实行“三民主义”还是“教会主义”是选拔童子军工作人员的根本标准，并将此上升到“党纪”的高度来加以甄别。面对如此形势，由于严家麟宗教神学身份出身和教会工作经历，加之自己认为童子军教育是儿童“品德道德教育”的主张，所以他被戴上了“教会派”的帽子。1933年2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改组，严家麟被“改组”出局，而只被推为中国童子军设计委员会组织组委员。1934年，严家麟退出童子军总会，回到武汉办理童子军事业，对此，有人不免发出“我们捐除意见都来合作努力的干吧”的感叹。这说明，严家麟所谓的“教会派”身份，使得他在童子军界内部处境十分窘迫，最后迫不得已退出了中国童子军总会，所以，后来他不提及向外国人学习童子军办法也就不足为奇。但据相关史料记载，严家麟虽然被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作了“降级”处理，并主动退出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但在此之前的1933年4月14日，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设计委员会组织组开会审查“确定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我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案”会议时，严家麟作为“出席人员”参与了该会。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童子军的创始时间，严家麟不仅是提供者和知情者而且也得到了官方认可。1942年，中国童子军总会更是隆重召开纪念大会，并授予严家麟“中国童子军创始人”荣誉称号。因此，最后两次回忆，严家麟只能照此言说，并以创始人的身份述说自己创立童子军的来龙去脉，学习英国童子军的事实就成了“难言之隐”，并且还将自己创立童子军的时间“提前”为1911年，说成是“自学成才”创始童子军的。
由此可见，从时间发生角度看，1915年离严家麟学习英国人办理童子军方法一事较近，其应比1932年、1944年、1948年的回忆更为可靠和准确，加之文华中学校长卢春荣回忆的印证，1913年严家麟创建童子军应更可信些。考虑以上所说国民党对“教会童子军”的态度，严家麟的教会出身和经历给自己带来的遭遇，以及中国童子军创始时间获得官方认可，在后两次回忆中严家麟放弃1915年的说法应属于一种有意之举。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来看，严家麟创办童子军的时间应该是1913年2月25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912年2月25日。对此，笔者还将从当时学制规定和社会形势两个方面入手，对文华童子军创始时间为1913年2月25日做进一步阐述。

从清末民初学制规定来看，严家麟创立童子军应是1913年的2月25日，而非1912年的2月25日。清末兴办学堂，无论是光绪还是宣统年间，学校均实行两学期制，其中，关于每年的第一学期开学时间规定分别如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学堂章程规定，“每年以正月二十日开学，至小暑节放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规定，“每年正月十六日开学，夏至后六日散学”；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增订学堂管理通则规定，“每年以正月二十日开学，至小暑节前散学。”以上规定表明，清朝末年，新年开学的时间规定最早从未超过每年农历的正月十六日。与此同时，教会学校不仅与官方规定一样，实行两学期制，且新学年实际开学时间也在元宵节以后，“开学之期约在上半年正月二十日，下半年约在八月初一”。应该说，教会学校的开学时间规定不仅与官方规定保持一致，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的节日风俗和文化心理。1912年9月，国民政府规定新学制，把一学年分为三学期，“年假休业定为七日以上、十四日以下”，这一规定立即便遭到指责:“年假七日至十四日，…实际则有因之假归稽留时日，逮过阴历元宵始来校办学者，亦以其积习难返而姑听之。”新的学制所引起的反响从反面说明，违背文化习俗与心理的开学时间规定，在实行过程中很难行得通，人们仍然按照过去的规定，在阴历的元宵节后才返校开学，这种做法已成了一种习惯，无论学校还是个人都只能听之任之。况且在1912年9月前，国民政府仍然沿袭的是清末学制，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发学制法令，条令明文规定:“在新学制未颁行以前，每年仍分二学期；阳历三月开学，至暑假为第一学期。”迪以上规定表明，民国初年，学校学制师承清末，分为两个学期，自1912年9月起到新学制颁布前，每年新学期开学为阳历3月。如按此规定，1912年文华书院新学期开学应在阳历3月以后，而参照其他教会学校新学期的开学规定，作为教会学校的文华书院，1912年第一学期开学日期至少也应该是在阴历正月十五日以后。因为1912年2月25日是阴历正月初八，如果严家麟创立童子军时间是1912年的2月25日，也就是该年阴历正月初八，无论是按照清末学制安排，还是按照该年教育条令规定，此时的文华书院尚不可能复校开学，所以，1912年2月25日，严家麟召集书院幼童部儿童“宣誓”成立童子军不具可能性。而1913年2月25日是阴历正月二十，元宵节已过，按中国人当时的岁时习惯，以及学制管理规定来看，此时的文华书院已开学是可能的。因此，从学制规定来看，严家麟创立童子军时间应是1913年的2月25日，而不是1912年的2月25日。
从当时社会形势来看，严家麟于1912年2月25日创立童子军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自民国起义以来，教育机关，一时停歇，黉舍变为兵营，学子编入卒伍，此迫于形势，不得不然”。此番描述说明，辛亥革命不久，由于形势所迫，教育机关停闭，学校不得已变为兵营，学生参加了军队。由此推断，身处革命首义武昌的各类学校和学生，概莫能免受此种冲击。文华书院处于革命风暴中心的武昌，被打乱了的学校秩序要在短短的4个月内，即1912年2月25日就达到开学的条件，其可能性甚小。因为1912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初一)，革命政府要求“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中学校、师范学校视地方财力，亦以能开学为主”。此条令说明，1912年，在革命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小学开学时间统一规定为正月十六日，这与此前学制规定相吻合，而中学则视其财力，做好开学准备，文华书院如果财力允许，是否就可以于阴历正月初八正式开学呢？从上述学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即使文华书院有开学的经费条件，其要在1912年2月25日之前，即阴历正月初八前就开学的可能性很小。更何况3月5日(阴历正月十七日)，革命政府在“电饬省属高等专门学校从速开学”不久，3月14日(阴历正月二十六日)，教育部又要求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接二连三的电令说明，在1912年，政府督促各级各类学校“从速开学”的时间，最早也不会超过该年的3月4日，即阴历正月十六日。综上所述，从社会形势和政府电令开学的时间要求，以及严家麟关于童子军是创始于文华复校的回忆来看，1912年2月25日之前，文华书院复学的可能性较小，学校尚且没有开学，那也就谈不上在这一时间组织学生宣誓创办童子军了，其创立的时间只可能是1913年的2月25日。加之1915年严家麟回忆创立童子军是1913年2月，且该年2月25日为阴历正月二十，这一时间，不仅社会秩序的恢复使得文华书院具备开学条件，而且按学制规定也应该开学，所以，此时严家麟创立童子军才具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