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
     然而我却选择了这样一位作家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主要有如下三点。
     (1)梢风于1923年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准确地说是上海）的著作《魔都》，至今仍被研究界无数次论及①，他所描绘和界定的上海形象，至今仍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承袭，他所撰写的有关日本的近十部著作，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以自己的中国游历为素材所撰写的两部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最近被东京的大空社作为“重刊‘外地’文学选集”的两种分别按原版本影印出版，可见在这方面的影响至今不衰。
     (2)与大部分带有调查色彩的考察记或浮光掠影的游记不同，梢风前期的数度来华，一般都不负有特别的使命或受报纸杂志的指派，他到中国来，尤其是最初的几次，纯粹是作家个人的游历，因此他对中国的论述，重在描述个人的体验，表现个人的鲜活感受。无意间就留下了更多真实的内心吐露。而这些，在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时，也就具有了更大的价值。
     (3)梢风到中国的游历及有关中国著述的出版，主要在1923～1933年间，也就是在大正的中后期和昭和前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乃至于险恶。通过一个个体的研究来考察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的

11月占领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青岛。前途迷茫的梢风不觉将目光移向了中国。他想到这一陌生的土地去闯荡一下。这时他的一位师长辈的人物洼田空穗劝阻了他。洼田劝他不必急着到中国去，在这之前不如先锻炼一下文笔，在文学上辟出一条路来。于是梢风暂时打消了去中国的念头，一边写稿，一边帮朋友编杂志，以后又进入日本电通社做记者。1917年，他将写成的小说《琴姬物语》投到了当时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得到了主编泷田樨阴的赏识，在8月号上刊登了出来。由此梢风在文坛上正式崭露了头角，作品频频刊发，知名度也日趋上升。梢风写的大都是传奇故事类的大众文学，渐渐他感到可写的素材已捉襟见肘，于是想到在人生中另辟一条生路，这就是使他35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国之行。


回国后在报上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等多种游记，后来集成《支那游记》一书出版。芥川那稍稍有些夸张的、多少有些寻奇猎异的文字无疑打动了梢风的心。梢风为此曾专程去访问芥川，芥川告诉他，写旅行记的要领是，仔细观察，随时在笔记本上详记所有的见闻。⑥从梢风日后所写的游历记来看，可以说是深得其中三味。


去上海之前，梢风还去见了佐藤春夫。梢风与佐藤虽是庆应文科预科时的同学，平素却颇少交往，相反，当梢风的通俗小说大量刊载在《中央公论》时，佐藤曾与芥川等联袂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要求《中央公论》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过这场不愉快的经历彼此似乎都没有太在意。佐藤闻悉梢风将往上海，便给在上海的田汉写了一封介绍函。田汉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时，颇慕佐藤的文名，先是给他投书，后来又几次去访他，均不值，1921年10月两人才得以初次相会。1922年秋田汉回国后就职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佐藤仍常有书函往返。⑦于是梢风怀揣着佐藤的介绍函，登上了长崎开往上海的轮船。“说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一

目的，上丅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⑧
     三、"1.28"上丅海事变前的中国游历及其中国观
     1923年3月22日清晨，轮船驶近了长江。梢风在几年后写的《支那礼赞》中追述了自己当时的情感，这段话有些长，但对我们理解梢风的中国观非常重要，姑且全文译出：
     “宫崎滔天在他的《三十三年之梦》中曾写到他22岁初渡中国时，当船进入扬子江目接到中国大陆的风光时，他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己，站在船头顾望低回不禁泪湿衣襟。
     我读到此处时方感真正触及到了滔天的内心世界，对他平生出一种信赖感，于是将此书细细读完。
     我每次溯入扬子江时也有一种同样的感受。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情感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最后变成了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怆然而涕下。
     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我和滔天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在此处见到了我们这些热爱支那的人的纯澈的心灵。这似乎并不只是广袤无涯的大陆风光使我们产生了盲目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由于支那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这种内心的感动有时会比较强烈，有时会比较朦胧，但当我们去支那旅行，双脚踏在支那的土地上时，这种感动便一直持续着，不会消退。像我这样缺乏汉学修养的人，并不是在学艺知识上被支那所深深吸引的。尽管如此，每当我踏上支那的土地，我心头立即会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来到了梦寐之乡的情感，说来也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长年居住在支那，这种感觉自然会变得日渐稀薄。但是我想基于我最初的印象来思考支那的诸般万象。”⑨
     这一刹那间自心灵深处涌发出的“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动，差不多成了梢风以后接触中国、感受中国、观察中国和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支点。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会有这种文化寻根式的感动⑩。
     梢风的第一次中国游历是在1923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约二个月。其间曾短期地往杭州、南京一带游历，但活动的主要舞台在上丅海。此后的两年间，他因卷入一场演艺事件，又曾数次来到上丅海。1928年10月，梢风再度来到中国，除了上丅海以外，这次他主要将目光转向了南京，他试图亲眼来观察一下北伐革命之后国丅民党新政权下的中国面貌。1930年4月初至5月底，他经台湾游历了厦门、汕头、香港、澳门、广州、惠州和广西的梧州。这次南游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中国革命的过去和将来抱 

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种鼓舞，一方面却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梢风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新支那访问记》，先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后由其自己创办的骚人社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他表示，自己将以南京为窗口来进一步探究中国，以后还会有第二、第三次的南京之旅，这本书只是一种总论性的序文。可惜，梢风的这种愿望始终只是一种愿望。
     南京之行二年后的1930年4月，梢风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这次去了中国的南方，其目的我在上文已经述及。这次旅行前后历时两个月。一路经日本和中国友人的安排和介绍，看了都市、乡村和各地的名胜及各类学校，为探寻近代中国革命的源流，还特意去看了孙中山和洪秀全的故乡。与1923年初到上海时所写的见闻记相比，这一时期的旅行记已使我们感到，梢风对中国的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其程度都较前大为深入。1930年春，正是李宗仁等在广西举兵反蒋的时期，广西与蒋掌握的广东处于战争状态。作为外国人的梢风也许一时还不能对中国政治犬牙交错的派系争斗的内幕有透彻的了解，但对两广的局势却非常清楚。他曾去访问过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5月11日又随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等一同坐船去广西参观过已为广东军占领的梧州。对于这场两广纷争或是国丅民党中央与广西的龃龉，局外人的梢风自然不便随便置喙，只是他在身临其境后对当时当地的各类人物和风土场景的生动细致的描绘，令今天的我们读来依然感到兴味无穷。
     梢风感到他在广东的另一个收获是见到了老友欧阳予倩。自上海相识以来，他与欧阳一直保持着很笃厚的友情。欧阳当时在广东开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推动戏剧的改革和创新。说得研究所，实际是一所学校性质的机关，重在培养戏剧人才。梢风在欧阳的陪同下参观了研究所，并在翌日观看了由师生们公演的《茶花女》。
     自1923年3月踏上上海的土地，一直到1930年4、5月间的华南之行，这七、八年间，对于中国，梢风是从生疏到熟识，从朦朦胧胧的憧憬到几近热恋似的痴迷，这样的情形，在同时代的日本文人中并不多见。1928年5月，他在《支那漫谈》序中说：“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几近疯狂地喜欢支那。喜欢也有好几种，我是恋爱的那一种。支那是我的恋人。”“有人说，你赞美支那也无不可，但那样地心醉神迷，恐怕就无法有真正的研究，会失去中肯的批评。这话也许有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倘若不心醉神迷，就难以抓住对方的真相。冷静的观察未

必就能触及真实。热情和爱恋常常是理解的前提。”[18]在与中国有关的日本人中，梢风最感到共鸣的是一生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但滔天自己决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学者。他只是一个诗人，热情洋溢的诗人。他与支那发生关系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喜欢支那。”滔天在初次见到浩浩长江时，感动得怆然涕下，“我对滔天的这种心情比谁都能理解。…倘若我与滔天生在同时代的日本，或许我也会追随滔天投奔到孙文那里去。”梢风甚至幻想，若无家累，“我就自己一个人到支那去，寻找一处自己喜欢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无名的支丅那人而终老一生。”[19]在同时代的日本人中，梢风常常引后藤朝太郎为同志。“大正昭和年间，在文人里对中国心醉神迷者中有后藤朝太郎和梢风。”[20]后藤原是一个研究汉语语音的语言学家，从19<0>18年到1926年间，二十几次访问中国，仅在1927年到1930年间，就写了28本有关中国的著作。我曾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在后藤的笔下，中国简直成了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之邦，而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决不会只是一片田园牧歌。梢风虽自认为是痴恋着中国，但他笔下的中国，倒是五色杂陈的。对上海，他写它的繁华，它的温情，也写它的喧嚣，它的芜杂和它在黑暗中的肉欲横溢。但上海确是他热爱着的都市，以至于他的长子才成婚不久时，他就竭力推荐他到上海每日新闻社去谋职。他尤爱江南的风物，他说：“我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支那的江苏浙江一带那么美丽的自然和人生。”[20]他有一段文字，写自火车上见到的沪宁线沿途的景色：
     “昨日夜半时分下起来的雨今日早晨已经停了，但还没有完全放晴，四周升腾起了浓重的朝雾。在弥漫的晨雾中，有座百来户人家的村庄寂静地横现在眼前。村里有条河，有小桥，有杨柳的树荫。在所有的国度，乡村里的人似乎都是早起的，可见带着帽子、穿着长衣的农夫在田里耕作，身穿淡青色宽大衣服的老妇人来到河边洗菜。在尚未完全苏醒的早晨的光线中，我望着所有的这些景物。”[21]
     然而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古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把那个时代南京夜的黑暗渲染得太深刻了，我读过后竟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可见梢风并未夸大其辞），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壅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我读过几十种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

中国古代的小说、参与过《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郁达夫田汉等曾相交颇厚并两次来中国游历的佐藤春夫，在上海事变后不久，就逐渐沦为“大东亚战争”的吹鼓手。20年代以后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良好形象的武者小路实笃，后来竟也会写出《大东亚战争私观》这样公然为侵略者帮腔的东西来。1938年林芙美子等22名作家积极报名参加从军记者一路深入中国内地来欢呼武汉会战的日军大捷，连以左翼作家出名的佐多稻子也多次到中国来进行战地慰问，以至于1942年诞生了为当局政策摇旗呐喊的“文学报国会”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聚到了它的麾下。这实在是一段令人深思的历史。
     五、结语
     近代日本人与中国的正式交往，当始于1862年5月江户幕府所派遣的贸易官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随行的年轻武士高杉晋作等撰写了《游清五录》、《上海杂记》等近十种著作，首次向日本人描绘了中国的现实面目，或者说第一次击破了大部分日本文人对中国所抱有的虚幻形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人的心目中逐渐滋生了对中国的蔑视意识。这种意识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趋向炽烈。不仅是政丅治家，不少中国文化情结不浅的文人也公然宣称日本要做“东亚的盟主”。[31]可以说，明治中后期以来，“日本人”的意识不仅空前觉醒，而且日益膨胀。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以多种的样态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内对日本长达一千多年的长期渗透，已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与中国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这一点在明治时期出生、曾受过汉诗文教育的日本文化人中尤为明显。因此，当“长崎丸”驶入长江口时，梢风的心头才会突然翻腾起这样的情感波澜。
     可以说，与中国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和“日本人”的意识构成了大部分大正、昭和前期的日本文人的中国观的两个基本层面，这两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场合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对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的研究中可看出，随着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民族扩张主义的日益升温，其中国文化的情结便日趋弱化，而“日本人”的意识则越来越凸显。一旦当某个契机（比如像上海事变）来临时，“日本人”的意识就会猛然盖过中国文化情结。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在明治初期就引进了西方近代的政丅治思想和政丅治理念，但至少到昭和前期，这些近代政丅治思想和政丅治理念都没有真正成为日本知识阶层的思想力量，因此日本的文人一直缺乏一种深刻的民族自省力和社会批判力（中国至少有鲁迅）。也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更容易为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左右。梢风中国观的骤然变化，同时也说明了这一点。


村松梢风是我喜欢的人物 贴完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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