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宋代的皇城司称为明代锦衣卫的前身，或许言过其实。但说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只怕一点也不错。皇城司的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司马光说：“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朝廷有时担心“密行伺察”激起民愤，也曾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月给缗钱，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本司，本司皆录奏”，宋真宗“虑其恐喝骚扰”，“于是令枢密院条约之，自今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有时又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予以扩充。如“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但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道：“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领皇城司石)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宦官石得一虽然被贬职，但探逻依然如故。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大概是内禅在即，高宗这次还算比较开明，“戢逻卒，罢诸军承受”。所谓“戢”者，约束而已。可见，今人所谓特务，北宋、南宋不是没有，而是都有，只是其严重程度小于后来的明代而已。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

网页链接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