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
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译者：Karaboudjan、陈子行以及做出贡献的社区成员
我们的患者在分析工作中提出他们的联想的方式，使我们有契机做出一些有趣的探究。“你或许认为我要说一些冒犯的话，但事实上我并无此意”，我们明白，这是在通过投射来拒绝刚刚产生的念头。或者，“你问梦中这个人会是谁？那不是母亲”，我们便纠正道：“所以说这就是母亲”。在我们的诠释中，我们擅自漠视了否定，并挑拣出联想中的主旨，仿佛患者说的就是：“当我想到此人，正是我母亲进入了我的脑海，但我不想让这联想作数。”[2]
偶尔可以通过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获得我们所寻求的对存在于无意识系统中的被压抑物的澄清。我们问，“你觉得在那一情况下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是什么？你认为那时离你的想法相去最远的是什么？”若患者落入陷阱并说出了他所认为最难以置信的东西，他几乎总是正确地招供了。（我们）而在已经了解了自己症状的强迫症患者身上，经常可以建立起这个试验的有效对照组。他说，“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强迫观念。我立刻想到它可能意味着这件事。但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我就不会想到了。”他以其医学状态为理由而否认的东西，当然是这个新强迫观念的真正意义。
由此可见，一个被压抑的表象-或思维内容可以在被否定的状况下渗入意识[3]。否定是察觉被压抑物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它已经是压抑的扬弃，尽管它当然不是对于被压抑物的接受。我们可以看出在此理智功能如何与情感过程分离。在否定的帮助下，只有压抑过程的一个结果被逆转——亦即被压抑物的表象性内容没有进入意识这一结果。这种在理智上对被压抑物的接受，又构成了压抑维持的关键[4]。在分析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针对这种情况做出变更性的、关键而又出人意料的修正；我们也成功地克服否定，并在理智上达成对被压抑物的全面接受——然而压抑的过程本身尚未由此移除。
确定或否定思维的内容是理智判断功能的任务，上文的讨论指向这一功能的心理起源。在判断中否定某物，这基本上意味着说：“这是我宁愿压抑的东西。”一个否定判断是压抑的理智替代物[5]，其中的“不”是压抑的标志、一个原产地证明，好比“德国制造”。籍由否定的符号，思维将其自身从压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充盈自身以内容——它对于思维的运作不可或缺。
判断功能主要涉及两种决断。它肯定或否认一个事物具有某个特定的属性；它承认或怀疑一个表象的现实性存在。被决断的属性最初可以是好的或坏的、可以是有用的或有害的。用最古老的口腔冲动的语言来表达，判断就是：“我很想吃掉这个”或“我很想吐出这个”，这可以进一步转译为：“我很想将这个纳入自身，并将那个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它将会在我内部或在我之外”。正如我在他处论述过的，原初的快乐自我，它想要内摄一切好的东西、排除一切坏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异质于自我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在一开始是同一的[6]。
判断功能做出的另一种决断——具有表象的某物的真实存在（现实检验）——由最终的现实自我负责，它由最初的快乐自我发展而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被知觉到东西是否会被纳入自我，而是作为表象存在于自我中的某物是否也可以在知觉（现实）中被重新发现。我们看到，它再次变成了关于外在和内在的问题。非真实的东西，仅仅是一个主观的表象，只是内在的；真实的东西也是外在的。在这一发展阶段，快乐原则被搁置一旁。经验表明，对于主体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一个东西（一个使他满足的对象）是否具有“好的”属性并值得纳入自我，还是它是否存在于外界，因此他无论何时需要都能得到它。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想起所有表象都源于知觉并且是它们的复制品。因此最初一个表象的存在是对于被表象物之现实的担保。一开始并不存在主客观之间的对立，直到思维能够在外在对象不再存在于那里的情况下，通过将这曾被知觉到的东西再生产为表象而提交给心灵，这一对立才产生。因此，现实检验的首要目的并非在知觉中找到对应于被呈现者的一个对象，而是重新找到这一对象，并说服自己它仍在那里[7]。思维的另一项能力对于区分主观之物与客观之物贡献颇大。对知觉进行再生产而产生的表象并不总是如实的；它可能由于疏忽被修改，或由于多种因素而被改变。在这种情况中，现实检验需要查明这种失真的程度。然而很明显，现实检验运行的前提是曾带来真实满足的对象已然失落。
判断是决定运动行为之选择的理智行为，它结束了由思维导致的延宕并将思维化为行动。我曾在别处讨论这一由思维导致的延宕[8]。它可被视为一种实验行动，一种伴随着少量卸载的运动检查。让我们想想自我之间还在哪里运用了类似的检查，在它学会了目前应用于思维过程的技术的地方。它发生于精神装置的感官端，与感官知觉相连。因此我们假设，知觉并非纯粹消极的过程。自我周期性地对知觉系统进行少量投注，籍此它体验了外在的刺激，每次这种暂时的前进过后，它就会再次撤回[9]。
对于判断的研究使我们，可能是首次，洞悉源于原初冲动之间的交互影响的理智功能。判断类似于权宜之计，是一种最初过程的延续，自我根据快乐原则籍由这一过程将事物纳入自身或排除出自身。判断的两极性似乎对应于我们假设存在的两股冲动之间的对立。确定——作为联合的替代物——属于爱欲，否定——作为排除的继承者——属于毁灭冲动。某些精神病患者的普遍的否定愿望、否定主义可能应被视为冲动的解离——通过力比多成分的撤回而完成——的标志。然而判断功能只有在出现否定的符号——它将思维从压抑的结果和快乐原则的强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这一关于否定的观点非常合乎如下事实，即分析中我们在无意识中从未发现“不”以及对自我端的无意识的识别以一种否定的公式表达出来。没有充足证据能够表明我们的揭露无意识的努力已经比当患者以“我不这么认为”或“我未曾这么认为”来回应它时更加成功[10]。
[1] 中译者注：结合文本内容及精神分析传统，我将Verneinung翻译为“否定”而非“否认”，相较于后者，前者额外涵摄语言学意义，且指称对象更加广泛，后者则更多涉及对于已发生之历史的拒绝承认，它对应于德文Verleugnung。关于英译，参见注3。
[2] 标准版注：弗洛伊德在鼠人案例分析中便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见S.E. XX, 183。
[3] 标准版注：德文verneinen在此翻译为to negate而非更通常的to deny，目的是避免与德文verleugnen混淆，后者在过去同样翻译为to deny，此版本通常翻译为to disavow
[4] 原注：同样的过程存在于类似的认为自夸是危险的迷信中。“好久没头痛可真好啊”，这事实上是一种攻击的第一次宣战，它的接近已经被主体感觉到，尽管他不愿意相信。
[5] 标准版注：弗洛伊德关于此想法最早的表述间于他关于笑话的书（S.E. VIII, 175）。在《精神运作的两大原则》（S.E. XII, 221）和《无意识》（S.E. XIV,186）。
[6] 原注：见《冲动及其命运》中的讨论。
[7] 标准版注：关于此点，《释梦》（S.E. V, 565-7），尤其是《科学心理学规划》第一部分的第16节已经预示。此要被重新找到的“对象”是母亲的乳房。《性欲三论》第五节（S.E. VII, 222）有类似的表述：“找到一个对象事实上是重新找到它。”
[8] 标准版注：见《自我与它》。从《科学心理学规划》（第一部分第16节）开始，弗洛伊德便多次重申这一观点。此外，弗洛伊德在《规划》第一部分第16、17、18节中曾大篇幅讨论判断的问题，大体观点与本文一致。
[9] 标准版注：见《超越快乐原则》（S.E. XVIII, 18, 28）和《关于“神奇书写板”的笔记》。值得注意的是，在后者中，弗洛伊德认为并非自我而是无意识“通过知觉-意识系统的中介，向外界伸出触须”。
[10] 标准版注：此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3年对朵拉案例分析（S.E. VII, 57）增补的一个脚注几乎相同。他在晚期作品《分析中的建构》再次回到这一点。
文章来源：Freud, S. (1991). Gesammelte Werke: Vol. XIV, 11-15.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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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Karaboudjan、陈子行以及做出贡献的社区成员
我们的患者在分析工作中提出他们的联想的方式，使我们有契机做出一些有趣的探究。“你或许认为我要说一些冒犯的话，但事实上我并无此意”，我们明白，这是在通过投射来拒绝刚刚产生的念头。或者，“你问梦中这个人会是谁？那不是母亲”，我们便纠正道：“所以说这就是母亲”。在我们的诠释中，我们擅自漠视了否定，并挑拣出联想中的主旨，仿佛患者说的就是：“当我想到此人，正是我母亲进入了我的脑海，但我不想让这联想作数。”[2]
偶尔可以通过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获得我们所寻求的对存在于无意识系统中的被压抑物的澄清。我们问，“你觉得在那一情况下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是什么？你认为那时离你的想法相去最远的是什么？”若患者落入陷阱并说出了他所认为最难以置信的东西，他几乎总是正确地招供了。（我们）而在已经了解了自己症状的强迫症患者身上，经常可以建立起这个试验的有效对照组。他说，“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强迫观念。我立刻想到它可能意味着这件事。但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我就不会想到了。”他以其医学状态为理由而否认的东西，当然是这个新强迫观念的真正意义。
由此可见，一个被压抑的表象-或思维内容可以在被否定的状况下渗入意识[3]。否定是察觉被压抑物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它已经是压抑的扬弃，尽管它当然不是对于被压抑物的接受。我们可以看出在此理智功能如何与情感过程分离。在否定的帮助下，只有压抑过程的一个结果被逆转——亦即被压抑物的表象性内容没有进入意识这一结果。这种在理智上对被压抑物的接受，又构成了压抑维持的关键[4]。在分析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针对这种情况做出变更性的、关键而又出人意料的修正；我们也成功地克服否定，并在理智上达成对被压抑物的全面接受——然而压抑的过程本身尚未由此移除。
确定或否定思维的内容是理智判断功能的任务，上文的讨论指向这一功能的心理起源。在判断中否定某物，这基本上意味着说：“这是我宁愿压抑的东西。”一个否定判断是压抑的理智替代物[5]，其中的“不”是压抑的标志、一个原产地证明，好比“德国制造”。籍由否定的符号，思维将其自身从压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充盈自身以内容——它对于思维的运作不可或缺。
判断功能主要涉及两种决断。它肯定或否认一个事物具有某个特定的属性；它承认或怀疑一个表象的现实性存在。被决断的属性最初可以是好的或坏的、可以是有用的或有害的。用最古老的口腔冲动的语言来表达，判断就是：“我很想吃掉这个”或“我很想吐出这个”，这可以进一步转译为：“我很想将这个纳入自身，并将那个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它将会在我内部或在我之外”。正如我在他处论述过的，原初的快乐自我，它想要内摄一切好的东西、排除一切坏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异质于自我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在一开始是同一的[6]。
判断功能做出的另一种决断——具有表象的某物的真实存在（现实检验）——由最终的现实自我负责，它由最初的快乐自我发展而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被知觉到东西是否会被纳入自我，而是作为表象存在于自我中的某物是否也可以在知觉（现实）中被重新发现。我们看到，它再次变成了关于外在和内在的问题。非真实的东西，仅仅是一个主观的表象，只是内在的；真实的东西也是外在的。在这一发展阶段，快乐原则被搁置一旁。经验表明，对于主体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一个东西（一个使他满足的对象）是否具有“好的”属性并值得纳入自我，还是它是否存在于外界，因此他无论何时需要都能得到它。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想起所有表象都源于知觉并且是它们的复制品。因此最初一个表象的存在是对于被表象物之现实的担保。一开始并不存在主客观之间的对立，直到思维能够在外在对象不再存在于那里的情况下，通过将这曾被知觉到的东西再生产为表象而提交给心灵，这一对立才产生。因此，现实检验的首要目的并非在知觉中找到对应于被呈现者的一个对象，而是重新找到这一对象，并说服自己它仍在那里[7]。思维的另一项能力对于区分主观之物与客观之物贡献颇大。对知觉进行再生产而产生的表象并不总是如实的；它可能由于疏忽被修改，或由于多种因素而被改变。在这种情况中，现实检验需要查明这种失真的程度。然而很明显，现实检验运行的前提是曾带来真实满足的对象已然失落。
判断是决定运动行为之选择的理智行为，它结束了由思维导致的延宕并将思维化为行动。我曾在别处讨论这一由思维导致的延宕[8]。它可被视为一种实验行动，一种伴随着少量卸载的运动检查。让我们想想自我之间还在哪里运用了类似的检查，在它学会了目前应用于思维过程的技术的地方。它发生于精神装置的感官端，与感官知觉相连。因此我们假设，知觉并非纯粹消极的过程。自我周期性地对知觉系统进行少量投注，籍此它体验了外在的刺激，每次这种暂时的前进过后，它就会再次撤回[9]。
对于判断的研究使我们，可能是首次，洞悉源于原初冲动之间的交互影响的理智功能。判断类似于权宜之计，是一种最初过程的延续，自我根据快乐原则籍由这一过程将事物纳入自身或排除出自身。判断的两极性似乎对应于我们假设存在的两股冲动之间的对立。确定——作为联合的替代物——属于爱欲，否定——作为排除的继承者——属于毁灭冲动。某些精神病患者的普遍的否定愿望、否定主义可能应被视为冲动的解离——通过力比多成分的撤回而完成——的标志。然而判断功能只有在出现否定的符号——它将思维从压抑的结果和快乐原则的强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这一关于否定的观点非常合乎如下事实，即分析中我们在无意识中从未发现“不”以及对自我端的无意识的识别以一种否定的公式表达出来。没有充足证据能够表明我们的揭露无意识的努力已经比当患者以“我不这么认为”或“我未曾这么认为”来回应它时更加成功[10]。
[1] 中译者注：结合文本内容及精神分析传统，我将Verneinung翻译为“否定”而非“否认”，相较于后者，前者额外涵摄语言学意义，且指称对象更加广泛，后者则更多涉及对于已发生之历史的拒绝承认，它对应于德文Verleugnung。关于英译，参见注3。
[2] 标准版注：弗洛伊德在鼠人案例分析中便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见S.E. XX, 183。
[3] 标准版注：德文verneinen在此翻译为to negate而非更通常的to deny，目的是避免与德文verleugnen混淆，后者在过去同样翻译为to deny，此版本通常翻译为to disavow
[4] 原注：同样的过程存在于类似的认为自夸是危险的迷信中。“好久没头痛可真好啊”，这事实上是一种攻击的第一次宣战，它的接近已经被主体感觉到，尽管他不愿意相信。
[5] 标准版注：弗洛伊德关于此想法最早的表述间于他关于笑话的书（S.E. VIII, 175）。在《精神运作的两大原则》（S.E. XII, 221）和《无意识》（S.E. XIV,186）。
[6] 原注：见《冲动及其命运》中的讨论。
[7] 标准版注：关于此点，《释梦》（S.E. V, 565-7），尤其是《科学心理学规划》第一部分的第16节已经预示。此要被重新找到的“对象”是母亲的乳房。《性欲三论》第五节（S.E. VII, 222）有类似的表述：“找到一个对象事实上是重新找到它。”
[8] 标准版注：见《自我与它》。从《科学心理学规划》（第一部分第16节）开始，弗洛伊德便多次重申这一观点。此外，弗洛伊德在《规划》第一部分第16、17、18节中曾大篇幅讨论判断的问题，大体观点与本文一致。
[9] 标准版注：见《超越快乐原则》（S.E. XVIII, 18, 28）和《关于“神奇书写板”的笔记》。值得注意的是，在后者中，弗洛伊德认为并非自我而是无意识“通过知觉-意识系统的中介，向外界伸出触须”。
[10] 标准版注：此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3年对朵拉案例分析（S.E. VII, 57）增补的一个脚注几乎相同。他在晚期作品《分析中的建构》再次回到这一点。
文章来源：Freud, S. (1991). Gesammelte Werke: Vol. XIV, 11-15.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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