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介绍绿野书院位于陕西武功县南城郭外旧有绿野亭，宋儒张载曾与武功弟子游亭，并讲学其中。
那么亭这个建筑是怎样的？今天看到一篇文章，特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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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交通的便捷是古人无法想象的。作为“乘客”的我们被快速发往各地，短短数个小时的旅途让我们无须担心任何有关饮食的问题，哪怕不喜欢高铁或飞机上的餐食也能忍一忍达到目的地后找到餐馆。
那么古人呢？大概也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要是出门去外地经商、赶考，大半时间可能都花在了路上，单边少则要五六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如此漫长，他们是如何在途中补给的？旅店、驿站、茶铺……若是我们再想一想，可能在脑海里会浮现一个亭子的样子，建在去往某集镇的必经之路上，有台阶，也有座椅。路人渴了拾阶而上，小坐一会儿，有时还能喝上一壶当地人的免费茶水。这样的亭子一般被叫作茶亭、路亭。《新白娘子传奇》《倩女幽魂》等众多古装剧均有它的影子。倒不是因为剧组有意策划，其实凡讲古人出门都离不开亭子。哪怕在山区道路上也可能有用石头堆砌的拱洞。相比于大坝、运河、书院、道路等公共设施，亭子很少受到关注，偶有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提及。
前段时间的新书《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有一章专讲这个被忽视的设施。茶亭或者说路亭，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赶考者、僧人和其他一切过客提供了休憩的去处。我们都知道，旅店和饭馆一般设在城镇，客人不间断，才能把生意做下去。没有老板愿意把店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小说想象的“黑店”。本书的这一章通过对福建、湖南、浙江、广东等地的地方志史料整理和研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别样的传统中国公共设施图景。
茶亭在道路上数量多、分布密，有的区域两至三里就设有茶亭。茶亭由当地人集资建造，七八人或数十人，人数不等。茶亭有其产权和管理制度，比如个人可以向茶亭捐资土地，通过粮食供给和租金源源不断地“支付”茶亭的公益性开销。也因茶亭的产权被官府和民间承认，后续捐资也都纳入茶亭户下，长久保障茶亭。有关茶亭的创造正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例证。
茶亭以其规模小、门槛低吸引了不同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关注。其源起或与中古时期佛教僧人的施茶传统相关，直至近世，僧人、寺庙、会社及其成员仍是修筑茶亭的重要参与力量。宋明以降，宗族作为比较普遍和典型的民间组织，积极引领各种地方性事务建设，其中茶亭亦是重要构成。明清时期的士绅与商人则为民间公共品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士绅之中虽不乏曾身居官职者，但其倡建茶亭的资金又多来自个人的捐助；相反，官员以政府名义建造茶亭的行为不算太多。商人虽具有经济意识，但始终未从中谋利。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供给中亦有不少事迹展现。
民间自发供给茶亭的过程往往是财富或话语表现以及博弈互动的体现，从而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公共资源协调和公共事务的处理。黄冈县马鞍山茶亭的捐户达261户，共计捐额7868文，每户捐额只有30文。这是普通民户通力合作的过程。在安化永锡桥捐资中，大户利用和消费公共品的需求往往比小门小户多，也因此愿意多捐资金，留下声誉和功德。这种模式在茶亭的创建中也有相当多的案例表现，无关乎公共品的规模。新昌县皇渡桥村造桥建亭，共有27人参与，姓氏构成较为复杂，潘、杨两姓占到50%以上。同邑的孙家田村积极动员族人捐建亭桥，除了4笔资金由吕姓祠堂捐助、2笔由孙姓祠堂捐助，剩余的23笔捐资有16笔来自孙氏族人。
总的来说，官僚制与垄断性是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核心特征。不过，政府的能力有限，一些事务也容易因政府失灵而产生相关问题，茶亭则是其中的空缺表现。市场的营利性主体，例如茶馆、茶舍及茶铺等往往分布于城邑和市镇之中，道路沿途鲜见售卖茶水服务的茶亭。民众外出行路往往自带干粮，这些营利性主体若在山间道路等地经营，可能难以从中赢利。因此，民间非营利性主体出现在茶亭公共品提供中应该是现实的必然结果，民众对山区村落比较熟悉，具备灵活、效率等方面的优势，进而能够推动区域内部的灵活自治和良性竞争，由此呈现开放、多元的面貌。
本文内容选自《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一书。原文作者：龙登高 陈月圆 黄一彪；
那么亭这个建筑是怎样的？今天看到一篇文章，特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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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交通的便捷是古人无法想象的。作为“乘客”的我们被快速发往各地，短短数个小时的旅途让我们无须担心任何有关饮食的问题，哪怕不喜欢高铁或飞机上的餐食也能忍一忍达到目的地后找到餐馆。
那么古人呢？大概也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要是出门去外地经商、赶考，大半时间可能都花在了路上，单边少则要五六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如此漫长，他们是如何在途中补给的？旅店、驿站、茶铺……若是我们再想一想，可能在脑海里会浮现一个亭子的样子，建在去往某集镇的必经之路上，有台阶，也有座椅。路人渴了拾阶而上，小坐一会儿，有时还能喝上一壶当地人的免费茶水。这样的亭子一般被叫作茶亭、路亭。《新白娘子传奇》《倩女幽魂》等众多古装剧均有它的影子。倒不是因为剧组有意策划，其实凡讲古人出门都离不开亭子。哪怕在山区道路上也可能有用石头堆砌的拱洞。相比于大坝、运河、书院、道路等公共设施，亭子很少受到关注，偶有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提及。
前段时间的新书《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有一章专讲这个被忽视的设施。茶亭或者说路亭，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赶考者、僧人和其他一切过客提供了休憩的去处。我们都知道，旅店和饭馆一般设在城镇，客人不间断，才能把生意做下去。没有老板愿意把店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小说想象的“黑店”。本书的这一章通过对福建、湖南、浙江、广东等地的地方志史料整理和研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别样的传统中国公共设施图景。
茶亭在道路上数量多、分布密，有的区域两至三里就设有茶亭。茶亭由当地人集资建造，七八人或数十人，人数不等。茶亭有其产权和管理制度，比如个人可以向茶亭捐资土地，通过粮食供给和租金源源不断地“支付”茶亭的公益性开销。也因茶亭的产权被官府和民间承认，后续捐资也都纳入茶亭户下，长久保障茶亭。有关茶亭的创造正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例证。
茶亭以其规模小、门槛低吸引了不同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关注。其源起或与中古时期佛教僧人的施茶传统相关，直至近世，僧人、寺庙、会社及其成员仍是修筑茶亭的重要参与力量。宋明以降，宗族作为比较普遍和典型的民间组织，积极引领各种地方性事务建设，其中茶亭亦是重要构成。明清时期的士绅与商人则为民间公共品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士绅之中虽不乏曾身居官职者，但其倡建茶亭的资金又多来自个人的捐助；相反，官员以政府名义建造茶亭的行为不算太多。商人虽具有经济意识，但始终未从中谋利。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供给中亦有不少事迹展现。
民间自发供给茶亭的过程往往是财富或话语表现以及博弈互动的体现，从而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公共资源协调和公共事务的处理。黄冈县马鞍山茶亭的捐户达261户，共计捐额7868文，每户捐额只有30文。这是普通民户通力合作的过程。在安化永锡桥捐资中，大户利用和消费公共品的需求往往比小门小户多，也因此愿意多捐资金，留下声誉和功德。这种模式在茶亭的创建中也有相当多的案例表现，无关乎公共品的规模。新昌县皇渡桥村造桥建亭，共有27人参与，姓氏构成较为复杂，潘、杨两姓占到50%以上。同邑的孙家田村积极动员族人捐建亭桥，除了4笔资金由吕姓祠堂捐助、2笔由孙姓祠堂捐助，剩余的23笔捐资有16笔来自孙氏族人。
总的来说，官僚制与垄断性是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核心特征。不过，政府的能力有限，一些事务也容易因政府失灵而产生相关问题，茶亭则是其中的空缺表现。市场的营利性主体，例如茶馆、茶舍及茶铺等往往分布于城邑和市镇之中，道路沿途鲜见售卖茶水服务的茶亭。民众外出行路往往自带干粮，这些营利性主体若在山间道路等地经营，可能难以从中赢利。因此，民间非营利性主体出现在茶亭公共品提供中应该是现实的必然结果，民众对山区村落比较熟悉，具备灵活、效率等方面的优势，进而能够推动区域内部的灵活自治和良性竞争，由此呈现开放、多元的面貌。
本文内容选自《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一书。原文作者：龙登高 陈月圆 黄一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