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在酒楼上》的潜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分析：
①“认为吕纬甫是鲁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而小说叙述者‘我’则更多地代表了鲁迅的立场，‘我’对吕纬甫在“五四”落潮期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颓废状态采取的是审视和批判的态度。而吕纬甫也在见证着自己当年的革命热情的同路人——叙述者‘我’的面前表现出一种自省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在小说中坚持的是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吕纬甫的声音是作者力图压抑甚至摆脱的声音。”

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吕纬甫身上是有鲁迅的影子的，吕纬甫的声音可能比小说叙述者‘我’更代表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我’与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内在的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的声音。这种辩难性正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在小说文本层面的印证。”

1956年，曹聚仁北上访问已72岁的周作人，谈到鲁迅的作品。曹聚仁表示自己最喜欢的是《在酒楼上》，周作人同意曹聚仁的看法，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愿世界为她变好

鲁迅的寂寞一日比一日深重，从此以后，范爱农的身影一直都活在鲁迅心中。在鲁迅后来的小说《在酒楼上》（1924）和《孤独者》中，我们能看到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的范爱农的浓重身影。

借用鲁迅《在酒楼上》的比喻，特别担心自己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圈，最后又落到了原地。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他们条件比我们好。

《呐喊》不能代表鲁迅先生的作风，可以代表的是《彷徨》。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枷，死不饶人，一凉到底。因为他是在压迫中活起来，所以有此作风，不但无温情，而且简直是冷酷，但他能写成诗。

周作人说它是“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陈涌说它是“艺术上十分完美十分成熟的一个短篇”，司马长风说它“表现了卓越的写实主义技巧，可与莫泊桑和契柯夫互相竞耀，是鲁迅生平最成功的一篇短篇小说”，夏志清说它与《祝福》《肥皂》《离婚》等4篇小说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王富仁说它是“一篇情深意浓的小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说清这篇小说的意识底蕴”，吴晓东则说“在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在酒楼上》是值得深入阐发的一部”，……各家观点不乏相左之处，但都同样肯定该小说的艺术成就。由此可见，鲁迅《在酒楼上》是被充分经典化了的文本。但正如王富仁所说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说清这篇小说的意识底蕴”，《在酒楼上》仍然是一篇值得反复重读的小说。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没有路可以走”，似乎就是那篇文章里的话，我觉得和《在酒楼上》的情调很一致。

林斤澜谈到《在酒楼上》这个短篇时，认为它的结构是回环的：“从无聊这里出发，兜一个圈子，回到无聊这里来，再兜个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层无聊之痛、一份悲凉。”

周作人读了《在酒楼上》，一眼就看出，小说中的主人公吕纬甫身上有范爱农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