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 世纪初俄国主要政党关于语言问题的态度
20 世纪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俄国的民族矛盾加剧。民族问题也成了俄国政治流派关注的问题。当时的主要政党对语言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君主派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坚持要实行统一的俄罗斯国语、统一的俄罗斯法律和统一的俄罗斯国立学校”。④ 十月党人承认“不分民族和信仰差别”“俄罗斯所有公民权利绝对平等”“享有满足文化需求的广泛权利”，但完全排除联邦制。⑤ 立宪民主党人捍卫“在公共生活中使用不同语言和方言的充分自由”。⑥ 主张在全国的法律制度上保证俄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赋予每个地方的居民用母语获得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权利。当然立宪民主党也强调俄语不仅应当保有国语的地位，而且也应当保有民族间交际语言的地位，也就是发挥各民族间接近的一体化的作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人也有国语的观念，但列宁坚决反对。列宁当时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需要出发，反对沙俄的强制国语。认为随着经济联系的加强，各民族的相互接近，俄语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更多人使用的交流语言。

二、苏联时期语言政策的演变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语言政策发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大变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 “在苏联时期确实得到改变的是语言政策。正如我们所知，沙皇政府直到其统治的末期还是‘增强俄罗斯国家的实力，它在精神上必须是俄罗斯的’，而苏联的官方政策则几乎完全相反，联盟内的所有人民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官方的语言，而且，每个人都拥有权利，不仅能用自己的语言来做各种事情，而且还可以用来进行教育。”①
( 一) 苏联时期国家法律文件中的语言政策
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主张民族自决权，在语言政策上也不提国语。从法律层面看，苏联的各部宪法都奉行语言多元化政策，都不提“国语”。
在 1918 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指出了社会的多民族性和国家结构的联邦性，但都没有提在官方领域语言的使用，既没有说权力机关的工作语言，也没有说权力机关通过的法令应当用什么语言公布。只是在第 89 条和第 90 条描述共和国国徽和国旗时，间接指出了上面要有这样一些字样: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和 Р． С．Ф． С． Р． 的缩写，但没有明确是否用俄文写。
苏联成立时，1922 年 12 月 30 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及 1924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涉及了语言问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的第 14 条规定了公布法令和决议所使用的语言: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用各加盟共和国通用的文字( 俄罗斯文、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突厥语系各种文字) 公布。”②1924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 34 条和第 70 条涉及语言内容。第 34 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以及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与决定，以各加盟共和国所通用的文字( 俄文、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突厥 － 鞑靼文) 刊行之。”③而第 70 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徽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用第 34 条所列六种文字书写。④ 这条实际上也就赋予这六种语言在国家象征上使用的地位。苏联宪法中的这些条款随着新的加盟共和国的出现而不断增补。如 1920 年代中期成立了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后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分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1 年对苏联宪法进行了修正，联盟语言增加了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从 1924 年起到直到苏联解体，在苏联的钞票上都可以看到加盟共和国官方语言的标记。而且，随着加盟共和国数量的增多，苏联官方语言的数量也在增加。
1936 年的宪法规定了苏联公民有用母语获得中小学教育的权利。第 121 条规定“各地学校用本族语言讲授”，第 123 条规定了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一律平等。国家象征上仍旧要有各加盟共和国语言的标记。在宪法中把 1924 年宪法中使用的“加盟共和国通用语言”这一术语改换为“加盟共和国语言”，也使用“自治共和国语言”“自治州语言”、“民族区语言”这些术语。第 40 条规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所通过之法律，用各加盟共和国文字公布。该宪法也规定了诉讼程序这种国家活动的独特形式的语言使用问题。第 110 条规定: “诉讼概用该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语言进行之，保证不通晓该语言之当事人能经过翻译员完全明了案卷内容，且有权用其本族语言在法院上陈述。”此外，1936 年宪法，为构成苏联的政治区域实体确定语言地位的权利。在之后通过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宪法中，规定了在公布最高代表权力机关———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法令方面使用语言的程序，但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宪法中通常指明几种具体的民族语言。用于公布共和国法令的语言，或取决于共和国的民族国家结构( 比如，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 41 条) ，或取决于居民的民族构成( 见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39 条) ，或取决于上述情况的总和( 见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 30 条) 。此外，在各个共和国的宪法中( 除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 规定法律也要用俄语公布。
1977—1978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和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宪法，语言的官方使用问题没有多大的变化。像以前一样，宪法条款中使用了模糊不清的术语“加盟共和国语言”“自治共和国语言”“自治州语言”“自治区语言”( 代替以前的“民族区语言”) 。宪法保证公民在学校用母语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也保证了“使用母语和苏联其他民族语言”的权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是唯一一部没有说明公布法令所用语言的宪法。
苏联时期反对“国语”的提法，苏联宪法也没有国语的规定，但由于苏联是联邦制，在一些共和国的宪法中却有国语的规定。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经成立，就将格鲁吉亚语确立为国语，1922 年 3 月 2 日颁布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 6 条规定，格鲁吉亚语为国语，保障少数民族在当地的民族文化及国家机构中自由发展及使用母语的权利。① 1927 年 4 月 3日颁布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 》第 10 条重申了关于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的相关规定。② 1937 年 2 月 13 日颁布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 》第156 条再次重申了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保证居住在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及国家机构中自由地发展和使用母语的权利。③ 亚美尼亚 1930 年 12 月 9 日也作出了把亚美尼亚语作为国语的规定，并增补进了宪法。1937 年 3 月 23 日颁布的《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基本法) 》第 119 条规定，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语是亚美尼亚语。④ 由于与阿塞拜疆相邻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早在 1937 年就在自己的宪法中列入了宣布民族语言为国语的条款，所以阿塞拜疆 1956 年 8 月对宪法进行了增补，补充了国语条款。
1978 年根据 1977 年苏联新宪法通过新的共和国宪法时，为了反映各民族“接近”的进程，根据中央的要求，从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中删除了以前宪法中关于国语的条款。这种变更引起了格鲁吉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公开抗议浪潮。1978 年 3 月 14 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会议刚刚通过新版宪法的相应条款，在第比利斯立即举行了示威和集会，要求保留格鲁吉亚语国语地位。在军队围着的政府大楼前聚集了 1 万多人，主要是大学生。谢瓦尔德纳泽来到集会者跟前，允诺满足他们的要求。在集会的压力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做出不加修改地保留语言条款的决议。在公布的宪法文本中关于俄语的内容被删掉，格鲁吉亚语被宣布为唯一的国语。格鲁吉亚人拒绝承认俄语是平等的国语立即引起了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反应。尽管亚美尼亚宪法中的这一条已经通过，但亚美尼亚人照格鲁吉亚人的成例，进行了“翻盘”，承认只有亚美尼亚语是国语。以前不希望把阿塞拜疆语划为国语的阿塞拜疆当局也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的立场，在宪法中保留了这个条款。1978 年春天，在格鲁吉亚通过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宪法时，也爆发了阿布哈兹人的示威，要求赋予阿布哈兹语国语地位，禁止格鲁吉亚人向共和国移民，脱离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当局对阿布哈兹人的要求做出让步，把在阿布哈兹设立阿布哈兹语、俄语和格鲁吉亚语三种国语的规定纳入了自治共和国的宪法。

（二) 苏联语言政策的具体实践
从实践层面看，20 世纪 20—30 年代的语言政策变化比较大。革命后，致力于满足全体居民的认同需要成了国家语言政策的基础。其目标是，让每个人，不分民族属性都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母语，并用母语来掌握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当时推行“本土化”政策和文字的拉丁化政策。当时的“本土化”政策，不仅使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本土化，还大量建立民族语学校、推广使用民族语言。
至于当时文字的拉丁化，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基本上认为俄文字母拉丁化是掌握先进的欧洲文化的条件一样。1919 年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指出: “关于对共和国领土上居住的各民族推行拉丁字母的愿望……犹如实行新的历法和度量衡制，这是俄国已经步入的那条道路的逻辑步骤。”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时曾进行过文字拉丁化的尝试。苏联的文字拉丁化从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的语言开始。从 1921 年起，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的运动开始于阿塞拜疆和北高加索( 印古什、北奥塞梯和卡巴尔达) 。1921 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阿塞拜疆和北高加索的字母。1923 年阿塞拜疆宣布“确定新突厥字母为国家的字母”。阿塞拜疆成了苏联第一个实行拉丁化的共和国。1926 年 2 月巴库举行了第一次突厥学代表大会，在会上做出了希望把阿塞拜疆人的拉丁化经验用于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决定。这次会上成立了新突厥字母中央委员会，宣传和普及拉丁化文字，成为当时国内语言建设工作的重心。1927 年在巴库举行了新突厥字母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统一的新突厥字母方案。1930 年，新突厥字母中央委员会迁到了莫斯科，1937 年前为苏联大多数民族创立字母和标准语的活动就集中在这个委员会，只有北方民族语言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格勒。1929—1930 年开始了拉丁化的新阶段: 不仅突厥语族，而且苏联的其他语族也改用新字母。1929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科学艺术管理总局下成立了由 13 人组成的俄文文字拉丁化的专门委员会，以研究俄语字母拉丁化的问题。该委员会宣布俄文字母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社会主义建设格格不入的字体形式”，“俄国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 18—19 世纪阶级字体的残余”，也就是说“是专制压迫、传教士宣传、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和强制俄罗斯化的字体”。② 1930 年 1 月委员会结束了工作，提出了三种略微有些差别的俄语拉丁文字的方案。但 1930 年 1 月 25 日斯大林下令科学艺术管理总局停止研究俄语字母的拉丁化问题。
从 1923 年起，在苏联有文字的 72 种语言中，50 种主要语言都改用了拉丁字母。较为典型的是，雅库特语和科米语也改用了拉丁字母。雅库特语和科米语本来就有由东正教传教士创造的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字母。与此同时，马里语、莫尔多瓦语和乌德穆尔特语甚至在拉丁化达到顶点时期仍处于基里尔字母状态。据有的学者所说: “到 1930 年代中期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建立了 70多种新字母。”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拉丁文字不再符合苏联领导人的要求及他们的“各民族加速接近和融合”的政策。从 1932—1933 年起开始收缩拉丁化政策。1933 年联共( 布) 中央文化宣传部部长斯捷茨基( А． И． Стецкий) 向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提交了有关新字母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字母拉丁化的任务基本上在昨天就结束了”②。1935 年提出了把苏联各民族语言转换为基里尔字母的问题。1935 年 2 月 10 日在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首次指出要把北方各民族语言改为基里尔字母。1936 年苏联开始了把拉丁化字母改为俄文字母的运动。1936 年卡巴尔达人和契尔克斯人首先放弃了拉丁字母。1937 年巴尔卡尔和卡拉恰耶夫人放弃了拉丁字母。1937 年 2 月通过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院的关于把北方民族的文字从拉丁字体( 北方民族的文字起初是在 20—30 年代根据拉丁字母造出来的) 改为俄文字体的决议。新字母中央委员会 1937 年也被解散了。1938—1939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民族的语言大批改用基里尔字母。1940 年苏联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已经使用基里尔字母了。1941 年 6 月官方宣布顺利完成了苏联各民族语言改用基里尔字母的工作。但实际上，拉丁化持续到了 1950 年代: 库尔德人到 1946 年，维吾尔人到 1947 年，东干人到 1953 年。③ 但德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意第绪语仍是苏联常见的语言中非基里尔化的语言，后三种当时也没有拉丁化。波兰语、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和立陶宛语后来也没有基里尔化。字母的转换，导致了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少于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根据伊萨耶夫( М． И． Исаев) 的统计，1932—1940 年，11 个小民族丧失了文字。④
在文字基里尔化的过程中，俄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1938 年 3 月 13 日联共( 布) 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学校必须学俄语》的决议，最终确立了俄语在教育标准中的地位。随后就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通过类似决议的过程( 俄罗斯类似的规定直到 1994 年都在生效) 。这些法令为确立学习俄语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奠定了基础。赫鲁晓夫时期在民族语言领域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 1958 年的学校改革。1958 年 11 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提纲提出了学校改革的建议。提纲中指出: “俄语是民族间交际的强有力的工具，也是加强苏联各族人民友谊、使各族人民享受俄罗斯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的工具。”提纲指出: “各加盟共和国和各自治共和国学校中儿童在语言学习方面有负担过重现象，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事实上各民族学校中儿童要学习三种语言———本民族语言、俄语和一种外国语。”提纲提出了赋予父母决定自己的子女到用某一种语言授课的学校中读书的权利。“应当研究一下让家长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子女到用某一种语言讲课的学校中读书的问题。如果儿童在用一种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学习，那么他根据自愿还可以学习俄语。反之，如果儿童在俄语学校里学习，那么他根据自愿也可以学习一种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语言。”①这一改革之后，民族学校的数量锐减。民族学校缩减的进程“不仅涉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也波及了波罗的海各国”②。对这一政策，民族单一而自信的亚美尼亚和立陶宛精英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人数很少的”民族机关的人员认为斗争不可避免。拉脱维亚、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一些精英进行了斗争。③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很多民族学校主要靠地方民族精英从上面的支持得以维持，而下层要求改用俄语教学，取消把母语作为常规的教学课程学习。这客观上增强了俄语在苏联一体化中的作用，有助于它变成真正起作用的民族间交往语言。”④也有人认为，1958 年的学校改革是唯一一次民族融合方面的实际步骤，尽管“理论上允许哈萨克族人不学俄语，实际上也不再迫使俄罗斯族人学哈萨克语了”⑤。这一改革主要是使父母有了帮子女选择教学语言的权利，父母的一个最为简单的心愿就是，让子女接受能有助于他们今后发展的那种语言的教育。
1961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 22 大上宣称: “俄语实际上已成为苏联各民族第二本民族语。”1961 年苏共第 22 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苏联共产党党纲最终确定了俄语的主导地位。俄语作为苏联各平等语言中的第一语言的实际地位得到了意识形态上的论证。指出在各民族兄弟般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条件下民族语言会在平等和相互丰富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同时，认为俄语是“民族间交往和苏联各民族合作的语言”，掌握了俄语有助于“相互交流经验及每个民族和部族熟悉苏联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世界文化”。⑥ 1972 年 12 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强调，俄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长，已成为各民族交际的共同语言。1978 年 5 月 31 日，苏共中央制订了《进一步完善加盟共和国俄语学习制度》的决议草案。在有关这一决议的报告中指出，国内用苏联各民族的 45 种语言进行教学，各个民族中小学校有 1500 万学生，他们除了学习母语外，还要学习民族间交往的语言———俄语。但俄语教学情况和学生们对俄语的实际掌握情况不是各地都符合现代要求。绝大部分原住民族的毕业生对俄语掌握得很差。俄语掌握得不好为这些年轻人转向积极的生产活动、参军造成了障碍，也限制了他们在国家的其他共和国和地区的发展机会。报告中指出，各个民族中小学俄语教师缺 6500 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俄语教学情况也不一致: 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俄语学习不是从第一学年开始的，而是从第二学年开始。一年级用于学俄语的时间从土库曼、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每周 1． 5 小时到亚美尼亚的 4 个小时不等。苏共中央认为必须改善国内中小学的俄语教学，保证全体学生自由地掌握俄语。为此计划制订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俄语教学大纲，保证对语文教师的基本培训，同时也规定增加对这些措施的必要拨款。决议的秘密条款规定，对那些要应征入伍、俄语掌握得比较差的人，要进行 2—3 个月的语言培训，国内的各个学校只能用俄语进行入学军训教学。① 1972 年到 1981 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先后都通过了关于改进俄语教学的决议，规定在普通学校、中等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将俄语列为必修课。1983 年 6 月 10 日《真理报》发表《兄弟友谊的语言》透露，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关于改进各共和国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俄语学习的补充措施的决议。规定了加强俄语教学、培训俄语教师、改进俄语教材编写和出版等工作的措施。② 按季什科夫的说法，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各个地方当局猛烈缩减当地的母语教育。例如在北高加索，在北奥塞梯，那里的俄罗斯化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整个教育系统在 1970 年代后期全都成了讲俄语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卡拉恰伊—契尔克斯、阿迪格以及卡尔梅克紧随其后，这些地方所有学校的机构用语都是俄语。1970 年代，在俄罗斯，只有两个自治共和国( 鞑靼和巴什基尔) 还有多所学校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保持着用母语教学。但在 1978 年，鞑靼的这个首府，所有孩子能上的学校里，只有一所中学是用“本民族的鞑靼语”教学，而根据 1979 年的人口普查，这座城市的人口约有 99． 3 万，其中 38% 的人是鞑靼族。

三、俄国及苏联语言政策演变的启示
纵观沙俄及苏联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地联系的加强不断强化了俄语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列宁在沙俄时期反对强制国语，更多的是从反对沙皇制度的GE命立场出发的。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任务，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是其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苏维埃政权初期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是与当时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当时强化民族语言的学习，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繁荣发展，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了逆歧视、地方民族主义等现象。
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末五年计划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展开，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放弃了“本土化”政策，俄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加强。1930 年代末以后大力推广俄语的结果，使得掌握俄语的人数大增，人口普查的资料也说明了有大量非俄罗斯族人承认俄语这一各民族间交流的语言是自己的“母语”。根据 1926 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当时登记的这类人员为 640 万，1959 年则为 1020 万;1979 年为 1300 万; 1989 年他们的数量已经 1870 万。如果改用俄语的过程不是相当自然的和自愿的，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会称其为“母语”，而只限于指明“流利地使用”俄语。人口普查表明，除了本民族语言，流利使用俄语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1970 年在苏联生活着 2． 417 亿人( 其中 53． 4% 是俄罗斯族人) 。1989 年前夕，苏联的人口增加到了 2． 867 亿人，其中俄罗斯族人共1． 452亿( 50． 6% ) 。在俄罗斯，1989 年俄罗斯族人在总人口的 1． 474 亿居民中占 81． 5% 。此时，认为俄语是母语并流利地使用它的人占苏联人口的 81． 4% ，占俄罗斯人口的 88% 。④ 当然，不同民族掌握俄语的情况是不同的。根据西方研究者的资料，1979 年至少半数以上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能够流利地讲俄语。在中亚命名的民族中，有 49% 的乌兹别克人声称自己掌握了俄语，而土库曼人只有 25% 。外高加索地区各命名民族掌握俄语的百分比为27% —39% 。最低的是爱沙尼亚人，从 1959 年的 29% 降至 24% 。① 而按古博戈罗( М． Н． Губогло)的统计，摩尔达维亚不掌握俄语的人不超过 5%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也是类似摩尔达维亚的情况。南高加索地区精通俄语情况最差的是在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亚美尼亚。②
俄语影响加大，既是政策导向、压缩民族语教育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总变化及俄语本身的功能、少数民族下层的选择造成的，实际上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结果。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人员流动的加大，非俄语居民涌入城市，为了交流方便，自觉放弃了地位比较低的母语而选择作为民族间交流语言的俄语。就功能来讲，尽管苏联宪法上说各民族语言平等。但事实上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用民族语出版的书籍主要是文艺类、儿童类、教育、农业方面的书籍。至于生物学、医学、历史学方面的书籍，主要是用俄语出版，有关工业问题、信息技术、军事、控制论方面的书籍几乎全是用俄文出版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俄语和民族语言在功能方面无法相比。在 1958 年赫鲁晓夫赋予父母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权利后，父母更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俄语学校，因为民族学校的俄语教学效果不佳，而俄语掌握得不好可能会妨碍今后获得高等教育及升迁机会。因此，关闭民族学校在有些情况下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因为生源少。少数民族的下层要改用俄语教学这种现象，按有些专家的说法，“绝不是苏联独有的，很多国家少数民族本身反对用母语教学，用母语教学使掌握更重要的国语或世界语言变得困难”③。
客观地看，俄国及苏联的语言发展进程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和客观的。俄语地位的强化与英语国家英语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还是必要的。曾指责苏联语言政策不平等的从苏联中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现在反而都在XIAN法中规定了民族语言作为国语的法定地位。这也恰恰说明，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从国家层面要求每一个人除本民族语言外还要懂得民族间交往的语言，是很正常的现象，无可厚非。语言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统一的交往语言的存在有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也更有利于牢固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发展，统一市场的发展，统一的行政体系的完善，也要求鼓励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的普及。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著名的民族问题专家科兹洛夫曾指出，在真正民主的社会，其境内人们应当有权随便去什么地方，随便在什么地方生活，相应地，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也不应由民族共和国教育机关的指示确定，而是应由相应学区的居民民主意愿决定，这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惯例。在居民民族和语言构成复杂的共和国，赋予“主角”民族特权的那些国语法令应当认为是不民主的。同时，为了经济及其他要求，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机关可以尽力鼓励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 在苏联就是俄语) 的普及，反对民族阵线对某种沙文主义的指责。同理，对全苏国际文化的统一支持也完全是合法的; 发展民族文化( 其中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文化) 也是合理的，但主要不是靠共和国行政机关的行为及经费，而是靠自由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① 他实际上也强调了统一国家推行统一的交往语言的必要性。
这里还涉及如何看待语言平等问题。民族语言的绝对平等是理想主义的目标。语言的客观不平等很难完全消除。苏联各民族共和国抱怨苏联搞俄罗斯化，但以这些共和国命名的民族在反对俄罗斯的同化时，在对待自己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态度上，自己又扮演着小的帝国民族的角色。比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共和国在推广作为民族间交往工具的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和塔吉克语时，具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及苏联都未曾有过的残酷性特点。如在格鲁吉亚存在对明格列尔人和斯万人的同化，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推行语言同化政策。在塔吉克斯坦积极同化帕米尔各族和雅格诺布人。在阿塞拜疆同化塔雷什人和列兹金人。在摩尔达维亚也存在同化加告兹人的趋势。实际上在苏联俄语是能为大多数民族所接受的语言。赫鲁晓夫进行学校改革后，少数民族下层的家长为孩子选择俄语学校上学，民族语学校生源减少，1990 年 4 月 24 日的《苏联各民族语言法》中确定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得到了少数民族代表的支持，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还有些例子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很多民族语言的捍卫者却更愿意使用俄语写作。比如爱沙尼亚族院士尤汉·卡赫克就曾说: “我用俄语写的关于爱沙尼亚的书，在这个国家和外国，比起假如我用爱沙尼亚语所写的书来，会有多出千百倍的人读到。”白俄罗斯作家瓦西里·贝科夫公开声称: “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意目睹我的语言消亡。”但这依然从未阻止他在其先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用俄语写作和发表论著。② 这些都说明了少数民族是认可俄语在交往中的作用的，但反对强制推行。
苏联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起，强化俄语地位的同时也并没有剥夺其他民族语的使用权，俄语与民族语双语并存一直都存在，各民族使用母语的权利一直受到保护。就像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语和民族共和国语的双语原则: 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国语。作为俄罗斯联邦组成部分的共和国，大多数都规定了自己的国语，有些共和国甚至确立了几种国语。但这并不否定俄罗斯各民族享有在社会关系领域使用母语的权利。( 刘显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100007 )

三、俄国及苏联语言政策演变的启示
纵观沙俄及苏联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地联系的加强不断强化了俄语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列宁在沙俄时期反对强制国语，更多的是从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立场出发的。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任务，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是其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苏维埃政权初期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是与当时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当时强化民族语言的学习，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繁荣发展，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了逆歧视、地方民族主义等现象。
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末五年计划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展开，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放弃了“本土化”政策，俄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加强。1930 年代末以后大力推广俄语的结果，使得掌握俄语的人数大增，人口普查的资料也说明了有大量非俄罗斯族人承认俄语这一各民族间交流的语言是自己的“母语”。根据 1926 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当时登记的这类人员为 640 万，1959 年则为 1020 万;1979 年为 1300 万; 1989 年他们的数量已经 1870 万。如果改用俄语的过程不是相当自然的和自愿的，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会称其为“母语”，而只限于指明“流利地使用”俄语。人口普查表明，除了本民族语言，流利使用俄语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1970 年在苏联生活着 2． 417 亿人( 其中 53． 4% 是俄罗斯族人) 。1989 年前夕，苏联的人口增加到了 2． 867 亿人，其中俄罗斯族人共1． 452亿( 50． 6% ) 。在俄罗斯，1989 年俄罗斯族人在总人口的 1． 474 亿居民中占 81． 5% 。此时，认为俄语是母语并流利地使用它的人占苏联人口的 81． 4% ，占俄罗斯人口的 88% 。④ 当然，不同民族掌握俄语的情况是不同的。根据西方研究者的资料，1979 年至少半数以上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能够流利地讲俄语。在中亚命名的民族中，有 49% 的乌兹别克人声称自己掌握了俄语，而土库曼人只有 25% 。外高加索地区各命名民族掌握俄语的百分比为27% —39% 。最低的是爱沙尼亚人，从 1959 年的 29% 降至 24% 。① 而按古博戈罗( М． Н． Губогло)的统计，摩尔达维亚不掌握俄语的人不超过 5%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也是类似摩尔达维亚的情况。南高加索地区精通俄语情况最差的是在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亚美尼亚。②

俄语影响加大，既是政策导向、压缩民族语教育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总变化及俄语本身的功能、少数民族下层的选择造成的，实际上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结果。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人员流动的加大，非俄语居民涌入城市，为了交流方便，自觉放弃了地位比较低的母语而选择作为民族间交流语言的俄语。就功能来讲，尽管苏联宪法上说各民族语言平等。但事实上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用民族语出版的书籍主要是文艺类、儿童类、教育、农业方面的书籍。至于生物学、医学、历史学方面的书籍，主要是用俄语出版，有关工业问题、信息技术、军事、控制论方面的书籍几乎全是用俄文出版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俄语和民族语言在功能方面无法相比。在 1958 年赫鲁晓夫赋予父母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权利后，父母更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俄语学校，因为民族学校的俄语教学效果不佳，而俄语掌握得不好可能会妨碍今后获得高等教育及升迁机会。因此，关闭民族学校在有些情况下是迫不得已的措施，因为生源少。少数民族的下层要改用俄语教学这种现象，按有些专家的说法，“绝不是苏联独有的，很多国家少数民族本身反对用母语教学，用母语教学使掌握更重要的国语或世界语言变得困难”③。
客观地看，俄国及苏联的语言发展进程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和客观的。俄语地位的强化与英语国家英语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还是必要的。曾指责苏联语言政策不平等的从苏联中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现在反而都在宪法中规定了民族语言作为国语的法定地位。这也恰恰说明，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从国家层面要求每一个人除本民族语言外还要懂得民族间交往的语言，是很正常的现象，无可厚非。语言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统一的交往语言的存在有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也更有利于牢固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发展，统一市场的发展，统一的行政体系的完善，也要求鼓励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的普及。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著名的民族问题专家科兹洛夫曾指出，在真正民主的社会，其境内人们应当有权随便去什么地方，随便在什么地方生活，相应地，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也不应由民族共和国教育机关的指示确定，而是应由相应学区的居民民主意愿决定，这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惯例。在居民民族和语言构成复杂的共和国，赋予“主角”民族特权的那些国语法令应当认为是不民主的。同时，为了经济及其他要求，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机关可以尽力鼓励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 在苏联就是俄语) 的普及，反对民族阵线对某种沙文主义的指责。同理，对全苏国际文化的统一支持也完全是合法的; 发展民族文化( 其中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文化) 也是合理的，但主要不是靠共和国行政机关的行为及经费，而是靠自由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① 他实际上也强调了统一国家推行统一的交往语言的必要性。
这里还涉及如何看待语言平等问题。民族语言的绝对平等是理想主义的目标。语言的客观不平等很难完全消除。苏联各民族共和国抱怨苏联搞俄罗斯化，但以这些共和国命名的民族在反对俄罗斯的同化时，在对待自己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态度上，自己又扮演着小的帝国民族的角色。比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共和国在推广作为民族间交往工具的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和塔吉克语时，具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及苏联都未曾有过的残酷性特点。如在格鲁吉亚存在对明格列尔人和斯万人的同化，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推行语言同化政策。在塔吉克斯坦积极同化帕米尔各族和雅格诺布人。在阿塞拜疆同化塔雷什人和列兹金人。在摩尔达维亚也存在同化加告兹人的趋势。实际上在苏联俄语是能为大多数民族所接受的语言。赫鲁晓夫进行学校改革后，少数民族下层的家长为孩子选择俄语学校上学，民族语学校生源减少，1990 年 4 月 24 日的《苏联各民族语言法》中确定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得到了少数民族代表的支持，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还有些例子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很多民族语言的捍卫者却更愿意使用俄语写作。比如爱沙尼亚族院士尤汉·卡赫克就曾说: “我用俄语写的关于爱沙尼亚的书，在这个国家和外国，比起假如我用爱沙尼亚语所写的书来，会有多出千百倍的人读到。”白俄罗斯作家瓦西里·贝科夫公开声称: “我宁愿死去，也不愿意目睹我的语言消亡。”但这依然从未阻止他在其先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用俄语写作和发表论著。② 这些都说明了少数民族是认可俄语在交往中的作用的，但反对强制推行。
苏联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起，强化俄语地位的同时也并没有剥夺其他民族语的使用权，俄语与民族语双语并存一直都存在，各民族使用母语的权利一直受到保护。就像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语和民族共和国语的双语原则: 俄语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国语。作为俄罗斯联邦组成部分的共和国，大多数都规定了自己的国语，有些共和国甚至确立了几种国语。但这并不否定俄罗斯各民族享有在社会关系领域使用母语的权利。( 刘显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100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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