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僧籍管理制度的雏形
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和民众都将佛教视为一种“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式的神仙方术之学,属于“夷狄之教”。尽管汉朝政府对西域来华僧人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却明令国人不得出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战争频繁,政府的各项控制都趋于松弛,佛教快速发展,出家人的规模也空前扩大。出家人数的增多固然有利于佛法的传播,但客观上也引起了社会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出家人依照佛法专志修行,政府给予免除徭役的待遇,且皇家、贵族、豪绅供养寺院的田产不用缴纳赋税,这就会造成青壮劳力的大量流失和国家赋税收入的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对出家人的这些礼遇,也让很多投机者看到了机会,不少“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民众以出家为幌子寄居佛门,却不持戒、不修行,导致僧团素质的急剧下降。这些问题既引起了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佛教及僧人的反感,也对佛陀正法的弘扬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东晋太尉桓玄是较早提出沙汰僧尼的官员,他下令“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遣。”(《弘明集》卷十二)桓玄认为只有精通佛教典籍的人才能证明自己是真教徒。在东晋的隆安、北魏的皇始年间,南北方政府先后建立僧官制度,由政府任命的僧官对佛教僧团进行制度化的管理,包括僧籍的建立,此时的合法僧人已经登录僧籍,且有“印牒”证明身份方能通行关隘,而印牒就是由僧官负责发放的。
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和民众都将佛教视为一种“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式的神仙方术之学,属于“夷狄之教”。尽管汉朝政府对西域来华僧人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却明令国人不得出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战争频繁,政府的各项控制都趋于松弛,佛教快速发展,出家人的规模也空前扩大。出家人数的增多固然有利于佛法的传播,但客观上也引起了社会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出家人依照佛法专志修行,政府给予免除徭役的待遇,且皇家、贵族、豪绅供养寺院的田产不用缴纳赋税,这就会造成青壮劳力的大量流失和国家赋税收入的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对出家人的这些礼遇,也让很多投机者看到了机会,不少“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民众以出家为幌子寄居佛门,却不持戒、不修行,导致僧团素质的急剧下降。这些问题既引起了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佛教及僧人的反感,也对佛陀正法的弘扬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东晋太尉桓玄是较早提出沙汰僧尼的官员,他下令“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遣。”(《弘明集》卷十二)桓玄认为只有精通佛教典籍的人才能证明自己是真教徒。在东晋的隆安、北魏的皇始年间,南北方政府先后建立僧官制度,由政府任命的僧官对佛教僧团进行制度化的管理,包括僧籍的建立,此时的合法僧人已经登录僧籍,且有“印牒”证明身份方能通行关隘,而印牒就是由僧官负责发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