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是王氏，在22岁时嫁给葛守礼为妻。当葛守礼中举人时，王氏即已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即士子应该在初进之时就持守清廉的节操。史载葛守礼中乡试解元时，一位唐姓知县赠送“赤仄三百千”,作为葛氏“食饮及首途费”。王氏告诫丈夫，按照制度规定，士人中举，可以从地方官那儿得到应有的“棹楔资”,亦所谓的牌坊银，额外的馈赠理应推辞。等到葛氏中进士，“体彰德”,王氏又劝丈夫“慎狱”,使葛氏在任期间得以称职。此即史料所谓的“俪体饮水，辅成清德”。更为难得的是，葛守礼“起为大司寇，迁御史大夫”,王氏“篷车而随，事必内图”。可见，王氏成为丈夫任官期间的贤内助。如当徐阶与高拱相争时，葛守礼与两者均有交情，一时深感为难。为此，王氏直言相谏，认为“今日之事，宜论曲直，不宜论恩部”,这无疑使葛守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其后，高拱与张居正相争，葛守礼同样听从夫人王氏之言，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最终避免因政治站队而受到牵连。基于上述事实，明人邢侗称赞王氏：“佐夫辞不义金，如乐羊子妻”;“明见远略，如齐国相妻”。¹这无疑是切中肯繁之论。
第二个例子是张氏，是王懋钦的夫人。当王懋钦出任开封知府时，正值“谷嗛天蓄，转转日甚，膳人糗子在所无聊”。懋钦在“行荒行疫”之时，“动与淑人计”。当时黄河泛滥，懋钦亲自“庐堤上，亲执圭璧，沉投白马，身当水冲”,而张氏则“扃钥郡宇，殊不为动”。当儿子王振宗产生恐惧之意时，张氏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作为地方长官的儿子，面对地方危机时，不应软弱退缩。干树钦判案悉用原情傅法，不枝柱及他”,更是得到了夫人张氏的古持与赞常按照明代制度，知府自己有权考察属吏，张氏告诫丈夫，尽管为官以“爱利洁廉为上上”,但人孰无过，不应过分苛求下属官员，甚至因为“一青”而断送属吏的前程。懋钦完全接受了妻子的规劝。
第三个例子是一位王氏妇女，嫁给彭而述为妻。崇祯十三年
(1640),彭而述中进士，任阳曲知县。史载彭而述“才夫人”,亦即敬重妻子的才能。所以，在为官期间，他常将地方政事告知自己的妻子，以便听取她的意见。王氏直接告诉自己的丈夫，行政必须“宽和”。当时按照朝廷的功令，地方官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修、练、储、备四事，而且上司督令甚急。对此，王氏也表现出非凡的见识，说：“我妇人不知外事，但勿务以官速化，殚民力耳。”2“勿务以官速化”,其意是说，治理地方社会，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不能为了保有自己的官位，过分注重“催课”,而是应该通过“宽和”的政策，对百姓加以“抚治”。
第四个例子见诸钱谦益撰写的《封安人吴氏墓志铭》,郑郧之母吴氏，出身世家宦族，颇有一些政治头脑。据钱谦益记载，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元，与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郑郧，均弱冠取科第，又先后以抗疏敢言显名天下。所谓的“吴安人”,就是郑振元之妻，郑酆之母。郑振元与郑郧敢于直言上疏，都与吴氏的支持与鼓励有关。郑振元任职礼部时，“键户草疏”。吴氏从夹窗窥探，见自己丈夫端坐奋笔，须髯猬张，就感叹道：“夫子其将有为也!”等郑振元出来，

就明确向他表态：“夫子无辟我，我为弱女时，诸父学士公以论夺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壮之，其敢违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脱有不测，老亲稚子，乃吾事也。”这显然是为郑振元壮胆，于是振元就将奏疏上递，“谪永宁，寻中考功法”。夫妻在荒村小筑一同隐居，以终其身。郑振元在盛年遭到贬谪，“能无居隐畏约，为万历完人”,确实是吴氏“有助焉”。郑郧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进入史馆。未逾年，亦抗疏罢归。吴氏为此很高兴，对丈夫说：“幸哉君有子矣。”当魏忠贤专权时，“急征考死者相望”。吴氏却显示了自己的见识，对丈夫与儿子说：“无恐，将自及。”不久，崇祯继位，“逆阉”被一网打尽。即使如此，吴氏还是告诫郑郧道：“蝮虽死，其螫犹在，子无谓阉败可安枕也。”
明代很多妇女在政治上具有卓越的见识，非一般的男子所能及。这可以从下面两个例子中得到证实。第一位是有“女士”之称的谢氏，其丈夫曾任知县之职。当其儿子罗灯中进士后，人们无不替她感到高兴，但谢氏仍然“泊如”,甚至说：“今世法，欲有所建立，不得不阶科目，而科目安足进重?”当罗炉出任嘉兴(今属浙江)知县时，谢氏随儿子一同赴任，而且自带私帑而往，于是仆人就问：“何夫人之好劳也，在官岂有不给者乎?而烦其筐箱以累行者?”谢氏则说：“尔何知，我观今之仕者，尽室而行以食于兹土。惟是朝夕之不易，而惟贿是求。今之称百石吏至不能自给，而曰以禄养，是诬其亲也。我欲子为廉吏，而不携其帑，何以备缓急?”第二位是盛氏，其丈夫曾任慈溪(今属浙江)知县。不久，丈夫出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不时上疏论得失，甚至弹及朝廷公卿。盛氏得知此事后，“窃自忧惧”,对其儿子李雯说：“若父伉直好论事，恐失权贵意，将不兔祸。”当时李雯等人正当年少气盛，不以其言为然。不久，其丈夫就为人所害下狱。
至于黄道周与他夫人蔡氏的例子，在明末更是闻名于世。正是这位文采风流的蔡夫人，却对黄道周为国尽忠的大节颇多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可以说两人是心心相印的知音。当黄道周被难以前，蔡夫人专门致书道周，称到此地步，只有“致命遂志”一着，更无转念。谆谆数百言，同于王炎午之生祭，确乎堪称闺阁中的铁汉!可见，作为一个理学家，黄道周与蔡夫人的家庭生活，并非完全说理道性，而是文采风流。蔡夫人可以向道周学书法，两人也可以在绘画上有所商榷。但归根结底在儒家的节义上，显然两人在平日已有一种共同的追求与志趣。蔡夫人所绘十幅花卉，每幅均有自己撰写的题语，无不都是自道其节。如：“不言自芳，匪由色媚”,此为励节；“君子子役，闺中肠断”,此为言情；“眷焉北堂，勿之洛阳”,此为教孝；“蜀相军容，小草见之”,此为劝忠。言简意赅，无不得古代君子箴铭之体。2
毫无疑问，仕宦家庭中的妇女，除了夫妻之间有诗酒风流的生活之外，有时所言并不仅仅限于“家事”,而是“时为天下画奇计”的国事。如丁玉如嫁给黄灿之后，不但跟她婆婆学唐诗，而且在与丈夫谈话之间，对明代“屯事”之坏颇有感慨。她曾经对丈夫说

妾与子勤力经营，倘得金钱二十万，便当被阙上书，请淮南北间田垦万亩。好义者引而伸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策，召商田塞下，如此则兵不增而饷自足，使后世称曰以民屯佐天子，盖虞孝懿女，实始为之死且目瞑矣。
这段夫妻间的“悄悄话”,尽管其言稍有夸饰，然销兵宅师，洒洒成议，其志良不可磨。作为一个女子，在家庭中不谈家事，却论国事。可见，明代妇女同样有着极强的参政意识，只是制度并不允许她们一展抱负与才能，只能在家庭中议论，有些甚至通过丈夫的行为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其实，丁玉如的政治见识乃至抱负，也是与她的家庭有关。自她嫁入黄家之后，其婆婆顾若璞，即为一个很有政治见解的妇女，所著《涌月轩稿》中，多经济理学大文，“率多经生所不能为者”。丁玉如的继母张姒音，也是相当有才学，曾撰写过《讨逆闯李自成檄》,词义激烈，读者如听易水歌声。2
有些妇女不但在家庭中事无大小，处置得宜，而且在面临重大的利害关系时，也能决断大去就，吃然以身当之。这不仅体现了她们的政治远见，而且也是一般妇女甚至男子所难以做到的。如正统
十四年(1449),“盗”起闽、浙之间，朱英以名御史前去“治盗”,将夫人胡卢留在北京。当时明英宗北狩未还，而且蒙古瓦刺部兵临北京城下。有人向她建议不如离城南还。胡卢当面加以斥责，并召诸子曰：“虏何能为!设有不幸，臣为君死，义也。乃何去之!”

有些民间妇女对地方事务亦颇为关心。如孙义妇，浙江慈溪人嫁给浙江定海人黄谊昭为妻，不久丈夫死，孙氏一人独撑门户。明初田赋多令百姓自输，孙氏就与她婆婆一同携带幼子交纳赋税，并向尚书蹇义上诉，称：“县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筑海塘障之。”赛义见她们孤苦，问道：“何为不嫁?”她们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蹇义听后深为感触，第二天就代为向朝廷奏请，派人协同地方官员具体进行了考察，修筑海塘，起自龙山，迄于观海，使当地永免潮水之患。¹为此，慈溪人就在海塘上建庙，对她们加以祭祀。
明代文人徐渭所作《女状元辞凰得凤》一剧，更是显示了黄崇暇非凡的政治才能。尽管是戏曲之言，却同样与当时妇女的参政意识枰鼓相应。从记载可知，徐渭曾采纳其学生王骥德的提议，将《黄崇暇春桃记》加以改编，写成了《女状元辞凰得凤》。全剧共有五折。
第一折，黄崇龈乔扮赴考；第二折，周丞相面试及第，中了状元；
第三折，黄崇暇授成都司户参军；第四折，周丞相求婚；第五折黄氏与周郎成婚。其中第三折描写黄崇暇巧断冤狱，破获毒害人命的凶犯姜松，释放了嫌疑犯黄天知、乌氏、真可肖，显示了女状元的英明俊秀，胜过一般男人。
《女状元辞凰得凤》的中心内容是揭露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压迫。黄崇醌英才俊秀，当她乔装男人时可以中状元、授参军。但在暴露了女儿身份以后，她的政治天才和文学本领都化为无用，只能弃官成婚。在喜剧的结尾中蕴涵着辛酸的悲痛。显然可以看出，徐渭对于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抱有不平之感。但在当时还没有解放妇女的出路，因而在反抗中仍有迷惘的悲哀。

我最初在看万历起居注还是明实录的时候，看到有个命妇，直接上奏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孙子讨要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