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淮阴侯传》与班固的《汉书·韩信传》在处理历史人物和事件上有所不同，反映了两位史学家在史观和史法上的分歧。《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全载蒯通的语言，展现了淮阴侯（韩信）对汉室的忠诚。即使面对蒯通的各种劝说，韩信的立场始终坚定不变。这体现了韩信的忠心以及对后来被诬陷反叛、家族被灭的冤屈。《史记》没有为蒯立单独作传，而是将他的话记录在韩信传记中，既展示了韩信的心迹，也顺带表现了蒯通的辩才。这种处理方式，既节省了篇幅，又明确了叙述的重点。相比之下，班固的《汉书》则删除了蒯通的语言，并为蒯通单独作了传。这种方式虽然看似详略得当，但实际上忽略了蒯通言论对理解韩信忠诚度的重要性。班固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轻重倒置，还开启了后世一事一传的先例，导致史书日益繁杂。此外，班书对于冒题遗吕后书的详细记载，也显示了其史识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