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开国
公元前660年，神日本磐余彦（另一称为神倭伊波礼毗古命） 正式建立大和政权（日本国诞生），并继位为天皇，此即为日本国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
听说过天照大神吧？相传神武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
但是这时的日本没有准确的历法，又是如何推来这个年份的？
这是之后的圣德太子曾借道教辛酉年之说，编排了“皇纪”。
圣德太子在斑鸠宫推行改革的是推古九年，也就是辛酉年。
而第21轮的辛酉年则是发生彻底的大变革之年。
于是，圣德太子以推古九年为起点再往上推第21轮的辛酉年为日本建国之年。
规定该年的阴历一月一日为神武天皇登极之日(阳历为2月21日)。
而在从那第一轮辛酉年开始，在这一千年的空白中，人为地安插了10位虚构的天皇。
圣德太子按照这个逻辑编修了日本史。之后人们便加以延用至今。
其实，那个时候的日本还是原始社会前期，经济还是采集经济（最原始的那种）。
因此决定了那时的日本不可能有阶级，也不可能有部落，哪里还会有政权?
日本的古代史其实根本讲不清楚，一半是无稽的神话，另一半是捏造的伪史。
至于为何会虚造他，或许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我就不提了。
简而言之，涉及到日本古代史的只有《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而其可信度……无法可想。事实上他们将神武天皇提前的四百年，其余那八位天皇也是一笔带过（压根不存在），仁德王时期才真正地开始了日本史。
神武天皇东征一事顺便提一下，如果不考虑可信度，这可以缩影为大和政权从九州到大和一带的推移（神武天皇一开始在九州，之后开始东征，到了大和一带后建立政权）。
还有一种说法是，神武天皇可能为秦始皇时期东渡的徐福，虽然说服力很小。
根据《神武纪》的记载：
1.“可确知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天盘船谓航海之楼船。‘飞降’谓操纵风帆而来，‘高天原’乃指海外之一地而言。”
2.当时日本文化的程度，停留在绳文文化时代，并没有任何冲击，能使日本忽然飞跃到青铜的弥生文化。
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唯独有一点不能符合的是神武即位之年。
在卫挺生博士的《神武纪》中，明确的记为辛酉之年，为纪元前660年，约当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一匡天下的时候，距离徐福的时代还有四百余年，所以看上去徐福似乎不可能就是神武。
不过神武时代，日本根本还没有纪年这种说法。
日本本来无历，是从一位名叫观勒的高僧传授得来，到了推古九年辛酉，才由圣德太子推行历法于全国。
圣德太子为了修史，不能不订一个大吉祥的日子，作为日本的开国之期，因此他认为辛酉年最能象征革故鼎新，而为了表示日本是与天朝相埒的古国，于是订了推古九年辛酉以前的第二十一个辛酉，为神武即位之年。
是神武千余年后，他的子孙硬替他装上去的，这可信否？
不过辛酉每逢六十年必有一次，假定真的是辛酉年，如若不是第二十一个，而是第十七个辛酉，那也能吻合了。
即卫挺生博士认为，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日本古代史唯一能提到的就是神武天皇，除此之外就是之后会提到的弥生时代，可以说能够古代史能够了解的是少之又少。

三.大和时代
大和时代是日本定都于大和地区的时代（250年－538年）。也称为古坟时代。
在大和时代，国王虽屡次迁都，但因迁都范围仍局限于大和地区，所以日本仍被称为大和。
古坟时代（大和时代）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
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本州岛南部，以奈良、大阪的大和盆地为主，北海道则未发现。
这一时期的坟墓为巨大的穴式土堆，四周有壕沟，「前方后圆」形式的墓制最具代表性。
古坟时代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从8世纪初开始，火葬流行，古坟逐渐式微，并开启了佛教建筑的时代。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也於此时相继编成，从而进入日本的历史时代。
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广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和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同时大和政权吸引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
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及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
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
这一段能提到的比较少，之后就开始慢慢增多了。

古坟时代好名

这个………………

=。=路过

七.幕府时代（有两个三，重复了）
平安时代结束后，日本就迎来了长达700年的幕府政·权。
幕府政权分为三个幕府、两个时间段，依次为：
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
首先我们讲的是镰仓幕府，镰仓幕府自1192年建立，直到1334年被推翻，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南北朝可讲的东西很少，所以基本没什么人太清楚这段历史），最终在1392年由室町幕府的建立，结束了南北朝时代。
情况概括就到这里，开始我们的正文：镰仓幕府。
源赖朝所建立的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是日本幕府政权的开始。
源赖朝于日本平安王朝的末期打败了贵族阶级的实权派平清盛一族，并逼迫在源平之战中为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兄弟源义经自杀，达到了自己一手遮天的目的。
源平会战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作家信浓前司行长据此写成历史小说《平家物语》。
（我哥之前有张盘，里面就有义经从源平会战到自杀的片段，其中另一著名日本武将武藏坊弁庆最终保护源义经战死，据说其身中数十箭，直到死仍旧保持着握刀的姿势，守护着源义经的住宅）
（武藏坊弁庆只要玩过无双大蛇Z就会有对他的印象，我个人觉得他的忠诚要超过诸葛亮）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由中央贵族掌握实际统治权的时代结束了，在贵族时代地位很低的武士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崇尚以“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为核心的思想，结合儒学、佛教禅宗、神道，形成武士的精神支柱“武士道”。
13世纪元军侵日战争客观上使幕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统治。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天皇成为傀儡，幕府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
源赖朝消灭平氏后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接管京都政丅府，而是致力于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
在内战中他就确定形势险要的镰仓为根据地。
承治4年(公元1180年)在此设军事警丅察机关“侍所”，由源赖朝的亲信和田义盛任长官“别当”，平时统领“御家人”，战时以“军奉行”身份指挥军队。
寿永3年(公元1184年)设行政机关“公文所”(后改称“政所”)，掌管幕府的行政事务。
同年又设司法机关“问注所”，长官“执事”处理诉讼、审判事宜。
至此，幕府的政治机构初具规模。     
京都的后白河法皇为削弱源氏势力，在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平氏灭亡之后，命源义经征讨源赖朝。
但源赖朝反过来成功地迫使后白河法皇发出追捕义经的院宣，同时迫使法皇承认他拥有在各国设置“守护”，在全日本所有庄园、公领设置“地头”的权力。
这两种职务都由源赖朝的亲信武士“御家人”充任，朝廷无权过问。
紧接着，源赖朝放逐了京都朝廷中对他抱有敌意的贵族，派进“京都守护”监视朝廷；在边远地九州设“镇西奉行”。
文治5年(公元1189年)源赖朝在迫使窝藏源义经的奥州藤原泰衡杀掉源义经之后，立即又讨灭泰衡，设“奥州总奉行”。这样，他就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警权力。
建久3年(公元1192年)旧势力的顽固捍卫者后白河法皇死去，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取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人最高头衔。
至此，镰仓幕府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开始了日本历史上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时期。
幕府统治的物质基础是附以各种名称的庞大的“关东御成败地”，即将军的管辖地。
与京都朝廷不同，镰仓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在乡领主和那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名主等中小土地所有者，而它的主要政治军事支柱则是“御家人”。
御家人是源赖朝在征讨平氏过程中同他结成封建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将军的家臣。
源赖朝保证了御家人原来的土地所有权，有的还赐与新的土地，并通过守护地头制的建立使之获得法律根据。
对于将军的这种“御恩”，御家人须为将军“奉公”，玩忽奉公义务就有被剥夺其御家人地位及其土地所有权的危险。于是在将军和御家人之间就通过“御恩”、“奉公”的关系建立起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


八.南北朝
从镰仓幕府灭亡直到室町幕府建立的这段时期（1336年-1392年），日本同时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并有各自的承传。
造成两皇的缘由是后醍醐天皇消灭了镰仓幕府后，就进行了第一次的王政复古，推行新政，史称“建武新政”。
1333年（南朝元弘3年、北朝正庆2年）6月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1334年改元“建武”，天皇的权力也进一步得到集中，设置中央最高机关记录所、杂诉决断所，重整天皇亲政的政治机构。二战前建武一直是中兴的象征。
由于新政未能满足武士的要求，而且只重用京都的公卿贵族，故引来武士的不满。
其中，倒幕大将足利尊氏更为不满，他虽然被赐给天皇名字中的尊字，但他却想开幕府，最后足利尊氏迫后醍醐天皇退位。新天皇光严天皇策封他为征夷大将军。是为北朝。
而后醍醐天皇退位后，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退往大和的吉野，仍以天皇自称，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史书还称为“一天二帝南北京”。
经过多次攻防后，南朝的势力衰退，终于南朝的天皇把三神器交给北朝的天皇，结束了南北朝时代。
南北朝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有名的英雄人物，不过对后醍醐天皇的评价值得提一提：
屡遭失败也不死心的后醍醐天皇，虽被流放小岛或遭受软禁，但依然逃出，坚持斗争，这是皇室史上独一无二的刚毅不屈的天皇，但他却没有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眼光，所以注定失败。
对这位命运多难却意志超凡的天皇多少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敬佩，在那样武家政权的乱世，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奋然举起反幕大旗的勇气，足以令那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依赖俳句和歌，春樱冬雪消极避世的天皇们汗颜。不论成败，那一次只为本心而活，便足以伟大。
诚然，他所有的努力只在于恢复古代天皇制的全盛时期（大建皇宫），是一种单纯的幻想。
但茫茫人世间，究竟又有几人能将历史的轨迹看清呢？
即使今日早已置身“史”外的我们，回溯俯视着这一段历史时，也未必能够将其纹理弄透彻；
即使博古通今，也未必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有怎能苛求当时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后醍醐天皇呢？
他能够做的，只有用自己的愿望去影响未来吧。
站在历史的高处评价过去总是轻易；处于当世斩棘开路却总是惶然。
后醍醐天皇的半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这个悲剧，并非指其逆历史潮流而招致失败，而是宿命地生活在那个时代中，怀有无法实现的梦想并为之徒劳奋斗过的人所特有的。
曾经失去心腹却不得不忍辱负重时，徒居高位却连自己都无法保护时，为了目标而被迫与武家妥协时，其心中之凄凄然恐怕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了。
在他最终的一刻，是不是也有着信长那般的“短短人生五十载，如梦如幻”的感慨？

这个是22L的镰仓幕府部分，第二次被抽，实在没办法咯……

已删，请加油

九.室町幕府
建武三年(1336年)，尊氏率军攻入京都后，拥立光明天皇，改年号为延元元年，并受封征夷大将军，建立室町幕府。为日本第二个军事封建政权，又称“足利幕府”。
我将室町幕府分为前半期与后半期，前半期为1336年到应仁之乱，后半期为应仁之乱后的安土桃山时期，直至江户幕府建立。这里的后半期我放在安土桃山时期一起说，所以先讲一讲前半期。
自室町幕府建立至1392年(明德三年、元中九年)为止，日本一直停留于南北朝对立的时代，而其最盛期则属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应永年间。
在南北朝长期间的动乱下，尊氏之孙足利义满次第将混乱的情形压制下来，幕府终于迎接了久违的安定局面。
义满于1392年（明德三年），以和平统一的口号对南朝提出呼吁，实现南北朝合体的理想。成功地结束长达六十年间的内乱状态，结束了南北朝时代。
此外，由于战乱而失去庄园，导致公家的经济力与社会地位衰退，幕府乃乘机将公家的资源吸收过去。义满接收了京都的市政权与对诸国赋课的征收权，确立幕府其本身成为统一全国的政权。
义满于1378年（永和四年）在京都的室町建造了一个豪华邸宅，称为“花之御所”（信野里为二条御所、室町御所），并在此执行政务，因此足利幕府也被称为室町幕府。
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有力守护大名连合政权的态势。
南北两朝统一一年后的明德四年（1393），室町幕府开始将酒屋役和土仓役作为长期税种征收。
两种税款，顾名思义征收自酒屋与土仓。
其中土仓的功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当铺，酒屋则是贩酒之处，当时大酒屋业者往往顺带立起土仓，土仓主在富裕情况下也会经营酒屋，因此酒屋、土仓两者经常并称。
酒屋、土仓役设立后，年平均为幕府提供六千余贯的收入，并在永享二年（1430）达到万余贯的峰值。如此高额的收益不禁为时人侧目，如《建内记》在嘉吉元年（1441）9月14日条中所载“土藏（仓）一年之中课税极多”等。   
随着酒屋、土仓役——尤其是土仓役——在幕府收入中所占比例的逐渐扩大，幕府和土仓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并逐渐开始实质性的合作。
如主管幕府财政的政所并不设专属的官库，将财政保管与出纳等权力都交给了被称作“公方御仓”的一部分土仓，同时公家也对土仓颇为侧目，吸收了一部分土仓供为己用，称之为“禁里御仓”。
对此现象，十五世纪初访日的朝鲜使节通事尹仁甫在其著作《老松堂日本行录》中评曰：“国家没有府库，惟靠富人支持。”有了公武双方支持的酒屋土仓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猛。  
设立酒屋、土仓役并取得良好效益后，幕府又开始征收味增屋役与关钱（通行税）。这一系列商业与流通方面税种的建立，表明了室町幕府对商业经济的倚重程度是很高的。  
室町幕府在财政上对商业的依附，其原因离不开商业本身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这起始于农业方面三毛作技术在畿内的出现以及水稻、肥料的品种改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生了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发展商业提供了人力资源。
在此基础上，镰仓时代每月定期开放六次的“六斋市”，夏天还会开放一周一次的夜市。与日期固定的市场相对，还出现了不受时间限制，背负商品买卖的行商，但这些商人聚集的资本多和酒屋土仓业者们一样，投入到了放贷与购买土地之上。  
室町幕府在收入源方面与镰仓幕府的差异，固然有当时商业如前叙般的发展，幕府本据所在的京都地方又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原因所在。
但室町幕府在土地方面的控制力远不及先代也不能就此忽略。
尊氏草创家业时的足利家虽然是镰仓幕府的有力御家人，拥戴后醍醐天皇倒幕成功后也得到了不少封地。
但为了建立武家政权，尊氏兄弟联合不满天皇的守护、豪族们再次举兵反抗后醍醐政府。这期间为了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足利家不得不将辛苦打下的地盘赐予他人。


而尊氏的征途又绝非一帆风顺，初期屡遭败绩是一方面，据点关东屡次被攻占也使足利家失去了不少领地。
待到天下初定时，室町将军看似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权人物，却没有太多直辖领作为基础。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关东地区也因关东公方的世袭化导致了其实质上的独立，反到和那些野心勃勃的守护们一样，早已不与主家同心，屡屡同京都唱反调，给幕府招徕了不少麻烦。
因此幕府的直辖领只有二百余庄园而已，直辖领收益的贫瘠，同样是幕府依靠商业经济的重要原因。  
  
酒屋、土仓役虽然给幕府带来了巨大利润，而这些利润显然是建立在酒屋、土仓的高额收入之上。
随着庄园制的逐渐解体，昔日高高在上的权贵落到收其眼中污秽不堪的商贾的经济控制之下。
另一方面沉重的贷款压力很快使这些经济实力本不雄厚的农民、武士难以承受，怨言不绝于耳。  
嘉吉元年（1441）六月，六代将军足利义教为赤松氏在宴席上刺杀，随之引发了细川、山名对赤松氏的追讨，史称嘉吉之乱。
将军遭到暗杀，失去头脑的京都地区暂时陷入了混乱，临近地区早已不堪酒屋土仓布下的重重金钱压迫的农民和下级武士们很快结为同道，以近江坂本的马借们为领导，在当年八月份爆发了一揆。
义军封锁了丹波口和西八条的通路，将京都与外界的联系切断，并开始向周遭的酒屋、土仓发动袭击。
义军向幕府要求发布“德政”。一些激进的义军甚至等不及幕府发布德政，自行用武力实现撕毁与酒屋土仓主们的债务关系，这种行为称作“私德政”。
新将军足利义胜在刚继位即遭遇大乱的窘境下，同意了义军的要求，发布了幕府建立以来的第一道德政令。
这次一揆运动也因其要求德政的目的被称作嘉吉德政一揆。
幕府发布德政是因无法镇（呃……）压一揆军而与其作出的妥协，幕府的权威也因此降低，同时酒屋、土仓在一揆中所遭到的打击也使幕府财政蒙受了损失。  
随着日后德政一揆次数的增加，幕府也不断的颁布德政令。
在频繁发布德政的背景下，幕府又开始征收德政分一钱这一税种。
征收德政分一钱现在看来更像是在鼓励人们要求德政并从中获利了利润，幕府的这一做法和保护酒屋土仓的政策显然是矛盾的。
经营酒屋土仓的业者们无疑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依附幕府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业主们开始从依附幕府转向各权门势家，成为这些势力的产业，从而获得免税特权。业主们大都将资金投入了商品流通之中，这对京都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每逢年相更替之际，各国守护与京都权贵都会依礼向将军家赠送一定数目的金钱。
在各类钱币日益替代粮食成为流通物的背景下，京都的权贵们往往用送钱来增进各自的关系。
苦于缺乏财源，日益贫困的幕府看到了这类“赠与”资金的利益所在，即使略显微薄也聊胜于无，因此幕府专设“折纸方”，专门负责收集折纸并回收现金。
义教时期折纸钱开始被当作财政收入的一环，到八代将军义政时幕府对折纸钱的依附更进一步，已经开始用其作为组织遣明船队的资金。  
每月将军会驾临京都的五山禅院数次，将军到来时，寺方都会赠送一些物品。这些赠品也一样被纳入幕府经济收入之列。
不过这些事物将军家无法留下太多自行享用，而多把它们送给其它寺社以供营造之用，另外一些特产则作为外贸货物装上了遣明船。
但即使没有这笔收入，崇佛的将军义政也不会在寺社方面少投入多少资金，因此幕府在一收一送之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本就匮乏的资金的无谓外流。  
从折纸钱到寺社赠品，不难看出，幕府经济收入中赠与经济的比重开始增加，幕府也转而开始依靠赠与经济度日。
但这类收入源显然更为脆弱，不能再度使幕府致富不说，连平衡日常开支也无法做到。
义政时期幕府开始卖出自家持有的大量美术品，皆称做“东山御物”。随着财政的日趋吃紧，御物的流出也就愈加频繁。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室町幕府为什么在酒屋、土仓日趋衰落，无法从其身上获利后就不再依靠任何类型的商品经济，转而投奔脆弱不堪的赠与经济呢？
这或许与幕府统治根基脆弱有关，这一现象在15世纪表现的更加明显，守护大名纷纷自立，开始摆脱幕府控制的影响。
但从幕府自身的角度来说，并未作出建立统一市场的规划，对待商品经济只是奉行看到眼前利益即加以扶持和保护；眼前利益消失时就将其抛弃的做法是无法从市场中获利的。
同时除统一货币的撰钱令外，很少有关于市场的法令，疏于对市场的控制也导致其无法在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利润。幕府弃大有可图的财源于不顾，自行钻入赠与经济的死胡同，应当算做是其不久后消亡的一个经济原因。
室町幕府初期能提的只有这些，之后，讲讲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应仁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