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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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
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
我真正的不足之处在于心里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非自己要知道些什么……我应该找到对我而言为真的真理，找到我可以为之生或死的理念。
激情做出的决定是唯一可靠的结论，（以及），我们时代缺乏的不是反思而是激情。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是一位丹麦哲学家，出生于哥本哈根（Copenhagen），常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他是家里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到21岁时他的5位哥哥姐姐还有母亲都已相继去世了，而他自己也只活到了42岁。其早期作品《论反讽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Irony）堪称对黑格尔哲学的精妙批评，其后期作品则聚焦于对丹麦教会的批判，认为教会与自己的j教信仰不相容。

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再一次将本体论上的重要性赋予了笛卡尔主义的个体，以反对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作品中体现的种类或整体思想，他们认为个体差不多是无关紧要的。而克尔凯郭尔反对这一观念，“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堕落方式，而我们时代的也许不是享乐或纵欲或yin荡，而是对人类个体的一种毫无节制的泛神论式的藐视。”不过，克尔凯郭尔在其他方面并非是一位笛卡尔主义者。其作品大概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最为合适，“激情做出的决定是唯一可靠的结论”以及“我们时代缺乏的不是反思而是激情”。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整个思想史一直以来探究的焦点都是错误的。自古希腊起，哲学便聚焦于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推崇理性或经验来理解整个世界。但这些体系中无一考虑了根本性的人类情况。在每一次转折点，我们都面临着做决定的需要。
选择是我们的出发点、永恒的伴侣，也是最沉重的负担。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真正的不足之处在于心里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非自己要知道些什么……我应该找到对我而言为真的真理，找到我可以为之生或死的理念。
这一主题后来在整个存在主义思想中重复出现，克尔凯郭尔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是“第一位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称号。

克尔凯郭尔口中所要寻找的答案便是宗教信仰。
他认为宗教信仰与激情而非理性有关。理性只会削弱信仰，却不会证明信仰的合理性。
因为尽管人们可以像安塞姆和阿奎那一样沉迷于从理性主义角度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这些证据却与信仰上帝完全无关。
人们必须满怀激情地、以个人的方式选择信仰上帝，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智上的操练。
真正的信仰从内心深处获得力量，如“信仰的跳跃”（leap of faith）一般，无需理性的指导来确保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或“真实的”以让我们安心。
毕竟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如果上帝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常识或理性思考的话，那么上述确保就会让人们不再需要信仰。

克尔凯郭尔的后期作品经常抨击j教会的组织，声称它们完全与j教对立。经历j教生活所要求的活动——如上教堂做礼拜、遵循规定的道德戒律、背诵教义等等——如果不涉及以个人的方式直接面对神的显现，那就与宗教生活毫无关系。

晚年时期，克尔凯郭尔因其与教会的冲突以及与报刊界长期的公开争执而名誉极度受损。不过，如今他已享有盛誉，不仅被誉为影响广泛的存在主义运动先驱，还被称为是极有说服力、笔法精湛的散文大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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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尼采认为个体的根本动力体现在对施加于自己身上的外力进行支配和控制的需求上，因此，尼采的个体所要求的正是存在主义者后来提出的“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
强者是那些更加完整的人类，他们已经学会了升华并控制自己的激情，将权力意志转化成创造力，是对生命的肯定，是在确定地说“是！”
故而其“超人”（übermensch）概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有德之人”而非被美化的英雄雅利安人。

作为整个西方正统思想界最有影响力、最神秘莫测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哲学家，尼采（Nietzsche）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挪用、污蔑、尊崇或误解。经由其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NZ党）的关系，尼采哲学错误地获得了支持NZ主义的臭名，但事实上其“超人”（übermensch）概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有德之人”而非被美化的英雄雅利安人。由伊丽莎白编辑并修改的尼采作品集，在尼采逝世不久后以《权力意志》（The Willto Power）为名得以出版，极大地阻碍了20世纪人们对尼采思想的接受。因此，尽管学术界对其哲学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但仍要再过100年以后尼采哲学的高明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弗洛伊德这样描述尼采，“他对自己的了解比其他任何一位曾经活过或可能活过的人都要透彻。”

尼采是一位新教徒牧师的儿子，年仅24岁时便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了教授职称。10年后，因身体不适，他不得不退休，独自一人在欧洲各地漫游，其间他专心写作与修养，最终在生命结束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了全球性的声誉。然而这一点尼采自己可能并不知道，因为他在1889年遭受了最后一次不可挽救的精神崩溃，直到逝世前都未恢复心智。

尼采的作品涵盖多种主题，从伦理学、宗教到形而上学、认识论等等。不过，他最为人知的还是其“权力意志”概念。尼采在一定程度上受叔本华影响，但没有太多的形而上学包袱，认为个体的根本动力体现在对施加于自己身上的外力进行支配和控制的需求上。因此，尼采的个体所要求的正是存在主义者后来提出的“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

尼采认为，这一需求一旦受挫，便导致了各种道德体系和宗教组织的出现，它们都试图约束并压制该“意志”。可能因为父亲的影响，尼采对j教尤为反感，曾称之为著名的“奴隶道德”（slavemorality）。他在j教中发现了弱者对强者的憎恨。那些未有勇气主宰自己的激情而最终缺乏内在力量的弱者试图报复比自己强大的人，他们期盼在一个虚构的“另外”世界而非现世，由其他力量——即上帝——来代表自己进行报复。

和叔本华不同，尼采认为权力意志应得到追求和肯定，而非抵制。
他坚信权力意志是春之活力，是对生命的肯定，是在确定地说“是！”
不过，正如之前所表明的，尼采并未倡导强者主宰弱者，也没有提出权力意志的掌握权属于某些天生的特别精英。更确切地说，他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强者的统治如何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人类“进化发展”，同时也是该进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尼采认为，力量并非由体力而是由精神力量所构成。强者是那些更加完整的人类，他们已经学会了升华并控制自己的激情，将权力意志转化成创造力。

与人们普遍的误解相反，尼采也不支持“主人道德”（master morality）——贵族特有的道德体系——尽管他确实认为“主人道德”比j教典型的“奴隶道德”更肯定生命。相反，尼采主张，强者对不幸者负有一定责任：“有德之人也会帮助不幸之人，但不是，或基本不是出于同情，而是由权力过多引起的冲动所驱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