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振雄是同龄人，他长我十一个月。我父亲唐月奎，他父亲杨斌奎都是赵筱卿的徒弟。我们称得上是世谊兄弟。我因家贫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失学了，十二岁学说书，十三岁就“破口”上台，挣钱养家。振雄小学只读三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为了让两个兄弟能读上书，他九岁就抱琵琶上台“插边花”唱开篇，他读书比我还少两年，出道却比我早四年。我们可以说都是童工出身，从小就在江湖上飘泊。
     振雄先是和父亲拼双档，后来他的弟弟杨振言跟父亲学说书，为了照顾年少的弟弟，让弟弟跟父亲拼双档，振雄就放单挡闯荡江湖说书，说的是家传的《玉夔龙》和《描金凤》。这两部书内行称为“五毒”书，不仅角色多接近评话，而且大喉咙角色众多，喊足了容易嗓子失音。
      振雄演说这两部书虽已有一定造诣，但由于道众说这两部书者众多，要走红还有相当难度，他决定另辟蹊径，改换书目。换书选材很重要，当时正是日军占领江南，评弹流行区都已沦陷，中国人受尽屈辱，振雄想到唐朝开国以后，国势兴盛，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文化知识，这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朝代，于是决定改编长篇书目《长生殿》，这里蕴含着他爱国主义的情操。
     编演长篇是一个浩大工程，振雄清晨去健身房锻练身体，然后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唐朝正史、野史和唐诗等等。穷年累月地读书，提高了他的文史修养。在编书期间，振雄停止演出没有收入，生活十分艰辛，他咬牙熬过了这个关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初稿完成后，他出码头开始演出《长生殿》，边说边改，不断完善。充满书卷气的书，吸引众多知识分子来听书，振雄勤于向他们求教，不断丰富本子。在表演艺术上原来《龙》、《风》两部书中的周彬和徐惠兰的小生角色，不能现成地套用在唐明皇身上，在唱腔上，他原来师法夏荷生的“夏调”和魏钰卿的“魏调”，也不适合表演帝皇和贵妃的情感，他便从俞振飞的昆曲中借鉴吸收养料，这是一个在艺术上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的表演艺术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并创出了自己的唱腔——“杨调”(因振雄小名阿龙，故又称“龙调”)，获得了听众的认可。他又拜申石伽为师学习绘画。他在书台上洋溢着书卷气，达到书中有画的境界，靠的就是知识和艺术的长期积累。可以说杨振雄创造了《长生殿》，《长生殿》也造就了杨振雄。
     1945年8月15日，我在太仓直塘说书，振雄在常熟老徐市说书，两地相距十里。振雄带一只收音机在码头上，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兴奋得彻夜难眠，16日一清早步行十里来直塘，向我传达这个喜讯，大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情怀。此前两年振雄在浙江演出时，差一点被清乡的日本军杀死。我在沦陷区说书，八年来受到数不尽的凌辱。我们苦熬了八年漫长的黑暗岁月，今天总算盼到了天亮。我感谢振雄送来了特大喜讯，他又匆匆赶回老徐市说日场书，来回步行了二十里。
     此后振雄在上海新仙林书场演出《长生殿》，受到昆曲名票徐凌云的赏识，先后介绍俞振飞、梅兰芳、盖叫天等来听书，振雄得以与大师们进行艺术交流，书艺又提高了一步。1948年中秋在沧洲书场演出，亚美麟记电台实况转播，《长生殿》红遍了上海及江南，振雄成为书台上新冒出来的响档。
     1949年初夏，上海濒临解放，部分评弹艺人不能出码头说书，生活发生因难，评弹协会组织一场会书义演，筹款购买粮食，发放给这些艺人。会书假座沧洲书场，票价银元一元。我和杨振雄、顾宏伯三人拼档说《长生殿·絮阁》。杨振雄演唐明皇，顾宏伯演高力土，我反串演杨贵妃，我抱了琵琶弹唱，唱篇中有一句：“昨日曲江曾赴宴，”末一个字我拉了长腔，用了“杨调”的旋律，引来听众会心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