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施终于上班了。他更孤僻也更忧郁了,整天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终日不发一言,却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办公室里的空气从来没有像那段日子那样污浊。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足球和与足球有关的一切,可是也没有人知道该怎样劝解和安慰他。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消沉的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一个月下来,他已经瘦了整整一圈,而且整日地咳嗽不停。科长劝他不要再抽烟了,他苦笑着说:“现在,我只有它了。”
两个月后,小施开始发低烧,连续两个星期不退,而且咳嗽得越来越厉害,阵阵咳嗽声让人听了揪心般地疼。他的声音也沙哑起来,本来瘦得不成样子的脸庞竟莫名其妙地浮肿起来。大家都劝他去看医生,他却固执地摇着头,说自己没事,老毛病了,抽烟太多引起的,过一阵就好了。望着固执的他,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终于有一天,科长在小施用过的纸巾里发现了血迹。于是,我们集体把他“绑架”到了医院。
我们没想到,检查的过程竟是如此漫长而复杂。痰液、胸片、纤支镜检、电视透视……终于,医生把我们叫了出来,他的脸严肃得吓人:“你们……谁是家属?”
我们互相看看,还是科长发了话:“我们……是他的同事。”
“那么,谁能通知他的家属?”医生又问。
我们面面相觑。和小施相处了好几年,我们居然没有听他谈起过自己的亲人。又是科长开了口:“他父母早就过世了,只有一个哥哥,听说在几年前也和他闹翻了,两人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来往了。”
医生的面孔更严肃了:“那怎么办?你们有没有领导?拿个主意吧!”
我们的心突然紧张起来,每个人都预感到情况不妙。科长试探着问:“大夫,他得的是……”
“肺癌!”医生甩出了两个比南极千年寒冰还要冷酷的字。
“啊——”几张嘴巴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好半天都没有合拢。
“你们也太怠慢了!患者早来诊治还有一丝希望!现在……”他冰冷的语气中竟透着一丝惋惜,“已经到了晚期了!”
那个胆小的女同志突然哭了起来。大家的鼻子也酸酸的。小施,一个多么年轻的生命!他,和那个满场飞奔的“马尾辨“一样,只有26岁啊!“大夫,”科长的声音竟有些颤抖,“难道……没有一点希望了吗?”
医生沉痛地摇了摇头:“准备后事吧!他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突然咬紧了下唇,拼命封闭住了即将爆发出来的呜咽。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就在这时,身边的一个同事突然吃惊地“啊”了一声。大家不约而同的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于是,我们发先了早就倚在病房门口的小施。
“小施!‘科长连忙奔过去,扶住了那个摇摇欲坠的身体。大家也都迅速地围上来。每个人都想张嘴说些什么,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小施轮流地看着大家,腮边的肌肉不停地抖动着。他的脸苍白得如死人身上的裹尸布,眼中却燃烧着一种古怪的,稀有的光芒,似乎是恐惧和不甘在小小的瞳人中不断交战。突然,他猛地抓住科长的手,嘶哑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想死……我要活着……活着……看巴乔在世界杯上……夺冠……”
在眼眶里忍了许久的泪,终于顺着每个人的面颊流了下来。昔日并不那么团结的同时们,此刻却都拥着小施哭成了一团。是啊,小施没有失去一切,至少,他还有巴乔——他生命中唯一的爱人,以及他和爱人共同的梦想——夺冠。
以后的日子里,小施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单位报销了他治疗的一切费用,于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他开始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没有比他更听话的病人了。只要医生说有利于病情稳定或恢复,他就坚决按医生说的去做。他甚至忌了烟,从确诊病情到世界杯开幕的整整一年,他没有抽过一支香烟。同事们给他找来的偏方土法,他也一一尝试。每天,他都坚持到公园晨练,在办公室里也经常举举哑铃,做做体操什么的。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就是:“延长一秒钟也是好的。”每当别人说他气色不错或者身体好转之类的话时,他总是笑着说:“唉!能挺到世界杯结束的那一天就行了。看到巴乔举起了大力神杯,我死也瞑目了。”每每听了这句话,我们总是当面斥责他胡说八道,背地里却忍不住发出几声悠长的叹息。
可是,谁知道爱的勇气有多大?谁又知道梦想的力量有多大?被医生判定为四个月“死缓”的小施,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他的脸色渐渐红润了,声音渐渐清晰了,肺部的疼痛也渐渐减轻了。他挺过了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终于,他迎来了1994年的曙光。同事们私下里悄悄议论,一致认为创造奇迹的不是医生,而是巴乔——他永恒不变的爱人。半年以来,我们乐此不疲地给小施搜集有关巴乔的任何资料,而那个梳着马尾的清秀的男孩子也真的捷报频传。仅在93年岁尾,他就一鼓作气地把“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尽收囊中。大家都认为,这对小施来说,比任何特效药都起作用。可以说,正是巴乔的出色表现和世界杯夺冠的梦想,支撑着小施本来摇摇欲坠的生命,让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重新燃起了光焰。
于是,我们科室的全体成员也都成了“巴乔迷”。我们同小施一起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并坚信,这样一个出色的球星,肯定不能像中国队那样,带给小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