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魁：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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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言是流行于广州地区的一支汉语方言，广东、广西的许多地区都使用这种方言，所以又称为粤方言，一般叫做广州话或广府话、白话。它是汉语方言的一个重要支系。
广州话是如何从汉语的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分化之后又如何发展？这些，是在研究广州方言时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但是，在现阶段来说，由于材料的不足，这些问题研究起来困难很多。本文只是就笔者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对广州方言形成过程的若干问题作一个粗略的论述，至于深入的、详细的研究，还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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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楚方言对广州话形成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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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广州方言的出现和形成，首要的不是秦时大规模移民，而是楚方言流传、扩展的结果。为了穷源究流，我们得从楚国的方言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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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先代本属炎帝族的一支，其后代主要是苗族。苗族本来居住在黄河流域。夏禹之时，它与以禹为首的夏族发生了争战，结果被禹打败，退出了黄河流域。后来在长江流域定居下来，并且在长江中游建立了一个有许多部族汇合的联盟，其中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部族就是荆楚。周灭殷时，周族的势力范围达到了汉水流域，荆楚（以苗族为主）归附于周，接受周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其首领熊绎接受周的封爵，受封地于丹阳。西周时，熊氏的子孙不断扩大疆土，称为楚。至周穆王时，楚形成独霸南方的局面。周夷王时，楚国更加强大。在臣服于周及后来的扩展过程中，楚国的统治阶级逐渐接受了汉族的语言，出现了汉语与苗语的融合过程。特别是在楚国与晋国争霸中原的历史时期，战争十分频繁，士兵和居民的大量接触和迁徙，结果大大加强了南北语言的交流。许多苗族人民学会了中原汉语，并且逐渐使用汉语而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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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4年以后，楚国的势力不断向东南扩展，它吞并了南方四十五个诸侯国，向东占有了吴越之地，向南开发了湘江流域，辟地千里，并且开展了与南越的交通和贸易。楚成王时，当时称为南海的广东各族居民，也臣服于楚。至公元前401年，楚悼王进而派吴起率兵平定了百越。可见，在秦始皇派兵入越之前，楚国经已与广东发生长期的、大量的交往，特别是吴起平越之役，又迁移了许多楚人来到广东。在战国时代，广州地区就已接受了楚人的影响，承受了楚国的语言和文化。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时，又有一部分楚国人逃跑到广东的北部和广西等地，楚国的影响更进一步加强了。
楚国在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它原有的巫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华夏的文化，逐渐融合成楚文化。而原来所使用的民族语言（苗语）,也发生了与汉语融合的过程。由于汉族的文化及生产水平较高等因素，融合的结果是汉语成为胜利者，楚人逐渐接受汉化，使用汉语，并且终于形成了属于汉语的一支楚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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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方言在战国时已是一支相当重要的汉语方言。那时候，正是“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时代，齐、鲁、晋、卫、郑、楚各国，各有各的方言。楚国的方言，与其他各地的方言更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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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楚人的进入广东，也就发生了楚方言与壮语等的交融过程，这样，南来的楚人便成了汉语最早的传播者。因此，广州方言的出现，应该说首先是来自楚方言的传播和分化。在现代的广州话中，仍保留了许多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楚方言的词语，就是这种历史渊源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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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扬雄的《方言》中，除了经常提到荆楚和江（长江）湘（湘江）之间的方言之外，还常提到南楚和“南楚以南”的方言。这个南楚和南楚以南的方言，指的就是湖南南部和广东、广西等地的方言，这些方言与荆楚方言已颇有不同，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且，南楚方言之所以能够出现，与楚方言的影响、传播不无关系。有人认为，南楚方言是楚方言与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越语融合而成的方言。广东、广西等地的壮语、侗语、傣语等,属于壮侗语族，又称为台语。这些先住民族的古代语言，一般称之为古台语。因此，也可以说，南楚的语言也就是古台语与汉语融合而成的一支独特的汉语方言。这个南楚方言（及“南楚以南”的方言）应该就是广州方言的雏型或前身。这个方言在其总体特点上，表现其属于汉语的系统，但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又存有若干原来民族语言的特点。这种情形，正如现代潮安、丰顺等地的畲语一样，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与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也有一些本民族语的特点（广东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一带的畲语，则基本上保存本族语的特点，而与苗语分支的瑶族布努话很接近）。现代畲语的这种情况，正是古代广东百越先民语言的一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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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之前，广东一带就出现了这个南楚的方言。我们看扬雄《方言》及其他古籍中所述的楚方言及南楚方言的许多词语，就与广州话相当一致，这正是广州话某些词语的“语源”。如《初学记》卷十九引《通俗文》谓“南楚以美色为娃”，《说文》也曰：“吴楚之间谓好日娃”。娃字《广韵》在佳韵，作於佳切，释为“美女貌”；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颜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於乖”。娃读於乖切的音，则入皆韵，与《广韵》略有差异。而这个於乖切的音，与现代广州方言称美（鲜艳）为[wɐi55]相合，广州话用的正是这个古代的南楚方言词。又如扬雄《方言》谓“陈楚之间、南楚之外日睇”（《说文》引《方言》作“南楚谓眄曰睇”），这个睇[thɐi35]就是现代广州话所用的词（此字《集韵》作大计切，视也）。《方言》“南楚凡骂庸贱谓之儓，或谓之覄(下“服”)”。这个词就是广州话对乡下人的贱称，如说“这个人好[pɔk5]”，称农民为“[pɔk5]佬”，这是古代楚方言的遗留。《广雅》释此字为“丑也”，《康熙字典》则解为“农夫之丑称也”。广州话称孵小鸡叫菢[pou22]，这也是楚方言词，《广韵》谓“鸟伏卵”，又引《方言》曰：“南楚人谓鸡抱”。《方言》卷十曰：“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子者谓之崽”，广州话把儿子叫做[tsɐi35],用的正是这个古楚方言词。又广州话把掀开、揭开的动作叫做[khin35]，这就是楚方言词搴。《楚辞·九歌》云：“搴芙蓉兮木末”。此字《广韵》作九辇切，取也。《集韵》九件切,“《说文》拔取也，南楚语”。广州话把盛物竹器叫做筲箕，这也是楚方言词。《方言》日：“簇，南楚谓之筲”。广州话把睁大眼睛看东西叫做[luk5]，这个词也是楚方言词，写作睩，它见于宋玉的《招魂》：“蛾眉曼睩目腾光些”。此字《广韵》作卢谷切，释为“视貌”；《集韵》作“龙玉切，谨视貌”。又广州话称缝衣服的动作为纫[jɐn35]，此也为楚方言词。《方言》卷六云：“擘，楚谓之纫”。《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礼记·内则》云：“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说的都是这个词。又广州方言谓“这样”为时[kɐm33]，这个词也是楚方言词，本写作泔+阝。《方言》曰：“泔+阝，或也，沅澧之间凡言或如此者日如是”。郭璞注曰：“亦言憨，声之转耳”。此字《广韵》写作邯，谓“江湘人言[或]也”（或字脱，据戴震《方言疏证》说补）。《集韵》作胡甘切。胡甘切之音乃由[kam]音演变而来。广州话把事情不认真办叫做“儿嬉”（相当于普通话的“儿戏”）。这个“嬉”也是楚方言词的遗留。《方言》卷十云“媱、惕，游也。江沅之间谓戏为媱，或谓之惕，或谓之嬉。”这个嬉字在《楚辞》中写作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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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表明历史的记述与语言的关系的一致性，它说明了广州话与楚方言确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广州话与古代楚方言没有直接的承传关系，后代广州话中的某些词语只是从楚方言中“借用”过来的，或者是有一部分楚方言词传入了广州话；另一种可能是广州话本来就是楚方言的一支后代，广州话不断发展，楚方言本身也不断发展，结果才形成为两支各不相同的方言。广州话与楚方言的关系究属哪一种情形，目前材料不足，不必遽下结论，但广州话与古代的楚方言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总之，最早的广州话的来源，不是从中原汉语通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下子直接“移植”而来，而是经过楚方言为媒介缓慢地推进，与当地的民族语言——古越语等融合而成。这种情况，与客家话的“集团性”方言的发展过程是不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