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自于学术论文《The Secret Contacts: Zionism and Nazi Germany, 1933-1941》，下面是译文
摘要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反犹主义成为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1933年的春天也见证了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政权秘密合作的起始，这种合作是为了让德国犹太社区加速对巴勒斯坦的移民和资本输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锡安主义当局成功地将该合作隐匿起来，直到1960年代初，人们才开始批评这种合作。锡安主义的反应通常包括宣称他们只与纳粹德国进行过一次性接触，只是为了拯救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这些所谓接触是很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们发生在许多犹太人和犹太组织要求抵制纳粹德国的时候。
在以色列共产党第16届党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份文件被提交上来，其中指出“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和绝大多数犹太组织都宣布抵制纳粹德国，锡安主义领导人却与希特勒政权之间存在着接触和合作”[1]。该文件援引锡安主义官员埃利泽·利夫内（Eliezer Livneh，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地下武装哈加纳（Haganah，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的编辑）在1966年以色列晚报（Maariv）的研讨会上的声明，埃利泽宣称“对锡安主义领导人来说，拯救犹太人性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手段）[2]。在德国法西斯12年统治期间屠戮了数百万犹太人之后，去质问锡安主义对其的反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禁忌。很难发现涉及这方面的可信证据或文件。以下调查收集的（至1976年）信息包括关于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之间合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很明显，此类事情的性质让该调查没法呈现其全貌。只有当层层封锁的档案文件（尤其是以色列的档案文件）[3]被开放给学术研究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埃利泽·利夫内，1902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波兰的罗兹。知名锡安主义活动家和以色列政治家，支持大以色列计划。1975年逝于耶路撒冷。）
希特勒降临
对于锡安主义领导人来说，希特勒掌权使得对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潮变得很有可能。在之前，大多数德国犹太人自认为德国人，对锡安主义的努力可谓是毫无同情。法西斯掌权前的德国政府统计数据仅仅只把犹太少数族裔列为“宗教信仰”之下，法西斯立法者则可借此来引入“种族”这一概念作为特征，从而将那些早就同化成德国人的犹太社区成员划分为犹太人。
据统计，1933年的德国有503,000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0.76%。31%的德国犹太人居住在首都柏林，占该市人口的4.3%。德国的统计数字还表明，在1871年至1933年期间，德国犹太人的人口从1.05%下降到0.76%[4]。
这些德国犹太人绝大多数是非锡安主义或反锡安主义人士，1937年之前，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缩写：ZVfD）在取得公众关注方面有着很大困难。例如，在1925年统计的犹太人当中，仅8,739人（不到2%）有资格在锡安主义者大会（Zionist Conventions）投票，只有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才会有这个资格[5]。1925年2月，在普鲁士的犹太社区地方选举中，当选的124名候选人里，只有26人属于锡安主义团体[6]。1932年7月，犹太基金会（Keren Hayesod）向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第24届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评估犹太基金会在德国的行动时，不应忘记，在那里不仅要考虑广大犹太社区的冷漠，还要考虑他们的敌意”[7]。
因此，当希特勒掌权时，锡安主义者基本上是个人数稀少，影响力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在广大犹太人中，非锡安主义组织有着重大影响。那些组织的顶点是1893年成立的犹太信仰德意志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缩写：CV），该协会顾名思义，将德国犹太人视为德国人，并认为其主要职责是对抗反犹主义。
与这一基本立场对应的是，中央协会还宣布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因此，中央协会理事会于1921年4月10日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如果巴勒斯坦定居地的相关工作只不过是援助和支援的话，那么对中央协会来说，便不会有什么要反对的。但是，巴勒斯坦定居地是一个犹太国家政策的第一步，因此应拒绝对其的鼓励与支持”[8]。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中央协会站在了进步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前方，一同对抗着反犹主义。
对于这种态度，犹太作家维尔纳·莫斯（Werner E. Mosse）评论道：“中央协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着特别的责任，要代表德国犹太人的利益去进行积极政治斗争，锡安主义代表着…...系统性地让犹太人隔离在德国公共生活之外。锡安主义原则上拒绝参与由中央协会领导的任何斗争”[9]。
锡安主义者对纳粹德国威胁的态度是有一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假设：法西斯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一样，都相信不科学的种族理论，在一些神秘泛化原理上也有共同语言，如“民族特质（Volkstum）”和“种族”，他们也都是沙文主义者，倾向于“种族排他性”。因此，在1930年的反犹主义领军出版物——《南德意志期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的一版中，锡安主义者格哈德·霍尔德海姆（Gerhard Holdheim）就犹太问题写道：“锡安主义计划包括以民族为基础的一个同质且不可分割的犹太人概念。故此，犹太人的标准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一个种族社区的归属感，这个群体被血缘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并决心保持其民族个性”[10]。这套话语与措辞与法西斯主义的别无二致。难怪德国法西斯会欢迎锡安主义者的观念，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写道：“必须大力支持锡安主义，以便每年将一定数量的德国犹太人运到巴勒斯坦，或者至少迫使他们离开这个国家”[11]。对于这些说法，汉斯·拉姆（Hans Lamm）后来写道：“毋庸置疑，在纳粹犹太政策的初期，他们认为采取亲锡安主义的态度是恰当的”[12]。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893年生于俄罗斯帝国爱沙尼亚的塔林。纳粹理论家，一直担任纳粹党外交事务办公室和负责文化与监视政策的罗森贝格局的主任。经过审判后于1946年在纽伦堡执行死刑。）
中央协会相当尖锐地指出，锡安主义者对“德国民族主义者部分假定”的认同，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弹药，在中央协会的一份政策宣言里，他们甚至谈到在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锡安主义是“刀刺在背”[13]。但是锡安主义者认为，只有反犹的希特勒能够把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推进他们的怀抱。德国锡安主义报纸《犹太评论报（Jüdische Rundschau）》的主编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tsch）于1933年1月8日（希特勒掌权三周后），在当地的锡安主义者联盟理事会会议上宣布：“德国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的特质（即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符合锡安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立场，在这里，我们有着寻找基础的空间，这不是互相理解的基础，而是讨论的基础。”[14]。
（罗伯特·韦尔奇，1891年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的布拉格。知名锡安主义记者和《犹太观察报》编辑，1933年4月1日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爆发时，韦尔奇评论道：“自豪地戴上犹太黄星！”，希望让犹太人主动迎合纳粹分类，坚定犹太认同，拒绝融入德国，之后曾表示后悔写下这句口号。1982年逝于耶路撒冷。）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政府首脑，随后纳粹党接管了当局所有职位，这意味着现在的掌权者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了。德国犹太人对事态发展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纳粹党的方案包括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第5点）和将所有犹太人从公职中除名（第6点），以及驱逐所有在1914年8月2日之后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第8点）。事态变化中，只有锡安主义者看到了些好处。绝不会是反锡安主义者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塞克斯（Christopher Sykes）的观点是“锡安主义领导人在纳粹灾难开始时就决心从这场悲剧中获得政治利益”[15]。首次公开表达这类观点的是来自柏林的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兹博士（Dr. Joachim Prinz），他是个坚定的锡安主义者，他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描述为“犹太人回归犹太教的起点”[16]。在谈到法西斯对德国犹太人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活动时，普林兹写道：“我们再也没有藏身之处了。我们不希望被同化，我们希求对犹太国家和犹太种族的认同”[17]。这决不是少数几人的观点。锡安主义者联盟的媒体《犹太评论报》于1933年6月13日写道：
锡安主义承认存在犹太问题，并希望以大方且具建设性的方式去解决它。为此，它希望争取所有人的援助；包括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援助，因为就锡安主义而言，这不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而是一个可用于处理真正问题的问题，其解决办法将令所有人感兴趣[18]。
通过这种论调，锡安主义采取了与法西斯相同的政治路线。
（约阿希姆·普林兹博士，1902年生于德意志帝国西里西亚的别尔扎内。锡安主义领袖之一，世界犹太人大会副主席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成员，反对纳粹并于1937年移民美国。1988年逝于美国新泽西州利文斯顿。）
1933年6月21日，锡安主义终于正式宣布其应对法西斯掌权的相关政策：“锡安主义者联盟就德国新体制下犹太人地位的宣言”。在这份冗长文件的一节中，有人强调“我们认为，新体制下的民族狂热原则让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锡安主义者联盟在这份文件中，用了“鲜血与种族的连结”等法西斯术语，回顾了德国犹太人地位的历史，并且就像希特勒一样，为犹太人假设了一个“特殊的灵魂”。然后，锡安主义者说：“对于犹太人来说，起源、宗教、共同命运和自我意识在塑造生活方面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克服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个人利己主义，这应该通过共同团结和乐于承担责任来实现”[20]。
在鼓吹并重申法西斯言论后，锡安主义者公开承认了法西斯国家：“在基于种族的新体制（即法西斯德国）的大地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社区结构也能以种族为基础，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在分配给我们的领域里为祖国做出有益贡献”[21]。最后，锡安主义者谴责了反法西斯势力对抗希特勒政权的斗争，即他们希望在1933年春掀起一场对纳粹德国的经济抵制。“他们针对德国的抵制宣传本质上是非锡安主义的，因为锡安主义不想战斗，而是希望去说服和建设”[22]。
为了充分理解锡安主义者联盟宣言的全部意义，人们必须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1933年4月1日，大屠杀的第一个高潮已经到来，全德国的犹太人都在遭受迫害。1933年3月初，德国城市里的犹太人遭到虐待（例如，1933年3月11日，不伦瑞克的犹太商店被洗劫一空，3月13日，犹太律师在布雷斯劳的司法大厅前被粗暴对待）。法西斯当局颁布了《公职回复法案（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该法案导致了德国大学中的2,000名犹太科学家和学者被除名。1933年夏召开的第18届锡安主义者大会对此反应却很冷静，1933年8月24日的锡安主义者大会上本应讨论德国犹太人的立场问题，大会主席团采取行动制止了此类讨论[23]。主席团还极力、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一项要求抵制德国商品的决议，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安排德国犹太人移民上面。反对德国的抗议也被控制在了最低限度。
（在1933年4月7日的《帝国法律公报》上，《公职回复法案》正式颁布。这是第三帝国颁布的第一部反犹种族主义法案，要求非雅利安人士（即犹太人、GCD等）不得从事如教师、教授和法官等公职。）
法西斯奖赏了锡安主义者的“克制”，并允许锡安主义者联盟继续不受阻碍地运营。（当时德国所有民主和反法西斯的政党与组织都受到了最严厉的迫害，其管理者和成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里）。与此同时，法西斯在非锡安主义组织的道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对中央协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在1933年之前，法西斯就已经将中央协会视为“他们的犹太大敌”，有许多纳粹媒体的例子可被用于证明这一点[24]。中央协会一直指责锡安主义者对“（反法西斯的）斗争”不感兴趣，“并且（在面对越来越近的法西斯威胁时，锡安主义）奉行冷漠政策，因为它感觉事不关己”[25]。
1933年3月1日，纳粹冲锋队占领并关闭了中央协会的理事会。1933年3月5日，图林根的中央协会因为“叛国阴谋”被禁止了。与此同时，纳粹国家开始迫害其他非锡安主义犹太组织，如代表犹太裔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犹太前线老兵全国社团（Reichsbund jüdischer Frontsoldaten）”。“德意志民族犹太人联盟（Verband nationaldeutscher Juden）”也遭到了禁止。
在法西斯的支持下，锡安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首次在德国犹太人中取得了主导地位。1933年秋，“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成立，所有大型犹太组织，如中央协会和锡安主义者联盟，都参与其中。帝国代表会的领导是犹太拉比利奥·拜克博士（Dr. Leo Baeck），他本人反映了帝国代表会对锡安主义自相矛盾的态度：拜克曾同时担任中央协会理事会成员和锡安主义定居地基金“犹太基金会”的德国主席。新成立的帝国代表会为锡安主义领导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平台。
（利奥·拜克博士，1873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波兹南的莱什诺。犹太教拉比、学者及神学家，犹太教改革派的领袖，在二战时期担任代表会/联盟主席，代表并保护着德国犹太人，直到1943年被关进集中营。1956年逝于英国伦敦。）
虽然帝国代表会有时被宣称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意志下建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库尔特·鲍尔-卡杜里（Kurt Ball-Kaduri）写道：“因此，帝国代表会是在没有任何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创立的；这个组织成型之后，帝国内政部仅仅被告知了而已——盖世太保根本就没表现出任何兴趣”[26]。直到1939年7月4日，才颁布了一项强制创立德国的犹太人帝国联盟（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的法令，组织名字从代表会改成了联盟。该法令使得所有犹太人都要注册为帝国联盟成员。同时满足了锡安主义者目标的法令第2项规定：“帝国联盟的目标是促进所有犹太人都移民出国”[27]。
（库尔特·鲍尔-卡杜里，1891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德国税法律师，以色列史学家，于1934年加入锡安主义组织。1976年逝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纳粹党高层允许了各种各样的（锡安主义）政治活动。一个例子是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于1935年7月9日记下的笔记：
锡安主义组织有时会向其成员和同情者募集捐款，用于鼓励移民、在巴勒斯坦购地、以及为巴勒斯坦定居地计划争取支持。这些捐款活动并不需要政府首肯，因为它们都是在犹太人内部举行的。除此之外，对国家警察来说，他们的募捐集会无伤大雅，毕竟他们的目的是用那些捐金去促进犹太人问题的实用解决方案。
1933年之后，法西斯允许锡安主义者继续他们的宣传。虽然当时德国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宣传部的直接监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其他进步主义组织都被禁止了），锡安主义《犹太评论报》的发行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后来成为《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驻耶路撒冷通讯记者的温弗赖德·马蒂尼（Winfried Martini），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与“锡安主义有紧密联系”，对一个“矛盾事实”评论道：“那些年里，在所有报纸中，比起没有任何自由的非犹太媒体，反而是犹太（锡安主义）媒体保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28]。他又说道，《犹太评论报》时常批评纳粹，但这并不会导致该报遭禁。只是在1933年末时，才因此收到禁令，不得向非犹太人出售。根据法西斯的愿望，犹太人应该皈依锡安主义，就算这意味着与法西斯的冲突，犹太人也该这么做。就这样，曾经发行量不高的《犹太评论报》[29]，迎来了急速增长期。
（1933年4月3日发行的《犹太评论报》，评论了4月1日的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有着著名口号“自豪地戴上犹太黄星！（Tragt ihn mit Stolz, den gelben Fleck!）”。）
1933年4月1日，考虑到《犹太评论报》与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立场一致，他们对自己处在法西斯高官的白名单上感到欢喜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对德国犹太人的有组织大屠杀，激起了全世界的义愤，让所有正派的德国人感到愤怒和厌恶，但并没有遭到《犹太评论报》的强烈谴责；实际上，这场屠杀被评论为是证实了锡安主义者的观点：“许多犹太人犯下的致命错误是，当已经无处藏身时，居然认为有人能代表犹太人的利益”，《犹太评论报》如此评论这场屠杀：“1933年4月1日是犹太人觉醒和犹太复兴的日子”[30]。
锡安主义者的自由包括发行书籍和报纸。1938年之前，许多出版社（其中柏林-夏洛滕堡的犹太出版社（Jüdische Verlag in Berlin-Charlottenburg）和舍亨柏林出版社（Schochen-Verlag, Berlin）最为重要）可以不受阻碍地印刷锡安主义著作。因此，在法西斯德国的统治下，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首任总统）、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色列首任总理）和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的著作是完全合法的。
（阿图尔·鲁平，1876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波兹南的拉维奇。锡安主义思想家与领袖，特拉维夫的建城者之一，从1908年开始担任锡安主义组织巴勒斯坦办公室的雅法主任，被称为“锡安主义定居地运动之父”。1943年逝于耶路撒冷。阿图尔·鲁平认为犹太人被同化是不可容忍的，希望通过殖民巴勒斯坦并将大量犹太人聚集在此地来保持犹太认同；从包括纳粹在内的反犹思想家处获得的灵感，让他相信要实现锡安主义，便需要犹太种族的纯洁，因此他鼓励欧洲犹太白人移民，反对并歧视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移民。）
上述译文为知乎版本
参考文献
[1] Information Bulletin,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3-4, 1969, p. 196.
[2] Information Bulletin..., 3-4, 1969, p. 197.
[3] In the book Das Leb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in Jahre 1933 (Life of the Jews in Germany in 1933) by Kurt-Jacob Ball-Kaduri (Frankfurt am Main, 1963) are cited, among others, the following "unpublished sources" which are kept in the Yad-Vashem Archive in Jerusalem.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Haavara transfers" by Dr. Leo David (YWA 01/277), "Negotiations with the Gestapo in Berlin about Emigration 1936-1938" (YWA 01/130), "Leo Plaut and the Gestapo Chief Diels in Berlin in the Years 1933/34" (YWA 01/229), all in German.
[4]These statistic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Esta Bennathan. "Die demograph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der Juden," Entscheidungsjahre,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Jews,"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Concerning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Tübingen, 1966, pp. 89, 95.
[5]Dr. Alfred Wiener, Jüden und Araber in Palästina (Jews and Arabs in Palestine), Berlin, 1929, p. 36.
[6] According to Wiener, op. cit., p. 36.
[7] Quoted from Kurt Loewenstein, Die innerjüdische Reaktion auf die Kri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The Internal Jewish Reaction to the Crisis of German Democracy),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63.
[8] Quoted from Dr. Alfred Wiener, Kritische Reise durch Palästina (Critical Journey through Palestine), Berlin, 1927, p. 8.
[9]Werner E. Mosse, Der Niedergang der deutschen Republik und die Juden (The fall of the German Republic and the Jews)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8.
[10]Gerhard Holdheim, Der Zionismus in Deutschland (Zionism in Germany) in 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12/1930, p. 855.
[11]Alfred Rosenberg, Die Spur des Juden im Wandel der Zeiten (The Trail of the Jews in the Changing Ages), Munich, 1937, p. 153.
[12]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London, 1963), p. 53.
[13]CV-Zeitung, IX, July 11, 1930.
[14]Minutes of the Session are in the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in Jerusalem, quoted by Kurt Loewenstein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88.
[15]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s to Israel (London, 1965); German edition Kreuzeege nach Israel (Munich, 1967), p. 151.
[16]Quoted from Hans Lamm, Uber die innere and äusser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jüdentums im Dritten Reich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German Jewry in the Third Reich), inaugural dissertation, Philosophische Fakultat der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at Erlangen, 1951, p. 161.
[17]Hans Lamm, ibid.
[18]Hans Lamm, op. cit., p. 156.
[19]Quoted from In Zwei Welten. Siegfried Moses zum 75 Geburtstag (In Two Worlds. For the 75th birthday of Siegfried Moses), Tel Aviv, 1962, pp. 118 ff.
[20]"Äusserung der Zionistischen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 zur Stellung der juden im neuen deutschen Staat" (Statement of the Zionist Union of Germany regarding the State of the Jews in the new German State), published in Zwei Welten, Siegfried Moses zum 75 Geburtstag (Tel Aviv, 1962), p. 118 ff.
[21]Ibid.
[22]Ibid.
[23]See Joseph B. Schechtman, Fighter and Prophet.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 (New York/London: 1961), p. 194.
[24]Arnold Paucher, Der jüdische Abwehr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 letz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he Jewish Struggle against 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Hamburg, 1968, p. 32.
[25]Arnold Paucher, op. cit., p. 43.
[26]Ball-Kaduri, op. cit., p. 147.
[27]Reichlsgesetzblatt (Reich Law Bulletin) Part I, No. 118/1939, pp. 1097 ff.
[28]Winfried Martini, "Hitler und die Juden" (Hitler and the Jews) in Christ und Welt, Stuttgart, June 16, 1961
[29]Ball-Kaduri, op. cit., p. 91.
[30]Jüdische Rundschau, April 4, 1933.
摘要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反犹主义成为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1933年的春天也见证了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政权秘密合作的起始，这种合作是为了让德国犹太社区加速对巴勒斯坦的移民和资本输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锡安主义当局成功地将该合作隐匿起来，直到1960年代初，人们才开始批评这种合作。锡安主义的反应通常包括宣称他们只与纳粹德国进行过一次性接触，只是为了拯救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这些所谓接触是很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们发生在许多犹太人和犹太组织要求抵制纳粹德国的时候。
在以色列共产党第16届党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份文件被提交上来，其中指出“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和绝大多数犹太组织都宣布抵制纳粹德国，锡安主义领导人却与希特勒政权之间存在着接触和合作”[1]。该文件援引锡安主义官员埃利泽·利夫内（Eliezer Livneh，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地下武装哈加纳（Haganah，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的编辑）在1966年以色列晚报（Maariv）的研讨会上的声明，埃利泽宣称“对锡安主义领导人来说，拯救犹太人性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手段）[2]。在德国法西斯12年统治期间屠戮了数百万犹太人之后，去质问锡安主义对其的反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禁忌。很难发现涉及这方面的可信证据或文件。以下调查收集的（至1976年）信息包括关于锡安主义者和法西斯之间合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很明显，此类事情的性质让该调查没法呈现其全貌。只有当层层封锁的档案文件（尤其是以色列的档案文件）[3]被开放给学术研究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埃利泽·利夫内，1902年生于俄罗斯帝国波兰的罗兹。知名锡安主义活动家和以色列政治家，支持大以色列计划。1975年逝于耶路撒冷。）
希特勒降临
对于锡安主义领导人来说，希特勒掌权使得对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潮变得很有可能。在之前，大多数德国犹太人自认为德国人，对锡安主义的努力可谓是毫无同情。法西斯掌权前的德国政府统计数据仅仅只把犹太少数族裔列为“宗教信仰”之下，法西斯立法者则可借此来引入“种族”这一概念作为特征，从而将那些早就同化成德国人的犹太社区成员划分为犹太人。
据统计，1933年的德国有503,000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0.76%。31%的德国犹太人居住在首都柏林，占该市人口的4.3%。德国的统计数字还表明，在1871年至1933年期间，德国犹太人的人口从1.05%下降到0.76%[4]。
这些德国犹太人绝大多数是非锡安主义或反锡安主义人士，1937年之前，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缩写：ZVfD）在取得公众关注方面有着很大困难。例如，在1925年统计的犹太人当中，仅8,739人（不到2%）有资格在锡安主义者大会（Zionist Conventions）投票，只有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才会有这个资格[5]。1925年2月，在普鲁士的犹太社区地方选举中，当选的124名候选人里，只有26人属于锡安主义团体[6]。1932年7月，犹太基金会（Keren Hayesod）向德国锡安主义者联盟第24届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评估犹太基金会在德国的行动时，不应忘记，在那里不仅要考虑广大犹太社区的冷漠，还要考虑他们的敌意”[7]。
因此，当希特勒掌权时，锡安主义者基本上是个人数稀少，影响力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在广大犹太人中，非锡安主义组织有着重大影响。那些组织的顶点是1893年成立的犹太信仰德意志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缩写：CV），该协会顾名思义，将德国犹太人视为德国人，并认为其主要职责是对抗反犹主义。
与这一基本立场对应的是，中央协会还宣布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因此，中央协会理事会于1921年4月10日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如果巴勒斯坦定居地的相关工作只不过是援助和支援的话，那么对中央协会来说，便不会有什么要反对的。但是，巴勒斯坦定居地是一个犹太国家政策的第一步，因此应拒绝对其的鼓励与支持”[8]。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中央协会站在了进步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前方，一同对抗着反犹主义。
对于这种态度，犹太作家维尔纳·莫斯（Werner E. Mosse）评论道：“中央协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着特别的责任，要代表德国犹太人的利益去进行积极政治斗争，锡安主义代表着…...系统性地让犹太人隔离在德国公共生活之外。锡安主义原则上拒绝参与由中央协会领导的任何斗争”[9]。
锡安主义者对纳粹德国威胁的态度是有一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假设：法西斯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一样，都相信不科学的种族理论，在一些神秘泛化原理上也有共同语言，如“民族特质（Volkstum）”和“种族”，他们也都是沙文主义者，倾向于“种族排他性”。因此，在1930年的反犹主义领军出版物——《南德意志期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的一版中，锡安主义者格哈德·霍尔德海姆（Gerhard Holdheim）就犹太问题写道：“锡安主义计划包括以民族为基础的一个同质且不可分割的犹太人概念。故此，犹太人的标准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一个种族社区的归属感，这个群体被血缘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并决心保持其民族个性”[10]。这套话语与措辞与法西斯主义的别无二致。难怪德国法西斯会欢迎锡安主义者的观念，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写道：“必须大力支持锡安主义，以便每年将一定数量的德国犹太人运到巴勒斯坦，或者至少迫使他们离开这个国家”[11]。对于这些说法，汉斯·拉姆（Hans Lamm）后来写道：“毋庸置疑，在纳粹犹太政策的初期，他们认为采取亲锡安主义的态度是恰当的”[12]。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893年生于俄罗斯帝国爱沙尼亚的塔林。纳粹理论家，一直担任纳粹党外交事务办公室和负责文化与监视政策的罗森贝格局的主任。经过审判后于1946年在纽伦堡执行死刑。）
中央协会相当尖锐地指出，锡安主义者对“德国民族主义者部分假定”的认同，为反犹主义提供了弹药，在中央协会的一份政策宣言里，他们甚至谈到在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锡安主义是“刀刺在背”[13]。但是锡安主义者认为，只有反犹的希特勒能够把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推进他们的怀抱。德国锡安主义报纸《犹太评论报（Jüdische Rundschau）》的主编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tsch）于1933年1月8日（希特勒掌权三周后），在当地的锡安主义者联盟理事会会议上宣布：“德国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的特质（即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符合锡安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立场，在这里，我们有着寻找基础的空间，这不是互相理解的基础，而是讨论的基础。”[14]。
（罗伯特·韦尔奇，1891年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的布拉格。知名锡安主义记者和《犹太观察报》编辑，1933年4月1日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爆发时，韦尔奇评论道：“自豪地戴上犹太黄星！”，希望让犹太人主动迎合纳粹分类，坚定犹太认同，拒绝融入德国，之后曾表示后悔写下这句口号。1982年逝于耶路撒冷。）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政府首脑，随后纳粹党接管了当局所有职位，这意味着现在的掌权者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了。德国犹太人对事态发展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纳粹党的方案包括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第5点）和将所有犹太人从公职中除名（第6点），以及驱逐所有在1914年8月2日之后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第8点）。事态变化中，只有锡安主义者看到了些好处。绝不会是反锡安主义者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塞克斯（Christopher Sykes）的观点是“锡安主义领导人在纳粹灾难开始时就决心从这场悲剧中获得政治利益”[15]。首次公开表达这类观点的是来自柏林的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兹博士（Dr. Joachim Prinz），他是个坚定的锡安主义者，他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描述为“犹太人回归犹太教的起点”[16]。在谈到法西斯对德国犹太人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活动时，普林兹写道：“我们再也没有藏身之处了。我们不希望被同化，我们希求对犹太国家和犹太种族的认同”[17]。这决不是少数几人的观点。锡安主义者联盟的媒体《犹太评论报》于1933年6月13日写道：
锡安主义承认存在犹太问题，并希望以大方且具建设性的方式去解决它。为此，它希望争取所有人的援助；包括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援助，因为就锡安主义而言，这不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而是一个可用于处理真正问题的问题，其解决办法将令所有人感兴趣[18]。
通过这种论调，锡安主义采取了与法西斯相同的政治路线。
（约阿希姆·普林兹博士，1902年生于德意志帝国西里西亚的别尔扎内。锡安主义领袖之一，世界犹太人大会副主席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成员，反对纳粹并于1937年移民美国。1988年逝于美国新泽西州利文斯顿。）
1933年6月21日，锡安主义终于正式宣布其应对法西斯掌权的相关政策：“锡安主义者联盟就德国新体制下犹太人地位的宣言”。在这份冗长文件的一节中，有人强调“我们认为，新体制下的民族狂热原则让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锡安主义者联盟在这份文件中，用了“鲜血与种族的连结”等法西斯术语，回顾了德国犹太人地位的历史，并且就像希特勒一样，为犹太人假设了一个“特殊的灵魂”。然后，锡安主义者说：“对于犹太人来说，起源、宗教、共同命运和自我意识在塑造生活方面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克服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个人利己主义，这应该通过共同团结和乐于承担责任来实现”[20]。
在鼓吹并重申法西斯言论后，锡安主义者公开承认了法西斯国家：“在基于种族的新体制（即法西斯德国）的大地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社区结构也能以种族为基础，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在分配给我们的领域里为祖国做出有益贡献”[21]。最后，锡安主义者谴责了反法西斯势力对抗希特勒政权的斗争，即他们希望在1933年春掀起一场对纳粹德国的经济抵制。“他们针对德国的抵制宣传本质上是非锡安主义的，因为锡安主义不想战斗，而是希望去说服和建设”[22]。
为了充分理解锡安主义者联盟宣言的全部意义，人们必须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1933年4月1日，大屠杀的第一个高潮已经到来，全德国的犹太人都在遭受迫害。1933年3月初，德国城市里的犹太人遭到虐待（例如，1933年3月11日，不伦瑞克的犹太商店被洗劫一空，3月13日，犹太律师在布雷斯劳的司法大厅前被粗暴对待）。法西斯当局颁布了《公职回复法案（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该法案导致了德国大学中的2,000名犹太科学家和学者被除名。1933年夏召开的第18届锡安主义者大会对此反应却很冷静，1933年8月24日的锡安主义者大会上本应讨论德国犹太人的立场问题，大会主席团采取行动制止了此类讨论[23]。主席团还极力、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一项要求抵制德国商品的决议，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安排德国犹太人移民上面。反对德国的抗议也被控制在了最低限度。
（在1933年4月7日的《帝国法律公报》上，《公职回复法案》正式颁布。这是第三帝国颁布的第一部反犹种族主义法案，要求非雅利安人士（即犹太人、GCD等）不得从事如教师、教授和法官等公职。）
法西斯奖赏了锡安主义者的“克制”，并允许锡安主义者联盟继续不受阻碍地运营。（当时德国所有民主和反法西斯的政党与组织都受到了最严厉的迫害，其管理者和成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里）。与此同时，法西斯在非锡安主义组织的道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对中央协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在1933年之前，法西斯就已经将中央协会视为“他们的犹太大敌”，有许多纳粹媒体的例子可被用于证明这一点[24]。中央协会一直指责锡安主义者对“（反法西斯的）斗争”不感兴趣，“并且（在面对越来越近的法西斯威胁时，锡安主义）奉行冷漠政策，因为它感觉事不关己”[25]。
1933年3月1日，纳粹冲锋队占领并关闭了中央协会的理事会。1933年3月5日，图林根的中央协会因为“叛国阴谋”被禁止了。与此同时，纳粹国家开始迫害其他非锡安主义犹太组织，如代表犹太裔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犹太前线老兵全国社团（Reichsbund jüdischer Frontsoldaten）”。“德意志民族犹太人联盟（Verband nationaldeutscher Juden）”也遭到了禁止。
在法西斯的支持下，锡安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首次在德国犹太人中取得了主导地位。1933年秋，“德国犹太人帝国代表会（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成立，所有大型犹太组织，如中央协会和锡安主义者联盟，都参与其中。帝国代表会的领导是犹太拉比利奥·拜克博士（Dr. Leo Baeck），他本人反映了帝国代表会对锡安主义自相矛盾的态度：拜克曾同时担任中央协会理事会成员和锡安主义定居地基金“犹太基金会”的德国主席。新成立的帝国代表会为锡安主义领导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平台。
（利奥·拜克博士，1873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波兹南的莱什诺。犹太教拉比、学者及神学家，犹太教改革派的领袖，在二战时期担任代表会/联盟主席，代表并保护着德国犹太人，直到1943年被关进集中营。1956年逝于英国伦敦。）
虽然帝国代表会有时被宣称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意志下建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库尔特·鲍尔-卡杜里（Kurt Ball-Kaduri）写道：“因此，帝国代表会是在没有任何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创立的；这个组织成型之后，帝国内政部仅仅被告知了而已——盖世太保根本就没表现出任何兴趣”[26]。直到1939年7月4日，才颁布了一项强制创立德国的犹太人帝国联盟（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的法令，组织名字从代表会改成了联盟。该法令使得所有犹太人都要注册为帝国联盟成员。同时满足了锡安主义者目标的法令第2项规定：“帝国联盟的目标是促进所有犹太人都移民出国”[27]。
（库尔特·鲍尔-卡杜里，1891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德国税法律师，以色列史学家，于1934年加入锡安主义组织。1976年逝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纳粹党高层允许了各种各样的（锡安主义）政治活动。一个例子是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于1935年7月9日记下的笔记：
锡安主义组织有时会向其成员和同情者募集捐款，用于鼓励移民、在巴勒斯坦购地、以及为巴勒斯坦定居地计划争取支持。这些捐款活动并不需要政府首肯，因为它们都是在犹太人内部举行的。除此之外，对国家警察来说，他们的募捐集会无伤大雅，毕竟他们的目的是用那些捐金去促进犹太人问题的实用解决方案。
1933年之后，法西斯允许锡安主义者继续他们的宣传。虽然当时德国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宣传部的直接监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其他进步主义组织都被禁止了），锡安主义《犹太评论报》的发行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后来成为《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驻耶路撒冷通讯记者的温弗赖德·马蒂尼（Winfried Martini），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与“锡安主义有紧密联系”，对一个“矛盾事实”评论道：“那些年里，在所有报纸中，比起没有任何自由的非犹太媒体，反而是犹太（锡安主义）媒体保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28]。他又说道，《犹太评论报》时常批评纳粹，但这并不会导致该报遭禁。只是在1933年末时，才因此收到禁令，不得向非犹太人出售。根据法西斯的愿望，犹太人应该皈依锡安主义，就算这意味着与法西斯的冲突，犹太人也该这么做。就这样，曾经发行量不高的《犹太评论报》[29]，迎来了急速增长期。
（1933年4月3日发行的《犹太评论报》，评论了4月1日的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有着著名口号“自豪地戴上犹太黄星！（Tragt ihn mit Stolz, den gelben Fleck!）”。）
1933年4月1日，考虑到《犹太评论报》与纳粹抵制犹太商业运动立场一致，他们对自己处在法西斯高官的白名单上感到欢喜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对德国犹太人的有组织大屠杀，激起了全世界的义愤，让所有正派的德国人感到愤怒和厌恶，但并没有遭到《犹太评论报》的强烈谴责；实际上，这场屠杀被评论为是证实了锡安主义者的观点：“许多犹太人犯下的致命错误是，当已经无处藏身时，居然认为有人能代表犹太人的利益”，《犹太评论报》如此评论这场屠杀：“1933年4月1日是犹太人觉醒和犹太复兴的日子”[30]。
锡安主义者的自由包括发行书籍和报纸。1938年之前，许多出版社（其中柏林-夏洛滕堡的犹太出版社（Jüdische Verlag in Berlin-Charlottenburg）和舍亨柏林出版社（Schochen-Verlag, Berlin）最为重要）可以不受阻碍地印刷锡安主义著作。因此，在法西斯德国的统治下，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首任总统）、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色列首任总理）和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的著作是完全合法的。
（阿图尔·鲁平，1876年生于德意志帝国波兹南的拉维奇。锡安主义思想家与领袖，特拉维夫的建城者之一，从1908年开始担任锡安主义组织巴勒斯坦办公室的雅法主任，被称为“锡安主义定居地运动之父”。1943年逝于耶路撒冷。阿图尔·鲁平认为犹太人被同化是不可容忍的，希望通过殖民巴勒斯坦并将大量犹太人聚集在此地来保持犹太认同；从包括纳粹在内的反犹思想家处获得的灵感，让他相信要实现锡安主义，便需要犹太种族的纯洁，因此他鼓励欧洲犹太白人移民，反对并歧视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移民。）
上述译文为知乎版本
参考文献
[1] Information Bulletin,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3-4, 1969, p. 196.
[2] Information Bulletin..., 3-4, 1969, p. 197.
[3] In the book Das Leb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in Jahre 1933 (Life of the Jews in Germany in 1933) by Kurt-Jacob Ball-Kaduri (Frankfurt am Main, 1963) are cited, among others, the following "unpublished sources" which are kept in the Yad-Vashem Archive in Jerusalem.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Haavara transfers" by Dr. Leo David (YWA 01/277), "Negotiations with the Gestapo in Berlin about Emigration 1936-1938" (YWA 01/130), "Leo Plaut and the Gestapo Chief Diels in Berlin in the Years 1933/34" (YWA 01/229), all in German.
[4]These statistic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Esta Bennathan. "Die demograph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der Juden," Entscheidungsjahre,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Jews,"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Concerning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Tübingen, 1966, pp. 89, 95.
[5]Dr. Alfred Wiener, Jüden und Araber in Palästina (Jews and Arabs in Palestine), Berlin, 1929, p. 36.
[6] According to Wiener, op. cit., p. 36.
[7] Quoted from Kurt Loewenstein, Die innerjüdische Reaktion auf die Kri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The Internal Jewish Reaction to the Crisis of German Democracy),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63.
[8] Quoted from Dr. Alfred Wiener, Kritische Reise durch Palästina (Critical Journey through Palestine), Berlin, 1927, p. 8.
[9]Werner E. Mosse, Der Niedergang der deutschen Republik und die Juden (The fall of the German Republic and the Jews)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8.
[10]Gerhard Holdheim, Der Zionismus in Deutschland (Zionism in Germany) in 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12/1930, p. 855.
[11]Alfred Rosenberg, Die Spur des Juden im Wandel der Zeiten (The Trail of the Jews in the Changing Ages), Munich, 1937, p. 153.
[12]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London, 1963), p. 53.
[13]CV-Zeitung, IX, July 11, 1930.
[14]Minutes of the Session are in the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in Jerusalem, quoted by Kurt Loewenstein in "The Crucial Year 1932," p. 388.
[15]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s to Israel (London, 1965); German edition Kreuzeege nach Israel (Munich, 1967), p. 151.
[16]Quoted from Hans Lamm, Uber die innere and äusser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jüdentums im Dritten Reich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German Jewry in the Third Reich), inaugural dissertation, Philosophische Fakultat der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at Erlangen, 1951, p. 161.
[17]Hans Lamm, ibid.
[18]Hans Lamm, op. cit., p. 156.
[19]Quoted from In Zwei Welten. Siegfried Moses zum 75 Geburtstag (In Two Worlds. For the 75th birthday of Siegfried Moses), Tel Aviv, 1962, pp. 118 ff.
[20]"Äusserung der Zionistischen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 zur Stellung der juden im neuen deutschen Staat" (Statement of the Zionist Union of Germany regarding the State of the Jews in the new German State), published in Zwei Welten, Siegfried Moses zum 75 Geburtstag (Tel Aviv, 1962), p. 118 ff.
[21]Ibid.
[22]Ibid.
[23]See Joseph B. Schechtman, Fighter and Prophet.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 (New York/London: 1961), p. 194.
[24]Arnold Paucher, Der jüdische Abwehr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n letz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he Jewish Struggle against anti-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Hamburg, 1968, p. 32.
[25]Arnold Paucher, op. cit., p. 43.
[26]Ball-Kaduri, op. cit., p. 147.
[27]Reichlsgesetzblatt (Reich Law Bulletin) Part I, No. 118/1939, pp. 1097 ff.
[28]Winfried Martini, "Hitler und die Juden" (Hitler and the Jews) in Christ und Welt, Stuttgart, June 16, 1961
[29]Ball-Kaduri, op. cit., p. 91.
[30]Jüdische Rundschau, April 4, 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