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西方模式，认识启蒙的本土特色
  
     中西文化会通研究，是一个富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课题。不同的文化都是人类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的创造，普天下的文化莫不具有相通、相融的一面；但是不同族别的文化又有各自生存的空间，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心理的不同条件造就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又有不同的特性，从而有相距、相斥之处。这种相通又相距的状态，是文化会通中长期使人困扰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这是因为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涌进，是在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这在世界上称雄的先进文化，是伴随西方侵略者的铁蹄而来到中国的。西学的传入有力地冲击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在中国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器、体用、本末、主辅等范畴来阐释西学，既引进西学为我所用，又不失传统的本义，这中体西用式的会通隐伏了“西学汉说”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对西学的误读。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种误解明显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时候，又走向另一极端即“汉学西说”，全盘采用西方观念阐释中国的学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哲学的建立。哲学本是一门外来学科，1916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问世，第一次引进中国哲学史的概念，运用的仍是国学的解释和体例，似新还旧。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该书由于依傍西方哲学解释中国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尔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更进一步确立用西方框架建构中国哲学的系统，奠定了“汉学西说”的范式，主导中国思想史研究80多年。
  
     在这世纪之交，哲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质疑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思想的研究方式，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由此产生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疑问。与此同时，汤一介先生提出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倡议，力图建立本土化的中国哲学体系，这对中国哲学研究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西学汉说”、“汉学西说”到力图摆脱西方模式，阐明中国特色，反映中外文化会通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这里，中国传统思想不再是任凭西方概念剪裁的资料，而是确立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源泉和土壤，在这基础上吸收西方思想，提升本土概念，促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会通西方哲学，这是中国哲学走向成熟的表现。
  
     与哲学有关的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梁启超虽然在1924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1]但对于中国启蒙本质的看法，却认为是属于情感的冲击，他在评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说：“《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大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2]这篇文章本是作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序言，后又更名为《清代学术概论》，这说明作者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情感解放作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实质性内容，这种观念对现代研究者影响甚大，尤其在文学界，最近张光芒先生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证中国启蒙的“第一部曲，表现为欲的释放与弘扬”，“以感性的觉醒和对情感意志的尊崇为最大特色”[3]，以西方启蒙模式研究中国问题，几乎已成为思维定势。那中国早期启蒙是不是与欧洲相似，启蒙的本土特色又表现在哪里?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