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强省会”战略成为主流，有很多人对此是不满的。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强省会”的本质是省会占有了其他城市本该拥有的资源，是省会在“吸血”所在的省。省会的强大，是以其他城市的凋敝为代价的，真正发达的省份
，应该有多个中心城市，不应该省会独大。
其实，“强省会”还是“多中心”，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决定的。在沿海省份，只要是沿海城市都可能有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而在内陆，只有拥有空港和铁路枢纽的省会才更适合发展制造业。所以沿海可以多中心，内陆只能强省会。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
如果我们拉长视角来看，会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省会城市比现在要弱得多。很多人认为，“强省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然而我研究数据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强省会”当然有权力导向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市场选择。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弱省会”，反而是权力扭曲资源配置的产物。
现在很多非省会城市的人不满省会，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咱们以前也阔过。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非省会城市的GDP高于省会城市，并不是偶然现象，甚至是一种常态。河北省会1968年才从保定迁到石家庄，但其实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石家庄的经济都是比保定强的；河南更典型，虽然郑州从1954年就成为了省会，但郑州GDP和洛阳明显拉开差距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为什么当年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的差距比较小呢？
这其实源于计划经济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决策机制。
计划经济时代，非农产业几乎就等同于工业。在吃饭要靠饭票，出门要靠介绍信的年代，餐饮娱乐旅游这样的第三产业占比是很低的，当时民众收入很低也没有那个消费能力。当时的工厂都是“企业办社会”，工厂里有食堂，有学校，有医院，有电影院。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本质上就是若干个厂区拼在一起。厂多的城市，就是大城市，厂少的城市，就是小城市。
当时的工厂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都是政府，更直接地说，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当时中央政府是有对应具体行业的部委的，比如煤炭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等，每个部都有自己这个系统的企业，所以是部而不是省来决定工厂设在哪里。中央部委在布置工厂的时候，这些厂是不是在省会，压根不是考虑的因素，“一五”计划时很多城市不是省会，但却比省会得到了更多的项目，石家庄、洛阳、包头都是如此。非省会比省会项目多，工厂多，经济比省会好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而且计划经济年代，很多投资决策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启动“三线建设”之后，很多工业投资并不考虑经济性，而是考虑战备，越是“山”“散”“洞”的地方越要搞工业，而到了承平年代，这些地方显然就不再是工业布局的理想地点了。同时，战备需求意味着分散供应链，而市场经济则需要集中供应链，所以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格局比现在分散得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启动了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大都市化，内陆省份的“强省会化”，其实是市场经济转轨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为什么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因为产业结构变了，投资主体变了，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了。
首先来看产业结构。现在，中国的非农产业里，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超过60%的城镇就业人口从事的是服务业。服务业要发展，关键是要有消费力的人群，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公务员、教师、医生和央国企的岗位也会相应越多，这些都是天然的消费群体，所以高行政级别城市的服务业增长会显著快于其他城市。
其次，投资主体变了。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区域经济时，仍然是“政策万能论”，一个地方好就是因为“国家投入”，一个地方不好就是“国家没投入”。其实，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解释力的，但在当下的解释力就弱得多了，像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入当然国家意志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的产业投资，已经变成了民间和外商投资。
省会城市相较其他城市，在交通、人才（高校和科研院所）、医疗等福利等等领域，通常都是有优势的。而且，绝大多数省会城市都是有历史积淀的，都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被验证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宜居的城市。所以，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会更加青睐省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选择，而并不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意志。
再次，人口迁徙趋于自由。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是无法自由迁徙的。即使是顶级名校毕业，被分配到大西北大西南的小县城，那当事人也没法讲条件。所以当时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在人口吸引力上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而随着人们可以自主择业自由迁徙，福利更好、资源更多的大城市就天然会吸引更多人口，最终形成正向循环的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