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9月27日 17:03 PM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组织方 授权英丅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
（编者按：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
FT中文网从主办方获得授权，刊载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纪要全文。全文分三部分刊出，今天刊登的是第一部分。）
一、引言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
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
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观点，即，“理论已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年代，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理论（before theory）的时代？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之后，只意味着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深化思想与学术的工作。
二、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
思想论争之所以需要超越左右，这首先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所逼迫出来的思想态度，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需要超越任何不论来自左或是右的理论演绎，需要直接面对中国问题所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及其逻辑。因此，尽管汪晖的新左派立场带给我们许多有意义的发现，但我更注重他的论述当中那些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例如他对“帝国”的分析，显然，这一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是不能为任何左派立场所容纳的，但无疑，它却有可能真实地成为新的左派理论生发、成长的历史认知的资源。这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在今天思考丅中国问题，首先需要能够具备真实感受中国问题之压力的能力，要首先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需要努力的结果这样一种问题感。因此，无论是左或是右，在思考丅中国问题时都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中国历史展开过程的复杂性也需要一种超越左右的态度才能真实面对。在我们目前进行的关于传统复兴现象的调查中就发现，近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一波草根性的民间的传统复兴热潮，具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社会诉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传统复兴的诉求竟然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在展开，而传统的复兴本身则更具有了寻求民间的社区的公共空间打造的意图。我们知道，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剧烈社会变动，当前最为迫切地需要大量内在充实的工作。这些内在充实的工作，指向的是基层生活共同体的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重建。正是这些紧迫任务的出现，促使我们能够超越无论是左或右的对中国问题的过度政丅治化约，而能够从所谓社会建设出发，去重新思考真正的政丅治性，那种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丅治性问题。谁能说关注当代中国人的幸福美好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高的政丅治问题呢？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组织方 授权英丅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
（编者按：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
FT中文网从主办方获得授权，刊载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纪要全文。全文分三部分刊出，今天刊登的是第一部分。）
一、引言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
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
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观点，即，“理论已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年代，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理论（before theory）的时代？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之后，只意味着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深化思想与学术的工作。
二、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
思想论争之所以需要超越左右，这首先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所逼迫出来的思想态度，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需要超越任何不论来自左或是右的理论演绎，需要直接面对中国问题所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及其逻辑。因此，尽管汪晖的新左派立场带给我们许多有意义的发现，但我更注重他的论述当中那些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例如他对“帝国”的分析，显然，这一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是不能为任何左派立场所容纳的，但无疑，它却有可能真实地成为新的左派理论生发、成长的历史认知的资源。这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在今天思考丅中国问题，首先需要能够具备真实感受中国问题之压力的能力，要首先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需要努力的结果这样一种问题感。因此，无论是左或是右，在思考丅中国问题时都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中国历史展开过程的复杂性也需要一种超越左右的态度才能真实面对。在我们目前进行的关于传统复兴现象的调查中就发现，近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一波草根性的民间的传统复兴热潮，具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社会诉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传统复兴的诉求竟然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在展开，而传统的复兴本身则更具有了寻求民间的社区的公共空间打造的意图。我们知道，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剧烈社会变动，当前最为迫切地需要大量内在充实的工作。这些内在充实的工作，指向的是基层生活共同体的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重建。正是这些紧迫任务的出现，促使我们能够超越无论是左或右的对中国问题的过度政丅治化约，而能够从所谓社会建设出发，去重新思考真正的政丅治性，那种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丅治性问题。谁能说关注当代中国人的幸福美好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高的政丅治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