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行的奇迹：名将王轼的沙场人生
（1）
当名将很难吗？确实很难。翻看历代名将的成功履历，会发现，成为一个名将，需要有胆量，有智慧，有天赋。无师自通学会孙子兵法的人，凤毛麟角。纸上谈兵却最终送了性命的，却是一抓一大把。此外，更重要的实战经验。战争这项工作，不是平常人看两眼就学得会的，是需要在实战中一步步领悟过来的。当局者往往迷，旁观者却也难得清。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的故事，宋词里有，生活里稀罕。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做名将的兴趣，没有满腹的锦绣韬略，更不懂半点武艺，带兵打仗的事情，别说亲自做，就是见也没见过几回，既没有像王越那样后天学习苦读兵书，也没有像陈寿那样的家庭出身耳濡目染，却照样在沙场上建立了赫赫的威名，末了还著书立说，名垂青史？或许，王轼算一个。王轼，湖北公丅安人，字用敬，天顺八年进士，先任大理右评事，又做大理丞（陈寿想干没干成的工作），属于正经的司法干部出身。在弘治朝以前，王轼干过的最具知名度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在成化二年复查案卷，平反了上百个囚犯，而且无一错判漏叛；二是成化四年，因第一件事而升官至四川按察副使的他，到任即赶上四川大灾，为此上奏折，要求拨十万两白银赈灾，费尽周折要下钱来，救济了一方百姓，谁知道因为不肯和当地镇守太监陈伦同流合污贪污公款，反而被陈伦诬告，说他贪污救济银，为此遭革职查办，好在身正不怕影子歪，查来查去，只见他家里家徒四壁穷的叮当响，最后查无实据，折腾到成化九年，终于官复原职，并改任陕西副按察使。案子审过，好事做过，黑锅背过，是个称职的司法干部。这是他在弘治朝之前的工作履历，各类史料记录的都很简单，可见在当时面孔各异的群臣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透过这段简单的工作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人的特点：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执法公正严明不畏强暴，至于打仗，既没见过，也没学过，更没练过。当名将，貌似和他不沾边。然而正是这段履历，却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段履历，至少透露出他一个被人忽略的优点：看人。要知道，身为一个司法干部，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看人。对方是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罪犯还是良民，既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更需要直观的印象判断。一个能够短时间内平反上百犯人的干部，这方面的素质自然不在话下。到了朱佑樘登基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闲置。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就升了，回到四川扶正，担任四川按察使（正四品）。两年后调任南京。弘治八年（1496年）更是高升为南京右副都御史，虽然是就任南京，可却是个有实权的官：总理南京粮储。江南是大明朝的粮仓，王轼就是这个粮仓的看护人。很重要，相当重要。当然，这段时间节节高升，主要还是因为朱佑樘看中了他两个优点：严格、清廉。至于打仗的事，还是轮不着他。可到了歌舞升平的明朝弘治十三年，平地一声雷，一件意外的事情却把他推到了战场的前沿：贵州米鲁叛乱。这是一个今天的史学界不是很重视，但是当时却动静非常大的大事件。说这场叛乱，明朝官方史书的说法，是一场“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杀武大郎”式的谋杀案，继而引起的一场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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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名将很难吗？确实很难。翻看历代名将的成功履历，会发现，成为一个名将，需要有胆量，有智慧，有天赋。无师自通学会孙子兵法的人，凤毛麟角。纸上谈兵却最终送了性命的，却是一抓一大把。此外，更重要的实战经验。战争这项工作，不是平常人看两眼就学得会的，是需要在实战中一步步领悟过来的。当局者往往迷，旁观者却也难得清。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的故事，宋词里有，生活里稀罕。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做名将的兴趣，没有满腹的锦绣韬略，更不懂半点武艺，带兵打仗的事情，别说亲自做，就是见也没见过几回，既没有像王越那样后天学习苦读兵书，也没有像陈寿那样的家庭出身耳濡目染，却照样在沙场上建立了赫赫的威名，末了还著书立说，名垂青史？或许，王轼算一个。王轼，湖北公丅安人，字用敬，天顺八年进士，先任大理右评事，又做大理丞（陈寿想干没干成的工作），属于正经的司法干部出身。在弘治朝以前，王轼干过的最具知名度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在成化二年复查案卷，平反了上百个囚犯，而且无一错判漏叛；二是成化四年，因第一件事而升官至四川按察副使的他，到任即赶上四川大灾，为此上奏折，要求拨十万两白银赈灾，费尽周折要下钱来，救济了一方百姓，谁知道因为不肯和当地镇守太监陈伦同流合污贪污公款，反而被陈伦诬告，说他贪污救济银，为此遭革职查办，好在身正不怕影子歪，查来查去，只见他家里家徒四壁穷的叮当响，最后查无实据，折腾到成化九年，终于官复原职，并改任陕西副按察使。案子审过，好事做过，黑锅背过，是个称职的司法干部。这是他在弘治朝之前的工作履历，各类史料记录的都很简单，可见在当时面孔各异的群臣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透过这段简单的工作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人的特点：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执法公正严明不畏强暴，至于打仗，既没见过，也没学过，更没练过。当名将，貌似和他不沾边。然而正是这段履历，却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段履历，至少透露出他一个被人忽略的优点：看人。要知道，身为一个司法干部，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看人。对方是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罪犯还是良民，既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更需要直观的印象判断。一个能够短时间内平反上百犯人的干部，这方面的素质自然不在话下。到了朱佑樘登基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闲置。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就升了，回到四川扶正，担任四川按察使（正四品）。两年后调任南京。弘治八年（1496年）更是高升为南京右副都御史，虽然是就任南京，可却是个有实权的官：总理南京粮储。江南是大明朝的粮仓，王轼就是这个粮仓的看护人。很重要，相当重要。当然，这段时间节节高升，主要还是因为朱佑樘看中了他两个优点：严格、清廉。至于打仗的事，还是轮不着他。可到了歌舞升平的明朝弘治十三年，平地一声雷，一件意外的事情却把他推到了战场的前沿：贵州米鲁叛乱。这是一个今天的史学界不是很重视，但是当时却动静非常大的大事件。说这场叛乱，明朝官方史书的说法，是一场“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杀武大郎”式的谋杀案，继而引起的一场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