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经典吧 关注：2,302贴子：790,607
- 14回复贴，共1页
赛道独特，日剧演中国大款，北宋人。。国产剧演日本人
张瑞麟回忆哈尔滨地下斗争
一九三六年十月，北满省委与在苏联的第三国际联络的国际交通线遭到破坏，致使哈尔滨特委也断绝了经费来源，那些没有职业的同志的生活补助费、外地来哈尔滨办事的同志回去的路费都发不出去了。
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没钱不仅没法生活，革命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同志之间互相接济、照顾可以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时间长了也是不行，大家为此都很着急。
大约在十一月中下旬的一天，老王告诉我说：
"别着急了，借着钱了。你叫刘永善到永和长镜子店去看看，有他的挂号信就取来交给你，跟他就说你朋友给你邮来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心想，老王啊老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注意保密呀？
永和长是我们最秘密的一个据点，随便就把这个地址做通信处，是违反保密规定的。
一旦发信人发生问题，就很可能危及到整个地下党组织。
由于这件事我联想到，平日在我住处同老王接关系，我们规定是上午九点到十点，并规定了暗号，把当天的日历撕下贴在大门北框上。
他每次来都必须在门前转两趟，如发现没贴暗号，就是家里有事或我外出不在家，改在当天晚上七点钟，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后为哈尔滨宾馆）右侧斜对过"巴拉斯"电影院（后为东北电影院）门前接头。
一九三六年十月，北满省委与在苏联的第三国际联络的国际交通线遭到破坏，致使哈尔滨特委也断绝了经费来源，那些没有职业的同志的生活补助费、外地来哈尔滨办事的同志回去的路费都发不出去了。
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没钱不仅没法生活，革命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同志之间互相接济、照顾可以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时间长了也是不行，大家为此都很着急。
大约在十一月中下旬的一天，老王告诉我说：
"别着急了，借着钱了。你叫刘永善到永和长镜子店去看看，有他的挂号信就取来交给你，跟他就说你朋友给你邮来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心想，老王啊老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注意保密呀？
永和长是我们最秘密的一个据点，随便就把这个地址做通信处，是违反保密规定的。
一旦发信人发生问题，就很可能危及到整个地下党组织。
由于这件事我联想到，平日在我住处同老王接关系，我们规定是上午九点到十点，并规定了暗号，把当天的日历撕下贴在大门北框上。
他每次来都必须在门前转两趟，如发现没贴暗号，就是家里有事或我外出不在家，改在当天晚上七点钟，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后为哈尔滨宾馆）右侧斜对过"巴拉斯"电影院（后为东北电影院）门前接头。
但他有时不遵守时间，拖到十点以后才来。
有时暗号没贴出去他也不管，照样进屋。
这种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规定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为此，我曾向他提出过批评，他也表示接受、改正。
可是这次，他又捅了这个漏子。
想到这，我非常生气，我严肃地对他说：
"你怎么能随便把这地方做通信处呢？如果这个地方遭到破坏，哈尔滨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就都有遭到破坏的可能。"
他马上向我解释说：
"来信人是和我一同从苏联回来的傅英勋，他现在在哈东方正县委当宣传部长，这个人政治可靠，不会出问题的，以后不再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了。"
可是已经晚了，由于他的失误，已经埋下了祸根，铸成了大错。
以后恰恰是由于这封信造成了市委、特委以至全东北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刘永善与永和长是主顾关系，很熟悉。
他开的木工作坊生产镜框、佛龛、宫灯等，都供应永和长镜店出售。
老王和我说过挂号信一事不两天，刘永善果然从永和长拿回一封挂号信，幸好信皮上没有写刘永善转张志恒的字样，要是那样写我就走不掉了。
我马上把信交给了老王。
后来根据敌人的材料知道，傅英勋到哈尔滨来找老王，在回方正县的途中被捕叛变，把他和哈尔滨特委的通信联络处暴露给敌人，敌人就利用永和长镜店这个线索，将市委、特委组织全部破坏。
傅英勋因为"有功"，被敌人利用、派到喜桂图旗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处决。
有时暗号没贴出去他也不管，照样进屋。
这种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规定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为此，我曾向他提出过批评，他也表示接受、改正。
可是这次，他又捅了这个漏子。
想到这，我非常生气，我严肃地对他说：
"你怎么能随便把这地方做通信处呢？如果这个地方遭到破坏，哈尔滨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就都有遭到破坏的可能。"
他马上向我解释说：
"来信人是和我一同从苏联回来的傅英勋，他现在在哈东方正县委当宣传部长，这个人政治可靠，不会出问题的，以后不再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了。"
可是已经晚了，由于他的失误，已经埋下了祸根，铸成了大错。
以后恰恰是由于这封信造成了市委、特委以至全东北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刘永善与永和长是主顾关系，很熟悉。
他开的木工作坊生产镜框、佛龛、宫灯等，都供应永和长镜店出售。
老王和我说过挂号信一事不两天，刘永善果然从永和长拿回一封挂号信，幸好信皮上没有写刘永善转张志恒的字样，要是那样写我就走不掉了。
我马上把信交给了老王。
后来根据敌人的材料知道，傅英勋到哈尔滨来找老王，在回方正县的途中被捕叛变，把他和哈尔滨特委的通信联络处暴露给敌人，敌人就利用永和长镜店这个线索，将市委、特委组织全部破坏。
傅英勋因为"有功"，被敌人利用、派到喜桂图旗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处决。
傅英勋叛变造成的巨大恶果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
四月上旬的一天，刘永善听永和长的南掌柜说，有两个人自称是道里同发隆（商店）的人，到永和长打听刘永善的住处，并说同发隆有他一封挂号信，通知他去取。
刘永善以为还是象上次那样邮给我的挂号信，写他的名，所以晚上问我：
"你的朋友又往同发隆给你邮挂号信了吗？通知叫我去拿。"
我说："没有这事，你可千万别去。"
四月十一号，刘永善到永和长办事，南掌柜又告诉他：
"同发隆又来人打听你的住处，因为你没去取信，他们想顺便给你送去。"
由于南掌柜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内幕，就把刘永善的门牌号告诉了这两个人。
紧接着，第二天（四月十二日）就有两个人到我们的住处敲门，问："刘永善在这住吗？"
刘永善正在家里干活，他去开门说："我就是刘永善。"
那两个人看了看刘永善，说了声"对不起，认错人了"回头就走了。
晚上刘永善把这个情况一说，我感到非常奇怪，疑窦丛生，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四月十三日，老王来和我接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我们俩分析，敌人肯定是从挂号信上摸到了我们的线索，企图通过刘永善顺蔓摸瓜，把我们一网打尽，彻底破坏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我们一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情况危急，必须当机立断，采取应变措施。
老王对我说："你得赶快找房子搬出去，自己单独住，别叫刘永善和你姐夫他们知道你的住处。"
我马上行动到处找房子，四月十四日跑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四月十五日那天天刚亮，就听外边有人叫门。
刘永善去开门，闯进来一些人，一个个气势汹汹，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有人指着刘永善说："这个就是刘永善",不容分说，就把他拉出去，随着响起一阵汽车马达声，把刘永善给拉走了。
剩下的人开始搜查，翻箱倒柜，从南炕搜到北炕。
我住的小屋门开在里屋北炕边上，想走也走不出去了。
他们在外边搜查时，我穿好衣服，清理了一下衣兜和小屋各处，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坐在炕上等着。
他们搜完大屋，又开始搜小屋。
把我和刘永善的徒弟殷永才都叫到大屋，搜身完毕，详细问姓名、年龄、职业等，我都按户口上登记的回答了。
他们又抠问我和刘永善的关系，我说我们都是木工同行，因为找不到房子住在一起，各做各的活，在经济上没有来往。
他们让我把简历写下来，我怕暴露我的字迹引起麻烦，推说没读过书，不会写字，让我姐夫代写。
其实我姐夫比我读书还少，姐夫写完后交给他们，他们还继续搜，搜得很严、很细，连我从老王那儿拿来的一台留声机也给拆开，用手电筒照着看，唱片也挨片检查，最后什么也没搜出来才走。
四月上旬的一天，刘永善听永和长的南掌柜说，有两个人自称是道里同发隆（商店）的人，到永和长打听刘永善的住处，并说同发隆有他一封挂号信，通知他去取。
刘永善以为还是象上次那样邮给我的挂号信，写他的名，所以晚上问我：
"你的朋友又往同发隆给你邮挂号信了吗？通知叫我去拿。"
我说："没有这事，你可千万别去。"
四月十一号，刘永善到永和长办事，南掌柜又告诉他：
"同发隆又来人打听你的住处，因为你没去取信，他们想顺便给你送去。"
由于南掌柜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内幕，就把刘永善的门牌号告诉了这两个人。
紧接着，第二天（四月十二日）就有两个人到我们的住处敲门，问："刘永善在这住吗？"
刘永善正在家里干活，他去开门说："我就是刘永善。"
那两个人看了看刘永善，说了声"对不起，认错人了"回头就走了。
晚上刘永善把这个情况一说，我感到非常奇怪，疑窦丛生，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四月十三日，老王来和我接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我们俩分析，敌人肯定是从挂号信上摸到了我们的线索，企图通过刘永善顺蔓摸瓜，把我们一网打尽，彻底破坏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我们一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情况危急，必须当机立断，采取应变措施。
老王对我说："你得赶快找房子搬出去，自己单独住，别叫刘永善和你姐夫他们知道你的住处。"
我马上行动到处找房子，四月十四日跑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四月十五日那天天刚亮，就听外边有人叫门。
刘永善去开门，闯进来一些人，一个个气势汹汹，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有人指着刘永善说："这个就是刘永善",不容分说，就把他拉出去，随着响起一阵汽车马达声，把刘永善给拉走了。
剩下的人开始搜查，翻箱倒柜，从南炕搜到北炕。
我住的小屋门开在里屋北炕边上，想走也走不出去了。
他们在外边搜查时，我穿好衣服，清理了一下衣兜和小屋各处，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坐在炕上等着。
他们搜完大屋，又开始搜小屋。
把我和刘永善的徒弟殷永才都叫到大屋，搜身完毕，详细问姓名、年龄、职业等，我都按户口上登记的回答了。
他们又抠问我和刘永善的关系，我说我们都是木工同行，因为找不到房子住在一起，各做各的活，在经济上没有来往。
他们让我把简历写下来，我怕暴露我的字迹引起麻烦，推说没读过书，不会写字，让我姐夫代写。
其实我姐夫比我读书还少，姐夫写完后交给他们，他们还继续搜，搜得很严、很细，连我从老王那儿拿来的一台留声机也给拆开，用手电筒照着看，唱片也挨片检查，最后什么也没搜出来才走。
他们前脚走，我后脚也走。
我对屋里的人说我去修理留声机，以便还给人家。
出门时，我姐姐小声问我上那去、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一定回来了，吃饭不用等我，等我姐夫回来，叫他中午十二点务必到道里同发隆门前小花园内等我。"
出了门，拎着留声机，边走边想：到哪里去呢？
冯策安同志住在正阳河安国街，对其他人一直保密，到那里可能比较安全，于是我就奔冯策安家。
到那儿以后，先从院外向里看，规定的联络暗号没有变，心里感觉踏实下来。
到院里一看，屋门锁着，我以为他们到外边饭店吃饭去了，就又出来到外边转了一圈，回去一看门还锁着，看他们的报箱里有报，随手抽出一份《大北新报》，索性坐在留声机上看起来。
这时苏侨房主老头向我走来，他用中国话夹杂着俄语，还一边用手比划着告诉我，冯策安、艾凤林两人已经被抓走了。
我有些半信半疑，随即起来从窗缝向屋里一看，吃了一惊，只见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地下都是，证实了房主的话。
我对房主老头说："他们都是好人，我去把他们要出来。"
说完拎起留声机赶忙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形势这样险恶，拎着个留声机，行动很不方便，我就到中央大街一家当铺当了三十元钱。
为了走路灵便，买了一双胶底鞋，把脚上穿的一双皮鞋换下来也当了。
然后先到小饭铺吃了点东西，又到理发馆将长头发剪去。
看看时间要到十二点了，重又来到同发隆门前的小花园附近，等待姐夫的到来。
我先靠边转悠，不一会儿姐夫来了，打老远我就瞟着他后边有没有"尾巴"盯梢。
他来到小花园时，我看没有"尾巴"，就向他靠近，等他看到我以后，我向背街走去，他也明白我的用意，在后边跟着我走。
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俩才凑到一块。
我问他家里有什么新情况没有，他说：
"你离开家不久，又闯进来十几个特务，追问你到哪儿去了，我说他走时没留话。他们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也不知道。特务们不相信，一直闹腾了挺长时间，现在还没走，看来是等着抓你。我这是偷着踏出来的。"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可能是敌人给刘永善用了刑，得知那封挂号信是转给我的，发现了我的身份，这次去我家肯定是去抓我的。
敌人抓不到我，肯定不会甘心，于是我告诉姐夫：
"你就别回家了，现在回去他们非把你抓去不可。我给你路费，赶快离开哈尔滨，到农村去避一避。也不要回三岔河和景星县。"
他说"我走了，你姐姐呢？"
我说："走一个是一个。我姐姐是个妇女，她又没干啥，敌人不能把她咋的。"
他听不进去我的劝告，说他没作过什么违法的事，敌人也不能把他怎么着。
我看他执意要回去，也没办法。
临别时，我让他回家前先到道外十五道街弹棉花工厂，通知地下党员朱少珍，叫他晚上八点到"老巴夺"烟厂门前等我。
这个信他是捎到了，当晚朱少珍准时去和我会面，我简单向他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他马上离开哈尔滨。
朱少珍照我说的话办了，算脱了险。
我姐夫由于没有参加党和群众的任何组织，受的教育终究较少，对敌人的凶狠毒辣缺乏认识，警惕性不高。
我们在道里分手后，他给朱少珍送完信，带着一种天真、善良的想法回到家时，敌人早就等上他了，一进屋就被抓走了。
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四月十五日是血淋淋的一天，敌人是有准备、有计划地对哈尔滨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残酷的大破坏。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这次的分手竟成为永别。
我对屋里的人说我去修理留声机，以便还给人家。
出门时，我姐姐小声问我上那去、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一定回来了，吃饭不用等我，等我姐夫回来，叫他中午十二点务必到道里同发隆门前小花园内等我。"
出了门，拎着留声机，边走边想：到哪里去呢？
冯策安同志住在正阳河安国街，对其他人一直保密，到那里可能比较安全，于是我就奔冯策安家。
到那儿以后，先从院外向里看，规定的联络暗号没有变，心里感觉踏实下来。
到院里一看，屋门锁着，我以为他们到外边饭店吃饭去了，就又出来到外边转了一圈，回去一看门还锁着，看他们的报箱里有报，随手抽出一份《大北新报》，索性坐在留声机上看起来。
这时苏侨房主老头向我走来，他用中国话夹杂着俄语，还一边用手比划着告诉我，冯策安、艾凤林两人已经被抓走了。
我有些半信半疑，随即起来从窗缝向屋里一看，吃了一惊，只见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地下都是，证实了房主的话。
我对房主老头说："他们都是好人，我去把他们要出来。"
说完拎起留声机赶忙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形势这样险恶，拎着个留声机，行动很不方便，我就到中央大街一家当铺当了三十元钱。
为了走路灵便，买了一双胶底鞋，把脚上穿的一双皮鞋换下来也当了。
然后先到小饭铺吃了点东西，又到理发馆将长头发剪去。
看看时间要到十二点了，重又来到同发隆门前的小花园附近，等待姐夫的到来。
我先靠边转悠，不一会儿姐夫来了，打老远我就瞟着他后边有没有"尾巴"盯梢。
他来到小花园时，我看没有"尾巴"，就向他靠近，等他看到我以后，我向背街走去，他也明白我的用意，在后边跟着我走。
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俩才凑到一块。
我问他家里有什么新情况没有，他说：
"你离开家不久，又闯进来十几个特务，追问你到哪儿去了，我说他走时没留话。他们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也不知道。特务们不相信，一直闹腾了挺长时间，现在还没走，看来是等着抓你。我这是偷着踏出来的。"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可能是敌人给刘永善用了刑，得知那封挂号信是转给我的，发现了我的身份，这次去我家肯定是去抓我的。
敌人抓不到我，肯定不会甘心，于是我告诉姐夫：
"你就别回家了，现在回去他们非把你抓去不可。我给你路费，赶快离开哈尔滨，到农村去避一避。也不要回三岔河和景星县。"
他说"我走了，你姐姐呢？"
我说："走一个是一个。我姐姐是个妇女，她又没干啥，敌人不能把她咋的。"
他听不进去我的劝告，说他没作过什么违法的事，敌人也不能把他怎么着。
我看他执意要回去，也没办法。
临别时，我让他回家前先到道外十五道街弹棉花工厂，通知地下党员朱少珍，叫他晚上八点到"老巴夺"烟厂门前等我。
这个信他是捎到了，当晚朱少珍准时去和我会面，我简单向他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他马上离开哈尔滨。
朱少珍照我说的话办了，算脱了险。
我姐夫由于没有参加党和群众的任何组织，受的教育终究较少，对敌人的凶狠毒辣缺乏认识，警惕性不高。
我们在道里分手后，他给朱少珍送完信，带着一种天真、善良的想法回到家时，敌人早就等上他了，一进屋就被抓走了。
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四月十五日是血淋淋的一天，敌人是有准备、有计划地对哈尔滨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残酷的大破坏。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这次的分手竟成为永别。
从那天同姐姐、姐夫分手后，我一直惦记着他们。
十一月间，我凑了点路费，派常佐臣化装成算命先生，到三岔河家中了解一下情况。
常佐臣回来告诉我，姐夫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虽然对他用了酷刑，但从他嘴里也没掏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他被监押了约半年的时间，直到被摧残得精神失常，才放出来。
后来他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凄惨地死去。
他是受我的牵连而陷囹圄，以致被剥夺了生的权利，我常常为此感到难过。
"四一五"的当天晚上，我住在常佐臣家。
他家住在道外南十八道街，除我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和常佐臣说，我住的地方还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需要找个人去看看，他说叫他母亲去，常大娘就以买豆腐渣的名义去了一趟。
常大娘去到那里，敌人还没有撤离，她一进屋，就被特务们围住，好一顿搜查、盘问，才放她离开。
我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有一件事时时放心不下。
我和老王原来约定四月十七日午前九点在我住处见面，假如老王不知道已经发生的情况，或者还象以前那样，丧失警惕，不遵守规定的暗号，闯进屋去就遭了。
常大娘去探听的结果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因为如果老王发生了问题，就要危及党的其他领导和全东北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怎么办呢？
我想十七日早晨自己到十一道街堵老王，又一想不行，特务抓刘永善那天已经注意了我脸上的伤疤，我一出去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于是改变主意，十六日晚上我去找到孔福祥，让他十七日上午到南十一道街南口和南勋街拐角处，假装修鞋，去堵老王。
十七日一早，我又叫常佐臣到南十一道街北口和丰润街拐角处去堵。
我把老王的穿着、长相特点都详细地向他俩作了介绍，告诉他们见到他称"王先生"，就说：
张先生家中有客人，请你先不要到他家去，按你们约会的另外的时间地点去见面。我还嘱咐朱少珍和常佐臣，如等到十一点左右还堵不着，就不要再等了，马上离开那里。
十七日上午我到兰子源妹妹公共汽车售票员家等他们的消息。
十二点钟左右，兰子源的妹妹回家吃午饭，她跟我说：
"张大哥，特务在南十一道街抓住一个人，说是土匪。这个人才厉害呢，一边跑还一边扔砖头打那些撵他的特务，后来特务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才把他抓住。"
听她一说，我全明白了，老王到底还是被捕了。
老王的被捕还是由于他不遵守规定的时间和暗号、粗心大意造成的。
解放后，向我姐姐问起四月十七日老王被捕的情况，姐姐说，那天上午约十一点钟左右，老王慌慌张张闯进屋来，一下就被等在那里的特务们包围起来，在搜查他的上身时，他乘势将夹大衣一甩就跑了。
敌人把他打伤后又抬回屋里，屋地上流了不少血，以后用汽车拉走了。
老王被捕后的情况，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在伪《滨江日报》上看到登有"四一五"哈尔滨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的经过情况。
还看到韩守奎（即老王）、冯策安被处决时的照片。
据后来了解，韩守奎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刑讯逼供和引诱，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最后还是被敌人处死了。
在那天的《滨江日报》上，还登着翟清萍被捕的情况。
翟清萍最初是从旅大转来哈尔滨的地下党员。
在哈尔滨地下党建立时，经我和韩守奎研究，叫他担任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
韩守奎被捕后，我立即把市委、特委领导的共产党员安排分散到各地隐蔽或另找职业。
研究翟清萍的工作时，他说在街上看到有凤山县（现黑龙江省通河县凤山公社）招考森林武装警察队员的广告，他想去考一考，征求我的意见。
我考虑他如果能考上森林警察，一则可以隐蔽自己，二则可以打入敌人内部，做瓦解、争取工作，建立、发展反日救国会组织，进而发展党的组织，将来也可以拉出一些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于是我同意他去报考。
翟清萍考森林警察一考就中，马上就要动身去报到，临走以前，我向他介绍了当年我和曹国安、宋占祥同志组织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的经验，再三叮嘱他去了以后，要放长线，沉住气，不要急于求成，并向他提出严格的要求，不管是家庭、亲友还是党内同志，一概都不能通信，以免暴露组织。
但是翟清萍犯了和韩守奎同样的毛病，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和地下工作规定，擅自和海伦地下党组织的同志通信，由于海伦的地下党被破坏，搜查出翟清萍的信，导致他的被捕入狱。
关于冯策安、艾凤林被捕的原因，据常佐臣等同志说，也是由于不遵守党的地下工作规定，随便泄露组织秘密造成的。
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的一天，艾凤林在街上偶然碰到两个双城同乡，一个叫于志文，一个叫闻贵生。
艾凤林问他们到哈尔滨做什么来了，他们说想找点事干干，希望艾凤林给帮个忙，最好能到特务机关干点事。
艾凤林以为都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便一片好心地对他们说：
"咱们都年轻轻的，干点啥不好，为啥偏要去当特务干坏事呢？我看日本人长不了，你们不如参加反满抗日组织，为国家作点好事。"
他俩似乎被说服了，表示说那样也行，但苦于找不到门路。
艾凤林说她有办法，可以帮助联系，于、闻二人欣然同意，等待艾凤林的消息，分手时约定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其实，于、闻二人和艾凤林说的完全是假话，在见到艾凤林以前，他们已经与滨江省警务厅的警尉郎树勋（也是双城人）接上了头。
郎树勋告诉他俩，要想当特务，没有"表现"不行，密告点"胡子"作用不大，要是能告发一个共产党就妥。
正当这两个家伙无处找共产党的时候，恰好遇上了这个艾凤林。
这两个民族败类，一心想当特务，人类的耻辱，同乡的情义全然不顾了，他们出卖了艾凤林。
抓艾凤林、冯策安是郎树勋一手策划设的圈套。
当艾凤林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同于志文、闻贵生第二次见面时，由于志文出面将艾凤林骗到道外松竹旅馆，在那里包了一个房间，二人进行密谈。
艾凤林完全丧失了警惕，把自己接触到的地下党的秘密全部暴露给于志文。
敌人早已设下埋伏，偷听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艾凤林离开旅馆时，特务一直跟踪到她住的地方。
就这样，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和艾凤林在"四一五"一同被捕入狱。
冯策安与韩守奎被处死，艾凤林被判处八年徒刑，后来病死在狱中。
这真是血的教训。
十一月间，我凑了点路费，派常佐臣化装成算命先生，到三岔河家中了解一下情况。
常佐臣回来告诉我，姐夫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虽然对他用了酷刑，但从他嘴里也没掏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他被监押了约半年的时间，直到被摧残得精神失常，才放出来。
后来他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凄惨地死去。
他是受我的牵连而陷囹圄，以致被剥夺了生的权利，我常常为此感到难过。
"四一五"的当天晚上，我住在常佐臣家。
他家住在道外南十八道街，除我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和常佐臣说，我住的地方还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需要找个人去看看，他说叫他母亲去，常大娘就以买豆腐渣的名义去了一趟。
常大娘去到那里，敌人还没有撤离，她一进屋，就被特务们围住，好一顿搜查、盘问，才放她离开。
我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有一件事时时放心不下。
我和老王原来约定四月十七日午前九点在我住处见面，假如老王不知道已经发生的情况，或者还象以前那样，丧失警惕，不遵守规定的暗号，闯进屋去就遭了。
常大娘去探听的结果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因为如果老王发生了问题，就要危及党的其他领导和全东北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怎么办呢？
我想十七日早晨自己到十一道街堵老王，又一想不行，特务抓刘永善那天已经注意了我脸上的伤疤，我一出去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于是改变主意，十六日晚上我去找到孔福祥，让他十七日上午到南十一道街南口和南勋街拐角处，假装修鞋，去堵老王。
十七日一早，我又叫常佐臣到南十一道街北口和丰润街拐角处去堵。
我把老王的穿着、长相特点都详细地向他俩作了介绍，告诉他们见到他称"王先生"，就说：
张先生家中有客人，请你先不要到他家去，按你们约会的另外的时间地点去见面。我还嘱咐朱少珍和常佐臣，如等到十一点左右还堵不着，就不要再等了，马上离开那里。
十七日上午我到兰子源妹妹公共汽车售票员家等他们的消息。
十二点钟左右，兰子源的妹妹回家吃午饭，她跟我说：
"张大哥，特务在南十一道街抓住一个人，说是土匪。这个人才厉害呢，一边跑还一边扔砖头打那些撵他的特务，后来特务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才把他抓住。"
听她一说，我全明白了，老王到底还是被捕了。
老王的被捕还是由于他不遵守规定的时间和暗号、粗心大意造成的。
解放后，向我姐姐问起四月十七日老王被捕的情况，姐姐说，那天上午约十一点钟左右，老王慌慌张张闯进屋来，一下就被等在那里的特务们包围起来，在搜查他的上身时，他乘势将夹大衣一甩就跑了。
敌人把他打伤后又抬回屋里，屋地上流了不少血，以后用汽车拉走了。
老王被捕后的情况，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一九三七年年底，我在伪《滨江日报》上看到登有"四一五"哈尔滨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的经过情况。
还看到韩守奎（即老王）、冯策安被处决时的照片。
据后来了解，韩守奎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刑讯逼供和引诱，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最后还是被敌人处死了。
在那天的《滨江日报》上，还登着翟清萍被捕的情况。
翟清萍最初是从旅大转来哈尔滨的地下党员。
在哈尔滨地下党建立时，经我和韩守奎研究，叫他担任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
韩守奎被捕后，我立即把市委、特委领导的共产党员安排分散到各地隐蔽或另找职业。
研究翟清萍的工作时，他说在街上看到有凤山县（现黑龙江省通河县凤山公社）招考森林武装警察队员的广告，他想去考一考，征求我的意见。
我考虑他如果能考上森林警察，一则可以隐蔽自己，二则可以打入敌人内部，做瓦解、争取工作，建立、发展反日救国会组织，进而发展党的组织，将来也可以拉出一些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于是我同意他去报考。
翟清萍考森林警察一考就中，马上就要动身去报到，临走以前，我向他介绍了当年我和曹国安、宋占祥同志组织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的经验，再三叮嘱他去了以后，要放长线，沉住气，不要急于求成，并向他提出严格的要求，不管是家庭、亲友还是党内同志，一概都不能通信，以免暴露组织。
但是翟清萍犯了和韩守奎同样的毛病，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和地下工作规定，擅自和海伦地下党组织的同志通信，由于海伦的地下党被破坏，搜查出翟清萍的信，导致他的被捕入狱。
关于冯策安、艾凤林被捕的原因，据常佐臣等同志说，也是由于不遵守党的地下工作规定，随便泄露组织秘密造成的。
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的一天，艾凤林在街上偶然碰到两个双城同乡，一个叫于志文，一个叫闻贵生。
艾凤林问他们到哈尔滨做什么来了，他们说想找点事干干，希望艾凤林给帮个忙，最好能到特务机关干点事。
艾凤林以为都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便一片好心地对他们说：
"咱们都年轻轻的，干点啥不好，为啥偏要去当特务干坏事呢？我看日本人长不了，你们不如参加反满抗日组织，为国家作点好事。"
他俩似乎被说服了，表示说那样也行，但苦于找不到门路。
艾凤林说她有办法，可以帮助联系，于、闻二人欣然同意，等待艾凤林的消息，分手时约定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其实，于、闻二人和艾凤林说的完全是假话，在见到艾凤林以前，他们已经与滨江省警务厅的警尉郎树勋（也是双城人）接上了头。
郎树勋告诉他俩，要想当特务，没有"表现"不行，密告点"胡子"作用不大，要是能告发一个共产党就妥。
正当这两个家伙无处找共产党的时候，恰好遇上了这个艾凤林。
这两个民族败类，一心想当特务，人类的耻辱，同乡的情义全然不顾了，他们出卖了艾凤林。
抓艾凤林、冯策安是郎树勋一手策划设的圈套。
当艾凤林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同于志文、闻贵生第二次见面时，由于志文出面将艾凤林骗到道外松竹旅馆，在那里包了一个房间，二人进行密谈。
艾凤林完全丧失了警惕，把自己接触到的地下党的秘密全部暴露给于志文。
敌人早已设下埋伏，偷听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艾凤林离开旅馆时，特务一直跟踪到她住的地方。
就这样，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和艾凤林在"四一五"一同被捕入狱。
冯策安与韩守奎被处死，艾凤林被判处八年徒刑，后来病死在狱中。
这真是血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