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提出的，指不仅要纸面上的证据，同时也需要地下证据的这个考据方法，这个方法提出之后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以此方法而论，首先将遭受质疑的就是中国上古史，比如夏朝就根本找不到证据说它存在过。所以民国时代有一个古史辨派，顾颉刚这批人，他们就认为中国上古史的很多东西都系虚假、虚构的。因为无法通过所谓二重证据法。而有趣的是，现代的伪史论者其实是抱着向顾颉刚这批人“复仇”的心理搞他们的那些歪理邪说的，像何新，就公然说顾颉刚是特务，为了贬低中国文化。所以他们要以牙还牙说西方历史都是假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然苛刻，但在西方或者地中海历史的考证当中，大多数古文明其实都是有实物例证的，只不过伪史论者统统把这些学说看成是“西方人造假”，这你就没办法跟这帮人说理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不是一个学术文字，这就是一帮民粹主义疯子横行的问题。
其实吧，二重证据法是传统金石学考据学的更进一步发展，本来是理应在史学方法论上具有更多建设性的。但是架不住在这边，史实往往沦为史观的附庸，而史观又沦为政治哲学观念的附庸，从而把史学异化成宣传“启蒙”“救亡”等现实政治纲领的手段和工具，康有为的《孔子伪经考》就在这方面开了风气之先。而像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则是以考古实证之名行疑古非古之实，又以疑古非古之名行新文化宣传之实。总之，二重证据法在当时的意义，更多是为新文化论者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的支撑，为变革社会观念作出了重要的努力，而并未对历史学这门“科学”本身起到多么重大的革新作用，因为当时的史家多是为他们的社会政治观念和立场负责，而少有人对历史真相本身负责。
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史学，在文学上也一样。夏志清专门批评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陆现实主义作家，如茅盾、丁玲等。他说：与欧洲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是先入为主的。后者先是自发接受了红色的思想主张，然后通过作品来力图证明和拥护之，达成一种“文以载道”的目的；而前者人道主义的主题是通过作品内容自然呈现出来的，并非刻意设置的全书总基调。中国作家总是能够不假思索地接受一种时兴的主张，用自己的文学为其站队而非对其深入探讨，因此总是显得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文豪面前缺少智慧，而智慧是伟大文学创造的先决条件。（原文为英文）
总的来说，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伪史论”，本质上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用学术观点来给社会政治主张背书。这边几千年来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已经让“文以载道”“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深入我们的骨髓，以至于任何科学、任何真理在这里都只是服务现实的工具、划分阵营的手段。远及古史辨派，近到“夏商周探源工程”，都是一脉相承。
大家可以领会一下中国特色历史学考古学对历史真相的灾难性影响：如果让中国人来负责庞贝古城的发掘，或拿破仑对埃及的勘探，抑或克里特岛爱琴文明的考察，结果不难预测：要么，中国人会搬出《荷马史诗》和《圣经》，二重互证显示我们的文明可以追溯到上下一万年，而且把民主制度的起源时间又提早了两千年，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对民主道路要坚定道路自信云云；要么，二重互证对不上，就会说：什么史诗圣经都是伪作，是古代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谎话，古代劳动人民那么多伟大成就都被掩盖了云云。
总之，以中国学人的脑回路，大抵不超出这两种情形。而我们的百年近代史为何呈现出如此面貌，也就一切明了了。
粗暴地说，人家在用文学思考，我们在用文学“传教”。人家考古是为了发掘真相，我们考古是为了“认爹”。（奉先脸）
包括上个世纪对《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也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现在看就很可笑：且不说出身高种姓跪舔婆罗门还本性卑劣的迦尔纳算不算低种姓革命家，就说史诗本身有那么多祭祀内容，古印度人民何德何能干预祭祀这种大事？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是人民创造的呢？
围绕结论找证据，先射箭后画靶子。结论往往都是政治性很强的。客观唯物在国内就是个笑话，只有包装成唯物的主观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