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十多年前写的帖子，今日转发至此，一是为了备存，二是为了分享。如果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谢谢。
历史学家，简称“史家”，是一群以历史上的人、事、物，现象或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士。在历史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仿佛世间的万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笔下的研究对象。包括说“美”、“丑”这类抽象的美学概念，业已成为“新文化史”的“笼中之物”。甚至我最近听闻，西方还有学者写过一本关于放屁的历史的书，把“放屁”这一不雅的行为也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给研究了一通，并且发现，原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放屁”的与否，甚至成为了划分“敌我阵营”的重要标志。据说当时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提倡放屁，叫“倡屁派”，另一派反对放屁，叫“禁屁”派，两派人在“放屁能否”的问题上的争论，直接影响了后来文艺复兴的进程，是“人的解放”是否实现的一个重要体现。
好了，说回正题。可见历史学家是什么都能研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历史学家研究自己吗？所谓历史学家研究自己，其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写回忆录、写自传。归根结底，史家写自传，与其说是在回忆过去、呈现自己、给后人评价留下素材，倒不如说是自己对自己的个体史研究，也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自己”的科研之旅。就我所看过的回忆录、自传有不少，但其中由历史学家自己撰写的并不多；在后者部分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只有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当然为了呈现出一种对比的讨论，我这里也会把我看过的黄仁宇的《黄河清山》一并讨论。
说到何炳棣和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印象中国自己是写过一篇长篇评论的，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居然没找到自己当年的习作，看来天意弄人，非让我自己从头谈起。关于何炳棣，可以说是大牛级的人物，而且是超级大牛那种，但要论何炳棣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他反而还不如在美国只弄到了副教授的黄仁宇。所以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何炳棣，他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之所以不写他的具体研究方向，是因为何教授的研究方向实在太广，一般研究中国史的，不是断代史就是专门史，但何炳棣很厉害，他从先秦诸子思想到明清社会流动到英国史（案，何炳棣的博士论文是有关英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的，这一点很少人知道），甚至毛泽东思想他都有所涉猎，写过一篇从大历史角度看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的文章，只是后来何炳棣知道了中国当时的实况后，就再也不提他的那篇“宏文”了。
何教授的回忆录或称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和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样，以广度和深度著称，我个人很爱看，至少完整地读过两遍，挑章节重看的次数就更多了。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教授非常注重细节，同时非常热衷于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和整个美国中国史研究圈的发展历程交融在一起，同时提到了很多重要的中国史学者与何炳棣的交往过程。当然这样写有一种好处，就是仿佛何教授是美国中国史圈子的领头人，因为他的参与，才推动美国中国史的迅猛发展。当然何教授是有这个资格这样认为的。至于这样写的另一种好处，就是这样一来，我们读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不会闷，能够从一个学者的回忆录管窥到西洋彼岸对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到底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同时也看过费正清的回忆录，但我说实话，无论是有趣程度，还是深度与广度，都没有何炳棣的这部好。总而言之，何炳棣的这部回忆录，就和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一样，扎实、出色、耐看、能引发人们共鸣。
但你如果问我，何炳棣的这部回忆录就没有错误的地方吗？其实还是有的，不过无伤大雅。那就是何炳棣在回忆录中称自己在早年求学时代，并没有参与学生运动，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于学业。但实际上，有后来的学者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时候，就发现学运学生名单中其实是有何炳棣的，除此之外，据当时一些学生运动参与者的晚年回忆，也确实提及到了与何炳棣的“共事”，比如说后来当过重要领导人的姚依林。所以，虽说是史家的回忆录，虽说史家的研究一向是要以准确、还原历史真相为第一追求，但是也不能全然信赖，必要的时候，还得和其他资料相互参照，以考订真相。推广而论到口述史的研究中，我们同样也不能只凭口述者的“一口之言”，而是要自己再综合其他周边史料来判断。
再说说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清山》。说到黄仁宇，听说过他的人可能远比知道何炳棣的要多。但如果说学术成绩而言，那黄仁宇确实差了何炳棣好几个台阶。黄仁宇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他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但平心而论，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我觉得这两本书都不好，写得都不尽人意，倒是黄仁宇关于明代财政的研究，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非常不错，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先河之作，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有学者在引用此书。说回黄仁宇的回忆录，事实上看过的人都知道，他的这部回忆录如果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大历史视角下的个体史”。
关于“大历史”一说，当然也是指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不过后者这书写得实在不咋地，很多历史的多面向和细节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线索太单一，叙述太粗线条，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许多多元面。如果要我推荐一部通俗却又能展示中国历史多元面的读物，那我会毫不犹豫推荐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系列，这套书现在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黄仁宇《黄河清山》笔下，历史的发展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般，他和陶涵（案，美国前外交官，撰写出版过《蒋经国传》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两书）一样，把蒋介石视作英明伟大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失败，只是认为“其生不逢时”、“难逃命数”罢了。于是在黄仁宇的笔下，包括黄仁宇自己，都只是蒋介石的一个兵，认为自己的经历，只能是作为“大历史”见证者，被动地去接受、经历这样的历史。
这点就正好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所体现的价值观相反。在何炳棣的回忆录中，何炳棣是一个努力奋斗、不断革新、勇攀高峰的人。事实上，何炳棣的人生际遇也确实如此。何炳棣当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原本研究英国史，去到加拿大属大不列颠大学，后者这一学校和当年何炳棣求学的哥伦比亚大学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但何炳棣没有泄气，他放弃了他在博士阶段攻读的英国史方向，重新进入中国史的研究跑道，并且后来凭借自己扎实、出色的研究成果，重新获聘美国名校，在退休前还做过芝加哥大学的首位华人讲座教授和美国亚洲学会的首位华人会长（案，同样牛逼的还有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以研究全球史和美国现代外交史著称，是美国历史学会的首位日裔主席，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部《我和历史有个约会》的小型回忆录）。于是我们不难总结，何炳棣和黄仁宇两人的不同人生际遇、不同层次的学术成绩，同样也造就了两人不同价值观的回忆录。正所谓我前面提到的，史家的回忆录、自传，可以看作是他们对自己个体史的重现发现之旅，这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就有不同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历史学家，简称“史家”，是一群以历史上的人、事、物，现象或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士。在历史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仿佛世间的万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笔下的研究对象。包括说“美”、“丑”这类抽象的美学概念，业已成为“新文化史”的“笼中之物”。甚至我最近听闻，西方还有学者写过一本关于放屁的历史的书，把“放屁”这一不雅的行为也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给研究了一通，并且发现，原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放屁”的与否，甚至成为了划分“敌我阵营”的重要标志。据说当时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提倡放屁，叫“倡屁派”，另一派反对放屁，叫“禁屁”派，两派人在“放屁能否”的问题上的争论，直接影响了后来文艺复兴的进程，是“人的解放”是否实现的一个重要体现。
好了，说回正题。可见历史学家是什么都能研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历史学家研究自己吗？所谓历史学家研究自己，其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写回忆录、写自传。归根结底，史家写自传，与其说是在回忆过去、呈现自己、给后人评价留下素材，倒不如说是自己对自己的个体史研究，也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自己”的科研之旅。就我所看过的回忆录、自传有不少，但其中由历史学家自己撰写的并不多；在后者部分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只有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当然为了呈现出一种对比的讨论，我这里也会把我看过的黄仁宇的《黄河清山》一并讨论。
说到何炳棣和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我印象中国自己是写过一篇长篇评论的，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居然没找到自己当年的习作，看来天意弄人，非让我自己从头谈起。关于何炳棣，可以说是大牛级的人物，而且是超级大牛那种，但要论何炳棣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他反而还不如在美国只弄到了副教授的黄仁宇。所以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何炳棣，他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之所以不写他的具体研究方向，是因为何教授的研究方向实在太广，一般研究中国史的，不是断代史就是专门史，但何炳棣很厉害，他从先秦诸子思想到明清社会流动到英国史（案，何炳棣的博士论文是有关英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的，这一点很少人知道），甚至毛泽东思想他都有所涉猎，写过一篇从大历史角度看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的文章，只是后来何炳棣知道了中国当时的实况后，就再也不提他的那篇“宏文”了。
何教授的回忆录或称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和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样，以广度和深度著称，我个人很爱看，至少完整地读过两遍，挑章节重看的次数就更多了。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教授非常注重细节，同时非常热衷于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和整个美国中国史研究圈的发展历程交融在一起，同时提到了很多重要的中国史学者与何炳棣的交往过程。当然这样写有一种好处，就是仿佛何教授是美国中国史圈子的领头人，因为他的参与，才推动美国中国史的迅猛发展。当然何教授是有这个资格这样认为的。至于这样写的另一种好处，就是这样一来，我们读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不会闷，能够从一个学者的回忆录管窥到西洋彼岸对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到底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同时也看过费正清的回忆录，但我说实话，无论是有趣程度，还是深度与广度，都没有何炳棣的这部好。总而言之，何炳棣的这部回忆录，就和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一样，扎实、出色、耐看、能引发人们共鸣。
但你如果问我，何炳棣的这部回忆录就没有错误的地方吗？其实还是有的，不过无伤大雅。那就是何炳棣在回忆录中称自己在早年求学时代，并没有参与学生运动，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于学业。但实际上，有后来的学者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时候，就发现学运学生名单中其实是有何炳棣的，除此之外，据当时一些学生运动参与者的晚年回忆，也确实提及到了与何炳棣的“共事”，比如说后来当过重要领导人的姚依林。所以，虽说是史家的回忆录，虽说史家的研究一向是要以准确、还原历史真相为第一追求，但是也不能全然信赖，必要的时候，还得和其他资料相互参照，以考订真相。推广而论到口述史的研究中，我们同样也不能只凭口述者的“一口之言”，而是要自己再综合其他周边史料来判断。
再说说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清山》。说到黄仁宇，听说过他的人可能远比知道何炳棣的要多。但如果说学术成绩而言，那黄仁宇确实差了何炳棣好几个台阶。黄仁宇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他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但平心而论，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我觉得这两本书都不好，写得都不尽人意，倒是黄仁宇关于明代财政的研究，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非常不错，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先河之作，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有学者在引用此书。说回黄仁宇的回忆录，事实上看过的人都知道，他的这部回忆录如果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大历史视角下的个体史”。
关于“大历史”一说，当然也是指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不过后者这书写得实在不咋地，很多历史的多面向和细节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线索太单一，叙述太粗线条，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许多多元面。如果要我推荐一部通俗却又能展示中国历史多元面的读物，那我会毫不犹豫推荐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系列，这套书现在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黄仁宇《黄河清山》笔下，历史的发展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般，他和陶涵（案，美国前外交官，撰写出版过《蒋经国传》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两书）一样，把蒋介石视作英明伟大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失败，只是认为“其生不逢时”、“难逃命数”罢了。于是在黄仁宇的笔下，包括黄仁宇自己，都只是蒋介石的一个兵，认为自己的经历，只能是作为“大历史”见证者，被动地去接受、经历这样的历史。
这点就正好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所体现的价值观相反。在何炳棣的回忆录中，何炳棣是一个努力奋斗、不断革新、勇攀高峰的人。事实上，何炳棣的人生际遇也确实如此。何炳棣当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原本研究英国史，去到加拿大属大不列颠大学，后者这一学校和当年何炳棣求学的哥伦比亚大学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但何炳棣没有泄气，他放弃了他在博士阶段攻读的英国史方向，重新进入中国史的研究跑道，并且后来凭借自己扎实、出色的研究成果，重新获聘美国名校，在退休前还做过芝加哥大学的首位华人讲座教授和美国亚洲学会的首位华人会长（案，同样牛逼的还有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以研究全球史和美国现代外交史著称，是美国历史学会的首位日裔主席，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部《我和历史有个约会》的小型回忆录）。于是我们不难总结，何炳棣和黄仁宇两人的不同人生际遇、不同层次的学术成绩，同样也造就了两人不同价值观的回忆录。正所谓我前面提到的，史家的回忆录、自传，可以看作是他们对自己个体史的重现发现之旅，这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就有不同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