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自古有之，明清前后是怎样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城隍信仰与幽冥信仰的结合，不仅增强了城隍信仰自身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而且还赋予了城隍神以冥官的身份，使其具有了官僚化的色彩。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隍信仰，快速发展的时期。
城隍信仰在宋代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并受到了王朝统治者的格外重视和封赐。与此同时，城隍神人格化的趋势，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明显。
在政府的封赐上。按受封情况的不同，宋代安徽境内的城隍祠庙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既有庙额，又有封爵。如钟离城隍神祠。钟离古为濠州治所所在，后世称凤阳，即今安徽凤阳县。
第二类，有庙额而无封爵，如宁国、和州等地城隍。宋时宁国城隍庙额为“灵护”，和州为“孚惠”。
第三类，前代封爵，宋代则无封赐。如安庆、芜湖等地城隍。
据《宾退录》所言，南唐之时各地城隍曾获封辅德王？。因此，在未获得朝廷新的封爵之前，地方社会中的城隍多沿用南唐时的爵命，称辅德王。

事实上，朝廷对于城隍信仰的封爵赐额行为具有多重含义。首先，这是政府对城隍信仰进行整合的一种体现。
目的在于利用城隍信仰来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巩固。其次，封爵赐额表明了国家对城隍信仰的认可，城隍祭祀己然位列国家祀典之内。
此外，古代社会中的爵位明显带有官僚色彩，赋予城隍爵位的行为无疑是继其成为冥官以来的又一次官僚化、阶级化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人格化的城隍神中，官员出身的城隍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显然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是政府、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民众将生前品行正直或有功于民的官员（尤其是曾在本地任职过的）塑造为城隍。
一方面既是为了凸显城隍信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由官的身份来增强城隍信仰的权威性和灵应性。

唐宋时期安徽城隍信仰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在城市发展方面。
这一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重心的南移、大运河的开通、坊市制度的瓦解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安徽境内尤其是沿江、沿河两岸的城市。
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的商业性也明显增强。
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多，以及人口流动的加速，从而为安徽城隍信仰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在道教方面。唐宋元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唐、宋统治者为了提高自身地位，分别以老子和赵玄朗为其各自祖先，并对道教进行了大力扶持。
及至元代，道教主流教派全真教的数位掌教更是先后被统治阶级册封为国师，可谓盛极一时。是时，道教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中唐以后受士大夫文化与俗文化两种文化分野的影响，道教文化开始产生分野，并出现向老庄佛禅靠拢的士大夫道教，与向世俗社会靠拢的民间道教两种趋向。

其中，民间道教是道教世俗化发展的产物。
在这一过程中，流行于地方的城隍信仰，开始逐渐被整合到了道教的神祇体系，以及仪式法术当中。
在安徽境内，一些城隍庙宇甚至开始归属于道观，并由道士进行主持。因此，借助道教的地位和影响力，城隍信仰在安徽境内的知名度逐渐提高，信仰范围不断扩大。

02 明清时期安徽城隍信仰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安徽城隍信仰发展的鼎盛期。

在此期间，受明初城隍祭祀改革的影响，安徽境内各府、州、县均建有城隍庙宇，并且统一获得了国家的封爵，城隍祭祀活动盛极一时。
其次，随着城隍制度的正式确立，安徽境内的城隍信仰，也逐渐走上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并作为全国城隍信仰的一部分被纳入到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
再次，就城隍祭祀而言，这一时期安徽境内出现了，坛祭与庙祀两种方式并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城隍信仰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

明王朝建立以前，由于国家长期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传统的礼乐制度，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因此，在新王朝建立以后，出于顺应民心以及维护自身政权正统性、合法性的需要，改革“胡制”势在必行。
其中，作为礼乐改革的重要一环，祭祀改革更是早早就被提上日程。就城隍祭祀改革而言，其最早始于明洪武年间。

及至洪武三年六月，围绕城隍祭祀问题，朱元璋又颁布了新的诏令。
整体而言，明初两次关于城隍祭祀问题的改革，分别从制度和理论两方面对城隍信仰进行了整序，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
从而加速了各地城隍祭祀的制度化和正统化。
同时，一套与现实官僚体系密切相对应的城隍神祇体系也在此时建立起来。最终，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制度正式确立。

始自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有关城隍祭祀的改革，对日后安徽城隍信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随着城隍制度的确立，安徽境内的城隍信仰开始逐渐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正统化的道路。
始于明初的城隍祭祀改革，促使安徽境内掀起了一场城隍信仰的高潮，城隍祠庙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遍布各府、州、县。

面对这些新兴的城隍祠庙，政府以封爵的方式按爵号的不同等级，对各府州县的城隍神及其庙制，做出了标准化的规定。
使原来“各自为政”的城隍信仰开始连为了一个整体，从而加速了其自身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此外，政府的封赐以及一系列标准化的措施，无疑加强了政府对于安徽地方城隍信仰的控制。
从这一点来说，一个与封建官僚体系，密切相对应的城隍神祇体系，开始在安徽各府、州、县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并作为整个城隍体系的一部分，纳入到了国家祭祀体系之内，日趋走向正统化。

除此之外，洪武“三年改制”中所提及的去封号、毁塑像、造木主之事在安徽城隍信仰的发展中亦有体现。
如同治《六安州志》在论及城隍庙时，就对此事进行了记载，称：“三年定礼制，去封号，止称某州、某县城隍之神。立神主，毁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绘云山”。
类似的记载还普遍见于其他安徽方志之中。
如前所述，政府此举的目的在于恢复城隍神的自然属性，以符合于古礼。

但是，城隍信仰自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自然神到人格神，城隍神格的变化既是其自身的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明朝政府企图依靠行政力量来强制改变这一现实，勢必收效甚微。至迟到嘉靖年间，安徽境内的城隍祠庙就己开始逐渐恢复神像，重新回到人格神的崇拜当中。

有清一代，城隍祭礼基本承袭明代旧制。但相较于明代，清代城隍祭祀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从中祀降格到了群祀。不过从实际实况来看，城隍信仰在安徽地方社会中的发展，仍然十分兴盛。

首先，城隍信仰的范围和普及程度不断扩大和加深。康熙年间，随着安徽省的正式建立以及行政机构和建置的变更，安徽境内掀起了一场新建城隍祠庙的高潮。
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城隍祠庙不仅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还与新的城隍祠庙一同推动着安徽城隍信仰的传播和普及。
其次，城隍信仰的正统化倾向继续增强。在清代，政府对安徽城隍的封赐屡见不鲜。

03 结语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安徽城隍信仰的发展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是时，城隍信仰在安徽境内的发展，呈现出多种趋势。具体则表现为城隍神祇的人格化和官僚化以及城隍神职的幽冥化等。
宋代是安徽城隍信仰快速发展的一个上升期。
在此期间，城隍信仰于安徽境内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城隍神祗人格化、官僚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
唐宋时期安徽城隍信仰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这与当时国力的强盛、经济重心的南移、大运河的开通、坊市制度的瓦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道教的世俗化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安徽城隍信仰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身处全国城隍祭祀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安徽城隍信仰传播和发展，无论是在深度和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隍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国家封赐的推进，安徽城隍信仰，开始作一个整体被纳入到了国家祭祀体系之内，城隍信仰制度化和正统化的发展趋势一目了然。

此外，这一时期安徽境内城隍祭祀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坛祭与庙祀两种方式并行。
城隍祭祀方式的多样，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城隍信仰，在安徽地方社会中的传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