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1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利用三维数据采集技术制成《隋炀帝墓志》几种新图版。以之参验原石，校订墓志释文多处，并推定志尾铭辞格式。据新释读，大业十四年（618年）炀帝死后，权殡流珠堂，八月一日葬西陵，至贞观元年（627年）葬今曹庄大墓。墓志叙事，或与中晚唐文献记载炀帝由吴公台改葬雷塘一说相合。据书法风格及贞观初年政局，推测墓志的撰书者或为虞世南。
2013年，江苏扬州曹庄大墓（M1）出土墓志一合，首题“随故炀帝墓志”[1]。墓志出土于炀帝墓墓室前部、紧靠甬道北端，从现场位置判断，墓志原本安置在整个墓葬的南北中轴线上，志文的上侧端朝向北。墓志的石质，经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专家初步判断为白云岩，发现时受地下水侵蚀严重。出土时志盖与志身大致贴合，或因墓室顶部倒塌挤压致小幅偏移倾角。志盖呈盝顶式，边长63、厚18厘米。其上固着一件近长方形的铁质扁状物，锈蚀严重，东北角（取墓志方向）向上隆起，性质不明。它叠压在志盖正中位置，盖面如有篆题，或被压盖，亟待进一步工作揭示（图一）。志身同为正方形，边长63、厚14厘米（图版三），出土时其左下一角已和主体部分断裂，断裂处两侧边缘吻合、石筋接续。裂缝内还有板结及固着物，因石质疏松，故未做进一步清理，尚保持原貌。
一新技术图版与墓志释文墓志右上部分因与志盖紧密贴合，石面保存较好，文字清晰，尚保留制作时的平整打磨痕迹。其余部分剥蚀严重，石筋纵横，对志文的释读有较大的影响。研究者先后公布几种释文及复原方案，各有异同[2]。2021年4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对墓志进行了高清三维数据扫描采集[3]，处理形成高清图版（图二）及反相图版（图三），并利用3D打印复制品制作了拓本（图四）。本文参考各家释文，并以三维扫描图版、反相图版、拓本与墓志原石相互比勘，重新进行了释读。
墓志阴刻楷书，刻字工整。志文共11或12行，其中志题1行。除志题外，志文满行容14字，志文总计约140字左右。墓志释文如下，疑字加框，补字加方括号，志尾不确定处用省略号。
01 随故炀帝墓志
02 惟随大业十四年太岁戊寅三[月][十]
03 一日帝崩于杨州江都县□□□□
04 于流珠堂其年八月一日□□□□
05 西陵荆棘芜秽□□□□□□□□
06 永异苍梧□□□□□□□□□□
07 □□以贞观元年太[岁][丁][亥][二][月][甲]
08 [寅]朔十九日壬申□□□□□□□
09 □葬炀帝之□□□□□□□□□
10 □礼也方□□□□□□□□□□
11 □□□共川岳□……
12 ……
校读原石时，发现墓志左下角有三个不规则处，平整度、色泽均与墓志右上部分相近，应是原始石面。反复确认，三处均无文字刻痕及残笔，知志石并未题满。再向前寻找结尾位置，第11行“共”字左部区域，与“共”字位置石面基本平齐，反复确认，亦无文字刻痕及残笔，应是可以确认的最接近结尾位置处，即志文末字最多在第12行第3字（图五虚线框面）。这一空白区域与左下角空白区域间，尚见一些小的原始石面，也不见刻痕及残笔；又以单行容字数及第12行第4字处空白，可排除志尾有空字韵文的可能。因第11行下部及12行上部原始石面残泐严重，志文结尾的绝对位置不明。总之，墓志左侧原应有约3行左右留白。有学者梳理北魏后期墓志“左方留白”的现象，并将留白较多者视为“异刻”，或可参照[4]。
图五 墓志原石附尾部空白面标识
二墓志校释及考证墓志志文可分序辞、铭辞两部，序辞又可分前后两部，分记大业十四年与贞观元年事，列叙如下。
1.序辞前部（第2-6行）第3行：杨州江都县□□□□。“县”字，以拓本最为清晰，其余图版也可辨识。“江都”下，旧或疑有“江都宫”的可能。张学锋于行末补“殡”字，接第4行首“于流珠堂”，可从。如此，“江都县”下最多余3字空。此处石面残甚，虽不排除接续“江都宫”等可能，尚难落实笔划，释读的可能方向较多。不过，大致应与文献所记相近，即炀帝崩于江都宫，萧后等殡之于西院流珠堂。
第4行：八月一日。“一”字长横，以拓本最为清晰；“日”字，以拓本、三维图版最为清晰，在两道石筋夹角内。纪日用“一日”，北朝隋唐墓志不乏其例。其事《资治通鉴》系于武德元年（618年）八月，云：
隋江都太守陈稜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5]
按，武德元年八月为癸酉朔，此条前，《通鉴》分记八月甲申（十二日）、己丑（十七日）、丁酉（二十五日）事。《隋书》《北史》记此事，只言“化及发后”“宇文化及引军北上”[6]，不言“八月”。可知《通鉴》成书时，或有所本、或出推定，将其事系于八月；又因某日失考，故权附于八月记事末尾。墓志所记，可补史阙。
又，第2行末，当从余国江说，补为“三[月十]/一日”。新释“八月一日”，与“三月十一日”格式相同，应是墓志追述贞观以前事的文例。
第4-5行：□□□□/西陵荆棘芜秽。“秽”字，拓本最为清晰，右部为狭长的“戈”，其上有竖笔，据字形及语意，可释“秽”，连上作“荆棘芜秽”。如此，“西陵”应连前读。冢墓芜秽，辞例见《后汉书·冯衍传》“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宋书·后妃传》载宋孝武帝诏有“外戚尊属，不宜使坟茔芜秽”[7]。又，“秽”下一字，拓本、反相图版尚见残形，但干扰较大，上部中如“了”形，左右有残笔，下如“灬”形，释读存疑。
第4行末，旧或拟补“吴公台”。按，行末余4字空，须先补一“葬”字等动词，如补“吴公台”，则“吴公台西陵”并称，文意不畅。故颇疑此处或不出“吴公台”，“西陵”即葬地。西陵，“陵”或如气贺泽保规说，指“茔域”；或用其本意“大阜”，指扬州城西的土山。墓志此节所记，可对应文献中的陈稜事，则“西陵”与“吴公台”很可能是同实异名的关系，大概都是指扬州城西一处高台状的土山。撰文者所以将“西陵”描绘为“荆棘芜秽”的落魄景象，[8]或是为引出后文贞观改葬的必要与恩惠。
第6行：永异/苍梧。“异”字，原石、图版皆清晰无疑。永异，除余国江所举文献“幽明永异”“百年永异”外，卒葬于贞观四年（630年）的毛祐墓志，亦有“一别华堂，千秋永异”[9]。苍梧，则如诸家所说，是用舜葬苍梧的典故。唐顾况《竹枝》有“帝子苍梧不复归”句，宋人为徽钦二帝作祭文、慰表，亦用“苍梧不返”典[10]。墓志此处疑近于“千秋永异，苍梧不返”一类文字。
2.序辞后部（第7-9行）
第7行贞观纪年，原有“元年”“九年”两说。据拓本、三维图版，可见“元”上一短横，原石亦然，似以释“元”为宜。又，据拓本及反相图版，第8行可新释为“朔十□日壬申”，“壬申”清晰无疑。“十”下一字，中有一横笔，字形难以确释。按，壬申为“十一日”至“十九日”的情况下，当月朔日，依次应为壬戌至甲寅。将这组朔日与贞观元年、九年各月朔日逐一对照[11]，唯有贞观元年二月甲寅朔，与前取十九日壬申的甲寅朔相合。据此，再比勘原石及图版，“元年”“十九日”皆可与残笔相合，应无疑义。进一步结合容字数，第7-8行文字可补足为“贞观元年太[岁][丁][亥][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贞观”上一字，尚存左半，以拓本、原石较清晰，形如“厶”，或可释“以”。
第9行：葬炀帝之□□。炀，旧或释“杨”。据原石，左从火，其左下形似木旁竖笔处，实为一道贯穿几字的长石筋。“帝之”，拓本及三维图版清晰可释，语意连贯。“之”下一字，尚存残形，但干扰较大，疑是“柩”或“神”字。此句当读为“葬炀帝之（神）柩”，后接葬地信息，至第10行上首“礼也”为止，在葬地后接“礼也”，符合北朝隋唐墓志通例。
贞观纪日的复原，在格式上与大业纪日呈现明显区分。大业纪日，简作“三月十一日”“八月一日”；贞观纪日，则是完足的“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我们将序辞分为前后两部，前者追述大业十四年事，后者记墓志撰作时的贞观元年事，也以此为依据之一。
文献记载，炀帝身后屡经改葬。大业十四年炀帝死后，由萧后殡于流珠堂，八月由陈稜改葬吴公台，墓志中都有大致对应的文字。又，文献所载炀帝的最终葬地为雷塘，多为学者认可。不过，墓志所云贞观元年改葬之事似不见于文献，仍须说明。
按《资治通鉴》武德五年（622年）八月条记：（辛亥）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
《考异》曰：《实录》，“武德二年六月癸巳，有诏葬隋帝及子孙”，此又云葬炀帝，盖三年李子通犹据江都，虽有是诏，不果葬也。[12]
唐高祖武德年间两次下诏改葬炀帝，均有明确纪日，据《考异》，似以《唐实录》为史源。不过，有诏并不等于真正落葬，武德二年即“不果葬”，五年是否落实呢？《隋书》《北史》俱云“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13]。按，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据江东反，至武德七年（624年）李孝恭、李靖擒辅公祏后，史称“江南悉平”“江南平”[14]。但是，墓志今未见武德五年或七年事。按墓志叙事先后，如有相应文本，应在第6-7行残泐文字中。第6行“苍梧”下至少还有两字以成句，则至第7行“贞观”前，至多有11字空，似仅能补为“武德五年八月二日（按，即辛亥）葬雷塘”，但“塘”与“厶”残形不合。故墓志中应并无武德五年或七年改葬雷塘事。据此，文献所记武德五年改葬事，大概也未落实。贞观元年，是否对应武德七年“大唐平江南之后”，尚难确论。
3.铭辞部分（10-12行）
第10行：方。旧或释或否，据原石、拓本，“方”字清晰无疑。
又，“方”下一字，据原石，似为左右结构，左从“礻”或“禾”，右上一角形如“二”，疑或近“祈”“祓”等字，存疑。
第11行：共川岳。此句旧释纷纭。据拓本、三维图版、原石，可确释为“共川岳”。不过，文献、墓志均罕见“共川岳”一语。北朝隋唐墓志中，“川岳”多用以赞颂志主秉性，如“川岳降灵”“禀灵川岳”[15]一类表达，故疑此处或断读为“共/川岳”。
通常情形下，北朝隋唐墓志“礼也”后如有铭辞，中间常有一小段过渡文本，而后是“铭曰”“其词曰”一类文字，再换行刻四字韵文。“共”恰为第11行第4字，如按“共/川岳”的断读，铭辞可能自第11行始，即“□□□共/川岳□□”。又志尾下限不超过第12行第3字，1行容14字，则铭辞可能共为4句16字，至第12行第2字处截止。“方”为第10行第4字，下容10字，尚可容纳2句4字韵语（“方”或计入，或不计入）及“铭曰”。墓志志尾的可能情形，可示意作：
10 □礼也/方□□□/□□□□/[铭曰]
11 □□□共/川岳□□/□□□□/□□
12 □□
气贺泽保规主张，“《炀帝墓志》虽为墓志的形式，但是采用了‘哀册’的文体”，亦得到学者响应。总体来看，墓志序辞部分，确与哀册相似。唐代哀册的形制、文体格式等，中外学者结合文献、考古已有梳理。[16]不过，这一文体特征，并非哀册所独有，北朝隋唐墓志中不乏使用同样格套的情形。以具体用字而言，墓志以“惟+纪日”的结构起始，在北朝隋唐碑志、造像记中也属常见。至于以“葬于某地+礼也”作为序辞与哀辞的界隔，北魏以降，墓志中就已蔚然成风。墓志结尾位置，最多至第12行第3字，自“方”字始，即最多题满2行，而可能仅4句16字。这与哀册中作为主体、讲求文采的长篇哀辞有别。
稍总结隋炀帝墓志的文体格式。隋炀帝墓志自题与其文体特征一致，应属墓志，未必用哀册文体。墓志序辞分为两部，前为追述大业十四年炀帝崩于江都宫、殡于流珠堂、葬于西陵事，纪日从简；后为记“今”贞观元年改葬至曹庄事，至“礼也”为结，纪日格式较前为繁复。自“方”字起，及“共川岳”以下，为墓志的铭辞部分。至少在第12行第3字以后，留白无字。
4.终葬之地隋炀帝改葬的经过，特别是文献所记葬地吴公台、雷塘与今墓葬发现地曹庄的关系，学者争讼颇多。吴公台、雷塘地望的确认，也是扬州汉唐史地中的疑难问题。我们认为，今曹庄墓为炀帝的最终葬地，即正史所记炀帝所葬“雷塘”。但雷塘是大地域，曹庄墓是小地点，不能等同；同时，唐宋以来的地志、方志中所记雷塘，其方位、距城里数多有抵牾，“雷塘”具体地望至今尚难定谳。所以，正史所记炀帝葬雷塘，与地志、方志中所叙雷塘，目前似不宜相混。文内所用“雷塘”，取前者。
据志文的叙事结构，序辞前部追述炀帝葬于西陵，对应文献“葬吴公台”事，志文强调西陵荒芜破败，进而引出序辞后部贞观元年改葬于今曹庄事。墓志第9-10行，“葬炀帝之”以下至“礼也”前，应记录有炀帝的最终葬地，即今曹庄的古地名。
炀帝墓从吴公台至雷塘异地改葬，在文献中亦有迹可循。《资治通鉴》载，武德元年八月，“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17]唐人裴铏传奇《颜濬》记隋宫人自言先“殉葬吴公台下”，“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18]北宋王观《扬州赋》“鞠三陵之草莱”句，注引《燕吴行役记》：“炀帝陵高五十余尺，后齐王暕、赵王杲、其孙燕王倓，三陵东西罗列，各高二十余尺。”[19]今曹庄大墓附近，经考古勘探发现墓葬迹象136处，发掘19处，目前仅发掘炀帝墓西北的一座砖室残墓（M3）[20]。
综此，至晚于中晚唐时期，炀帝由吴公台改葬雷塘一说已较流行。并且，旧陵附近的王公墓并未全数改迁，亦与周边勘探发掘结果相近。结合志文的叙事结构，应可认为西陵（吴公台）与雷塘应非一地，今曹庄墓或在唐初“雷塘”的范围内。当然，这仍有待于隋炀帝墓发掘资料的进一步整理研究，以及墓地周边进一步勘探、发掘工作的验证。
三墓志撰书者推测墓志文本由何人撰写，志文由何人书丹？
从隋炀帝墓志书法的整体风格来看，书体与虞世南书风最为接近。我们以虞世南书于武德九年（626年）的《孔子庙堂碑》（以下简称《孔碑》）[21]作为参照，将相同或相近字表列如下：
以所选若干字例而言，墓志与《孔碑》在字形、结构、运笔上，均呈现明显的相似性。“故”字，墓志、《孔碑》皆为左右均势，即左侧“古”的横画较长，以与“”部的捺或长点形成牵制，这与虞世南书法平和雅正的风格相符。“炀/扬”字，墓志、《孔碑》的长横偏于上部，而折勾出锋点均位于上部折画的左侧。“观”字，墓志、《孔碑》“隹”部的竖画均向外撇，以与右侧的“见”互成倚靠，使字势平衡。“礼”字，墓志、《孔碑》的“豊”部重心均明显下沉。“方”字，其长横拉伸的弧度，以及点及撇、折勾起笔的位置关系，墓志、《孔碑》的形态都很相近。其余诸例，亦皆如此。
对于书迹的比较，虽不免受制于样本量以及石质、刻工、拓工等外在因素，但在决定视觉效果的用笔、粗细、结体等因素中，结体无疑是受外在因素影响最小的变量，且结体规律常常是书家书写习惯的直接反映，在其书风成熟后较为稳固。综括而言，隋炀帝墓志与《孔子庙堂碑》在书法风格上的一致，是不容忽视的。
《唐会要》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22]贞观元年，虞世南既于弘文馆内“教示楷法”，则同年所制隋炀帝墓志亦由虞世南书丹，亦是情理中事。
《新唐书·百官志》：“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23]著作郎撰写碑志的职能在唐代得到凸显和强化[24]。据文献记载，贞观年间曾任著作郎的有虞世南、姚思廉、萧德言、许敬宗、邓行俨五人，其中又以虞、姚二人履职较早[25]。又，贞观三年（629年）诏于隋末战地立寺，“仍命虞世南、李百药、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碑记，铭功业”[26]。我们认为，以上提到的文人群体均以精故学、善属文著称，并曾任职秘书省或兼弘文馆学士，是撰写贞观初年敕造碑刻的主要群体，传世文献中的哀册、祝文、寺观碑刻等材料亦可佐证。
虞世南历仕陈、隋、唐三代，虞氏家族与隋炀帝个人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前朝文士入唐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虞氏在贞观元年任职著作郎，他在此时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受诏撰写碑志；虞氏一生以文名世，李世民则好效仿徐陵、庾信文风，引世南为同调；贞观年间唐高祖李渊、文德皇后长孙氏哀册也均出自虞氏手笔。值得注意的是，武德二年下葬的李密，墓志记由旧臣徐世勣、柳德义、杜才干、韦宝等承办丧事，文亦系其旧臣魏征所撰[27]；贞观二年（628年）魏征、王珪上表为李建成、李元吉送葬，太宗不仅准可，还令二王“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28]；近年所见杜伏威墓志载贞观五年（631年）重葬时，也由其旧部别将戴士文“监护丧事”[29]。以此而言，初唐天下甫定之际，由旧臣参与故主丧事的情形似是一时常例。贞观二年，太宗以“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着手惩戒“江都宫变”的参与者，更彰显出贞观新朝树立“君臣之义”“人伦之道”的决心[30]。
而反观唐太宗将隋炀帝墓志的撰书—这项具有重要政治意涵的任务交托虞世南，从书法风格、个人身份及时代背景等综合考量也更合乎情理。因虞世南传世作品较为罕见且真伪不明，若如上所论，出土《隋炀帝墓志》能够为研究虞世南及初唐书法提供极大补充。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汉晋简牍石刻的古文书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1FZSB030）、“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项目“扬州汉墓简牍的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G1430）阶段性成果。
[1]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2]各家释文前后或有调整，这里仅列有代表性者：a.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释文，同[1]；b.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c.[日]气贺泽保规：《隋炀帝墓志的发现及其意义—兼论墓志铭复原案》，扬州市文物局编《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d.余国江：《隋炀帝墓志释文补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按，文中凡引述几家意见，不再赘注。[3]使用的主要设备为Faroedge关节臂（系统精度100μm2，探测精度75μm），与索尼A7R4套机及索尼FE-135mm-F1.8-GM、索尼FE-24mm-F1.4-GM等镜头（有效像素6200万）。[4]徐冲指出，留白一至二行是常见的甚或“制作精美的一种表现”，留白四五行以上，可视为“异刻”，或因购置志石已划好罫线（“量石裁文”）。徐冲：《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资治通鉴》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5807页。[6]“化及发后”见a.《隋书》卷四《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93页；b.《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470页；“宇文化及引军北上”见c.《隋书》卷六四《陈稜传》，第1520页；d.《北史》卷七八《陈稜传》，第2644-2645页。[7]a.《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987页；b.《宋书》卷四一《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6页。[8]按，中唐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诗云“古台摇落后，秋入望乡心。野寺人来少，云峰隔水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诗中景象，亦与“荆棘芜秽”相合。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320页。[9]《大唐绵州万安县令故毛（祐）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页。[10]（南朝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1140页。宋人曹勋《祭告徽考文》有“无故播迁，海县所痛，苍梧不返”、洪适《钦宗皇帝小祥慰表》有“苍梧不返，正瞻望于灵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208、472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1册第142页、第212册第428页。[11]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84、85页。[12]同[5]，卷一九〇，第5953页。[13]a.同[6]a，第94页；b.同[6]b，第471页。[14]“江南悉平”见a.《旧唐书》卷六〇《河间王孝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48-2349页；b.《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77-2478页；“江南平”见c.《新唐书》卷七八《河间王孝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3页；d.《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第3813页。[15]利用中华书局“中华石刻数据库”（http://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docShike/），检得北朝隋唐碑志“川岳降灵”凡19例，“禀灵川岳”凡17例，其余绝大多数“川岳”的用法亦与相似。[16]a.[日]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b.[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c.王育龙、程蕊萍：《唐代哀册发现述要》，《文博》1996年第6期。[17]同[5]，卷一八，第5807页。[1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五〇，中华书局，1961年，第2771-2773页。[19]（宋）王观：《扬州赋》，天尺楼清抄本。[20]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21]（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李宗翰旧藏唐石拓本），二玄社，1988年。又，传世虞世南楷书尚有《破邪论序》及《淳化阁帖》著录的《大运帖》、《绛帖》著录的《诏书帖》等，但或云伪托，难以为据。[22]（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1115页。[23]同[14]c，卷四七《百官志》，第1215页。[24]吴夏平：《唐著作郎官与碑志文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6期。[25]虞、姚、萧、许各见两唐书本传，邓见[14]c，卷四八《艺文志》，第2014页。[26]同[22]，卷四八，第849页。[27]a.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b.王兴亚、任思义：《李密墓铭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28]（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258、259页。[29]牛时兵：《新出杜伏威墓志考论》，《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30]同[14]a，卷二《太宗纪》，第34页。
作者：刘刚（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汪华龙（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左骏（南京博物院），薛炳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8期。
2013年，江苏扬州曹庄大墓（M1）出土墓志一合，首题“随故炀帝墓志”[1]。墓志出土于炀帝墓墓室前部、紧靠甬道北端，从现场位置判断，墓志原本安置在整个墓葬的南北中轴线上，志文的上侧端朝向北。墓志的石质，经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专家初步判断为白云岩，发现时受地下水侵蚀严重。出土时志盖与志身大致贴合，或因墓室顶部倒塌挤压致小幅偏移倾角。志盖呈盝顶式，边长63、厚18厘米。其上固着一件近长方形的铁质扁状物，锈蚀严重，东北角（取墓志方向）向上隆起，性质不明。它叠压在志盖正中位置，盖面如有篆题，或被压盖，亟待进一步工作揭示（图一）。志身同为正方形，边长63、厚14厘米（图版三），出土时其左下一角已和主体部分断裂，断裂处两侧边缘吻合、石筋接续。裂缝内还有板结及固着物，因石质疏松，故未做进一步清理，尚保持原貌。
一新技术图版与墓志释文墓志右上部分因与志盖紧密贴合，石面保存较好，文字清晰，尚保留制作时的平整打磨痕迹。其余部分剥蚀严重，石筋纵横，对志文的释读有较大的影响。研究者先后公布几种释文及复原方案，各有异同[2]。2021年4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对墓志进行了高清三维数据扫描采集[3]，处理形成高清图版（图二）及反相图版（图三），并利用3D打印复制品制作了拓本（图四）。本文参考各家释文，并以三维扫描图版、反相图版、拓本与墓志原石相互比勘，重新进行了释读。
墓志阴刻楷书，刻字工整。志文共11或12行，其中志题1行。除志题外，志文满行容14字，志文总计约140字左右。墓志释文如下，疑字加框，补字加方括号，志尾不确定处用省略号。
01 随故炀帝墓志
02 惟随大业十四年太岁戊寅三[月][十]
03 一日帝崩于杨州江都县□□□□
04 于流珠堂其年八月一日□□□□
05 西陵荆棘芜秽□□□□□□□□
06 永异苍梧□□□□□□□□□□
07 □□以贞观元年太[岁][丁][亥][二][月][甲]
08 [寅]朔十九日壬申□□□□□□□
09 □葬炀帝之□□□□□□□□□
10 □礼也方□□□□□□□□□□
11 □□□共川岳□……
12 ……
校读原石时，发现墓志左下角有三个不规则处，平整度、色泽均与墓志右上部分相近，应是原始石面。反复确认，三处均无文字刻痕及残笔，知志石并未题满。再向前寻找结尾位置，第11行“共”字左部区域，与“共”字位置石面基本平齐，反复确认，亦无文字刻痕及残笔，应是可以确认的最接近结尾位置处，即志文末字最多在第12行第3字（图五虚线框面）。这一空白区域与左下角空白区域间，尚见一些小的原始石面，也不见刻痕及残笔；又以单行容字数及第12行第4字处空白，可排除志尾有空字韵文的可能。因第11行下部及12行上部原始石面残泐严重，志文结尾的绝对位置不明。总之，墓志左侧原应有约3行左右留白。有学者梳理北魏后期墓志“左方留白”的现象，并将留白较多者视为“异刻”，或可参照[4]。
图五 墓志原石附尾部空白面标识
二墓志校释及考证墓志志文可分序辞、铭辞两部，序辞又可分前后两部，分记大业十四年与贞观元年事，列叙如下。
1.序辞前部（第2-6行）第3行：杨州江都县□□□□。“县”字，以拓本最为清晰，其余图版也可辨识。“江都”下，旧或疑有“江都宫”的可能。张学锋于行末补“殡”字，接第4行首“于流珠堂”，可从。如此，“江都县”下最多余3字空。此处石面残甚，虽不排除接续“江都宫”等可能，尚难落实笔划，释读的可能方向较多。不过，大致应与文献所记相近，即炀帝崩于江都宫，萧后等殡之于西院流珠堂。
第4行：八月一日。“一”字长横，以拓本最为清晰；“日”字，以拓本、三维图版最为清晰，在两道石筋夹角内。纪日用“一日”，北朝隋唐墓志不乏其例。其事《资治通鉴》系于武德元年（618年）八月，云：
隋江都太守陈稜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5]
按，武德元年八月为癸酉朔，此条前，《通鉴》分记八月甲申（十二日）、己丑（十七日）、丁酉（二十五日）事。《隋书》《北史》记此事，只言“化及发后”“宇文化及引军北上”[6]，不言“八月”。可知《通鉴》成书时，或有所本、或出推定，将其事系于八月；又因某日失考，故权附于八月记事末尾。墓志所记，可补史阙。
又，第2行末，当从余国江说，补为“三[月十]/一日”。新释“八月一日”，与“三月十一日”格式相同，应是墓志追述贞观以前事的文例。
第4-5行：□□□□/西陵荆棘芜秽。“秽”字，拓本最为清晰，右部为狭长的“戈”，其上有竖笔，据字形及语意，可释“秽”，连上作“荆棘芜秽”。如此，“西陵”应连前读。冢墓芜秽，辞例见《后汉书·冯衍传》“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宋书·后妃传》载宋孝武帝诏有“外戚尊属，不宜使坟茔芜秽”[7]。又，“秽”下一字，拓本、反相图版尚见残形，但干扰较大，上部中如“了”形，左右有残笔，下如“灬”形，释读存疑。
第4行末，旧或拟补“吴公台”。按，行末余4字空，须先补一“葬”字等动词，如补“吴公台”，则“吴公台西陵”并称，文意不畅。故颇疑此处或不出“吴公台”，“西陵”即葬地。西陵，“陵”或如气贺泽保规说，指“茔域”；或用其本意“大阜”，指扬州城西的土山。墓志此节所记，可对应文献中的陈稜事，则“西陵”与“吴公台”很可能是同实异名的关系，大概都是指扬州城西一处高台状的土山。撰文者所以将“西陵”描绘为“荆棘芜秽”的落魄景象，[8]或是为引出后文贞观改葬的必要与恩惠。
第6行：永异/苍梧。“异”字，原石、图版皆清晰无疑。永异，除余国江所举文献“幽明永异”“百年永异”外，卒葬于贞观四年（630年）的毛祐墓志，亦有“一别华堂，千秋永异”[9]。苍梧，则如诸家所说，是用舜葬苍梧的典故。唐顾况《竹枝》有“帝子苍梧不复归”句，宋人为徽钦二帝作祭文、慰表，亦用“苍梧不返”典[10]。墓志此处疑近于“千秋永异，苍梧不返”一类文字。
2.序辞后部（第7-9行）
第7行贞观纪年，原有“元年”“九年”两说。据拓本、三维图版，可见“元”上一短横，原石亦然，似以释“元”为宜。又，据拓本及反相图版，第8行可新释为“朔十□日壬申”，“壬申”清晰无疑。“十”下一字，中有一横笔，字形难以确释。按，壬申为“十一日”至“十九日”的情况下，当月朔日，依次应为壬戌至甲寅。将这组朔日与贞观元年、九年各月朔日逐一对照[11]，唯有贞观元年二月甲寅朔，与前取十九日壬申的甲寅朔相合。据此，再比勘原石及图版，“元年”“十九日”皆可与残笔相合，应无疑义。进一步结合容字数，第7-8行文字可补足为“贞观元年太[岁][丁][亥][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贞观”上一字，尚存左半，以拓本、原石较清晰，形如“厶”，或可释“以”。
第9行：葬炀帝之□□。炀，旧或释“杨”。据原石，左从火，其左下形似木旁竖笔处，实为一道贯穿几字的长石筋。“帝之”，拓本及三维图版清晰可释，语意连贯。“之”下一字，尚存残形，但干扰较大，疑是“柩”或“神”字。此句当读为“葬炀帝之（神）柩”，后接葬地信息，至第10行上首“礼也”为止，在葬地后接“礼也”，符合北朝隋唐墓志通例。
贞观纪日的复原，在格式上与大业纪日呈现明显区分。大业纪日，简作“三月十一日”“八月一日”；贞观纪日，则是完足的“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我们将序辞分为前后两部，前者追述大业十四年事，后者记墓志撰作时的贞观元年事，也以此为依据之一。
文献记载，炀帝身后屡经改葬。大业十四年炀帝死后，由萧后殡于流珠堂，八月由陈稜改葬吴公台，墓志中都有大致对应的文字。又，文献所载炀帝的最终葬地为雷塘，多为学者认可。不过，墓志所云贞观元年改葬之事似不见于文献，仍须说明。
按《资治通鉴》武德五年（622年）八月条记：（辛亥）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
《考异》曰：《实录》，“武德二年六月癸巳，有诏葬隋帝及子孙”，此又云葬炀帝，盖三年李子通犹据江都，虽有是诏，不果葬也。[12]
唐高祖武德年间两次下诏改葬炀帝，均有明确纪日，据《考异》，似以《唐实录》为史源。不过，有诏并不等于真正落葬，武德二年即“不果葬”，五年是否落实呢？《隋书》《北史》俱云“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13]。按，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据江东反，至武德七年（624年）李孝恭、李靖擒辅公祏后，史称“江南悉平”“江南平”[14]。但是，墓志今未见武德五年或七年事。按墓志叙事先后，如有相应文本，应在第6-7行残泐文字中。第6行“苍梧”下至少还有两字以成句，则至第7行“贞观”前，至多有11字空，似仅能补为“武德五年八月二日（按，即辛亥）葬雷塘”，但“塘”与“厶”残形不合。故墓志中应并无武德五年或七年改葬雷塘事。据此，文献所记武德五年改葬事，大概也未落实。贞观元年，是否对应武德七年“大唐平江南之后”，尚难确论。
3.铭辞部分（10-12行）
第10行：方。旧或释或否，据原石、拓本，“方”字清晰无疑。
又，“方”下一字，据原石，似为左右结构，左从“礻”或“禾”，右上一角形如“二”，疑或近“祈”“祓”等字，存疑。
第11行：共川岳。此句旧释纷纭。据拓本、三维图版、原石，可确释为“共川岳”。不过，文献、墓志均罕见“共川岳”一语。北朝隋唐墓志中，“川岳”多用以赞颂志主秉性，如“川岳降灵”“禀灵川岳”[15]一类表达，故疑此处或断读为“共/川岳”。
通常情形下，北朝隋唐墓志“礼也”后如有铭辞，中间常有一小段过渡文本，而后是“铭曰”“其词曰”一类文字，再换行刻四字韵文。“共”恰为第11行第4字，如按“共/川岳”的断读，铭辞可能自第11行始，即“□□□共/川岳□□”。又志尾下限不超过第12行第3字，1行容14字，则铭辞可能共为4句16字，至第12行第2字处截止。“方”为第10行第4字，下容10字，尚可容纳2句4字韵语（“方”或计入，或不计入）及“铭曰”。墓志志尾的可能情形，可示意作：
10 □礼也/方□□□/□□□□/[铭曰]
11 □□□共/川岳□□/□□□□/□□
12 □□
气贺泽保规主张，“《炀帝墓志》虽为墓志的形式，但是采用了‘哀册’的文体”，亦得到学者响应。总体来看，墓志序辞部分，确与哀册相似。唐代哀册的形制、文体格式等，中外学者结合文献、考古已有梳理。[16]不过，这一文体特征，并非哀册所独有，北朝隋唐墓志中不乏使用同样格套的情形。以具体用字而言，墓志以“惟+纪日”的结构起始，在北朝隋唐碑志、造像记中也属常见。至于以“葬于某地+礼也”作为序辞与哀辞的界隔，北魏以降，墓志中就已蔚然成风。墓志结尾位置，最多至第12行第3字，自“方”字始，即最多题满2行，而可能仅4句16字。这与哀册中作为主体、讲求文采的长篇哀辞有别。
稍总结隋炀帝墓志的文体格式。隋炀帝墓志自题与其文体特征一致，应属墓志，未必用哀册文体。墓志序辞分为两部，前为追述大业十四年炀帝崩于江都宫、殡于流珠堂、葬于西陵事，纪日从简；后为记“今”贞观元年改葬至曹庄事，至“礼也”为结，纪日格式较前为繁复。自“方”字起，及“共川岳”以下，为墓志的铭辞部分。至少在第12行第3字以后，留白无字。
4.终葬之地隋炀帝改葬的经过，特别是文献所记葬地吴公台、雷塘与今墓葬发现地曹庄的关系，学者争讼颇多。吴公台、雷塘地望的确认，也是扬州汉唐史地中的疑难问题。我们认为，今曹庄墓为炀帝的最终葬地，即正史所记炀帝所葬“雷塘”。但雷塘是大地域，曹庄墓是小地点，不能等同；同时，唐宋以来的地志、方志中所记雷塘，其方位、距城里数多有抵牾，“雷塘”具体地望至今尚难定谳。所以，正史所记炀帝葬雷塘，与地志、方志中所叙雷塘，目前似不宜相混。文内所用“雷塘”，取前者。
据志文的叙事结构，序辞前部追述炀帝葬于西陵，对应文献“葬吴公台”事，志文强调西陵荒芜破败，进而引出序辞后部贞观元年改葬于今曹庄事。墓志第9-10行，“葬炀帝之”以下至“礼也”前，应记录有炀帝的最终葬地，即今曹庄的古地名。
炀帝墓从吴公台至雷塘异地改葬，在文献中亦有迹可循。《资治通鉴》载，武德元年八月，“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17]唐人裴铏传奇《颜濬》记隋宫人自言先“殉葬吴公台下”，“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18]北宋王观《扬州赋》“鞠三陵之草莱”句，注引《燕吴行役记》：“炀帝陵高五十余尺，后齐王暕、赵王杲、其孙燕王倓，三陵东西罗列，各高二十余尺。”[19]今曹庄大墓附近，经考古勘探发现墓葬迹象136处，发掘19处，目前仅发掘炀帝墓西北的一座砖室残墓（M3）[20]。
综此，至晚于中晚唐时期，炀帝由吴公台改葬雷塘一说已较流行。并且，旧陵附近的王公墓并未全数改迁，亦与周边勘探发掘结果相近。结合志文的叙事结构，应可认为西陵（吴公台）与雷塘应非一地，今曹庄墓或在唐初“雷塘”的范围内。当然，这仍有待于隋炀帝墓发掘资料的进一步整理研究，以及墓地周边进一步勘探、发掘工作的验证。
三墓志撰书者推测墓志文本由何人撰写，志文由何人书丹？
从隋炀帝墓志书法的整体风格来看，书体与虞世南书风最为接近。我们以虞世南书于武德九年（626年）的《孔子庙堂碑》（以下简称《孔碑》）[21]作为参照，将相同或相近字表列如下：
以所选若干字例而言，墓志与《孔碑》在字形、结构、运笔上，均呈现明显的相似性。“故”字，墓志、《孔碑》皆为左右均势，即左侧“古”的横画较长，以与“”部的捺或长点形成牵制，这与虞世南书法平和雅正的风格相符。“炀/扬”字，墓志、《孔碑》的长横偏于上部，而折勾出锋点均位于上部折画的左侧。“观”字，墓志、《孔碑》“隹”部的竖画均向外撇，以与右侧的“见”互成倚靠，使字势平衡。“礼”字，墓志、《孔碑》的“豊”部重心均明显下沉。“方”字，其长横拉伸的弧度，以及点及撇、折勾起笔的位置关系，墓志、《孔碑》的形态都很相近。其余诸例，亦皆如此。
对于书迹的比较，虽不免受制于样本量以及石质、刻工、拓工等外在因素，但在决定视觉效果的用笔、粗细、结体等因素中，结体无疑是受外在因素影响最小的变量，且结体规律常常是书家书写习惯的直接反映，在其书风成熟后较为稳固。综括而言，隋炀帝墓志与《孔子庙堂碑》在书法风格上的一致，是不容忽视的。
《唐会要》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22]贞观元年，虞世南既于弘文馆内“教示楷法”，则同年所制隋炀帝墓志亦由虞世南书丹，亦是情理中事。
《新唐书·百官志》：“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23]著作郎撰写碑志的职能在唐代得到凸显和强化[24]。据文献记载，贞观年间曾任著作郎的有虞世南、姚思廉、萧德言、许敬宗、邓行俨五人，其中又以虞、姚二人履职较早[25]。又，贞观三年（629年）诏于隋末战地立寺，“仍命虞世南、李百药、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碑记，铭功业”[26]。我们认为，以上提到的文人群体均以精故学、善属文著称，并曾任职秘书省或兼弘文馆学士，是撰写贞观初年敕造碑刻的主要群体，传世文献中的哀册、祝文、寺观碑刻等材料亦可佐证。
虞世南历仕陈、隋、唐三代，虞氏家族与隋炀帝个人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前朝文士入唐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虞氏在贞观元年任职著作郎，他在此时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受诏撰写碑志；虞氏一生以文名世，李世民则好效仿徐陵、庾信文风，引世南为同调；贞观年间唐高祖李渊、文德皇后长孙氏哀册也均出自虞氏手笔。值得注意的是，武德二年下葬的李密，墓志记由旧臣徐世勣、柳德义、杜才干、韦宝等承办丧事，文亦系其旧臣魏征所撰[27]；贞观二年（628年）魏征、王珪上表为李建成、李元吉送葬，太宗不仅准可，还令二王“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28]；近年所见杜伏威墓志载贞观五年（631年）重葬时，也由其旧部别将戴士文“监护丧事”[29]。以此而言，初唐天下甫定之际，由旧臣参与故主丧事的情形似是一时常例。贞观二年，太宗以“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着手惩戒“江都宫变”的参与者，更彰显出贞观新朝树立“君臣之义”“人伦之道”的决心[30]。
而反观唐太宗将隋炀帝墓志的撰书—这项具有重要政治意涵的任务交托虞世南，从书法风格、个人身份及时代背景等综合考量也更合乎情理。因虞世南传世作品较为罕见且真伪不明，若如上所论，出土《隋炀帝墓志》能够为研究虞世南及初唐书法提供极大补充。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汉晋简牍石刻的古文书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1FZSB030）、“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项目“扬州汉墓简牍的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G1430）阶段性成果。
[1]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2]各家释文前后或有调整，这里仅列有代表性者：a.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释文，同[1]；b.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c.[日]气贺泽保规：《隋炀帝墓志的发现及其意义—兼论墓志铭复原案》，扬州市文物局编《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d.余国江：《隋炀帝墓志释文补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按，文中凡引述几家意见，不再赘注。[3]使用的主要设备为Faroedge关节臂（系统精度100μm2，探测精度75μm），与索尼A7R4套机及索尼FE-135mm-F1.8-GM、索尼FE-24mm-F1.4-GM等镜头（有效像素6200万）。[4]徐冲指出，留白一至二行是常见的甚或“制作精美的一种表现”，留白四五行以上，可视为“异刻”，或因购置志石已划好罫线（“量石裁文”）。徐冲：《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资治通鉴》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5807页。[6]“化及发后”见a.《隋书》卷四《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93页；b.《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470页；“宇文化及引军北上”见c.《隋书》卷六四《陈稜传》，第1520页；d.《北史》卷七八《陈稜传》，第2644-2645页。[7]a.《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987页；b.《宋书》卷四一《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6页。[8]按，中唐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诗云“古台摇落后，秋入望乡心。野寺人来少，云峰隔水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诗中景象，亦与“荆棘芜秽”相合。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320页。[9]《大唐绵州万安县令故毛（祐）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页。[10]（南朝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1140页。宋人曹勋《祭告徽考文》有“无故播迁，海县所痛，苍梧不返”、洪适《钦宗皇帝小祥慰表》有“苍梧不返，正瞻望于灵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208、472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91册第142页、第212册第428页。[11]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84、85页。[12]同[5]，卷一九〇，第5953页。[13]a.同[6]a，第94页；b.同[6]b，第471页。[14]“江南悉平”见a.《旧唐书》卷六〇《河间王孝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48-2349页；b.《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第2477-2478页；“江南平”见c.《新唐书》卷七八《河间王孝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3页；d.《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第3813页。[15]利用中华书局“中华石刻数据库”（http://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docShike/），检得北朝隋唐碑志“川岳降灵”凡19例，“禀灵川岳”凡17例，其余绝大多数“川岳”的用法亦与相似。[16]a.[日]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b.[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c.王育龙、程蕊萍：《唐代哀册发现述要》，《文博》1996年第6期。[17]同[5]，卷一八，第5807页。[1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五〇，中华书局，1961年，第2771-2773页。[19]（宋）王观：《扬州赋》，天尺楼清抄本。[20]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21]（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李宗翰旧藏唐石拓本），二玄社，1988年。又，传世虞世南楷书尚有《破邪论序》及《淳化阁帖》著录的《大运帖》、《绛帖》著录的《诏书帖》等，但或云伪托，难以为据。[22]（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1115页。[23]同[14]c，卷四七《百官志》，第1215页。[24]吴夏平：《唐著作郎官与碑志文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6期。[25]虞、姚、萧、许各见两唐书本传，邓见[14]c，卷四八《艺文志》，第2014页。[26]同[22]，卷四八，第849页。[27]a.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b.王兴亚、任思义：《李密墓铭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28]（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258、259页。[29]牛时兵：《新出杜伏威墓志考论》，《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30]同[14]a，卷二《太宗纪》，第34页。
作者：刘刚（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汪华龙（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左骏（南京博物院），薛炳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