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现状 公募基金会官办色彩浓厚
在记者接触过的慈善业内人士中,所有人都指出,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是由政府各部门创办,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慈善本就属于民间的事,应该还归于民间。”徐永光认为,慈善由政府来做,是政府的越位行为。政府自己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就会造成监管缺位。公募基金会长期保持官办色彩,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政府会利用其行政权力进行捐赠摊派,这是经常出现的被慈善和被捐赠现象。而慈善机构一旦有行政级别,那么,慈善机构的官员首先就是对政府负责,“为保护乌纱帽,肯定要听政府的。”
另外,经常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做慈善,这种慈善组织就不是以透明度和资金管理效率来取胜,造成了慈善产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在这种体制下,很多公募基金会就经常不把保护捐赠人的情绪、尊重捐赠人的权利放在最重要位置,不利于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也不利于慈善文化的传播。
而民间的公募基金会,在筹款和资金的使用上,一定会非常注重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率,它只能以此来取胜。这无疑会对已有的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造成压力和挑战。
未来展望 公募基金会亟需去行政化
李连杰壹基金的公募基金会申请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目前无从得知。但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公募基金会只能官办,但民间慈善组织要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却不容易。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便是为数不多的民办公募基金会。为了筹办这个基金会,德高望重的魏久明、李启民、袁正光三位老人奔走了10余年。基金会终于在今年初获得公募身份。但三位老人多年在国务院、团中央、科协等国家机关工作的背景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的慈善何时能真正回归民间?慈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首先须让现有公募基金会去行政化。而后,公募基金会要么发达,要么衰落。只有经过不断洗牌,优胜劣汰,才能促进慈善行业健康发展。
基金会行政化是指基金会存在行政级别,工作人员由政府提供工资。
邓国胜称,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去行政化基金会失去的是政府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得到的却是民间做慈善的活力。
罕见的案例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成功。1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取消行政级别。
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称,在取消行政级别前,受行政级别等因素影响,基金会无法自由引进人才,政策、方向、执行等都要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制。工作人员也仗着铁饭碗,工作积极性不强。
而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像企业一样运作,理事会可以招聘适合基金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士,人才优胜劣汰,员工充满活力。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募集的善款数额,从10年前的一两千万,上升到现在的6个亿。
“10年时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管理、项目创新、透明度等方面,已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邓国胜说道。
慈善回归民间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美国,非盈利组织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10%,中国的却只占服务业就业率的0.3%。
王振耀指出,目前新注册的基金会是按新一套规范管理的,不存在行政化一说,而老的公募基金会,有的也已去行政化,因此,不能以它过去的经历来评判它,而要看它现在的状况,“我特别怕有随意性”。
在记者接触过的慈善业内人士中,所有人都指出,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是由政府各部门创办,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慈善本就属于民间的事,应该还归于民间。”徐永光认为,慈善由政府来做,是政府的越位行为。政府自己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就会造成监管缺位。公募基金会长期保持官办色彩,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政府会利用其行政权力进行捐赠摊派,这是经常出现的被慈善和被捐赠现象。而慈善机构一旦有行政级别,那么,慈善机构的官员首先就是对政府负责,“为保护乌纱帽,肯定要听政府的。”
另外,经常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做慈善,这种慈善组织就不是以透明度和资金管理效率来取胜,造成了慈善产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在这种体制下,很多公募基金会就经常不把保护捐赠人的情绪、尊重捐赠人的权利放在最重要位置,不利于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也不利于慈善文化的传播。
而民间的公募基金会,在筹款和资金的使用上,一定会非常注重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率,它只能以此来取胜。这无疑会对已有的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造成压力和挑战。
未来展望 公募基金会亟需去行政化
李连杰壹基金的公募基金会申请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目前无从得知。但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公募基金会只能官办,但民间慈善组织要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却不容易。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便是为数不多的民办公募基金会。为了筹办这个基金会,德高望重的魏久明、李启民、袁正光三位老人奔走了10余年。基金会终于在今年初获得公募身份。但三位老人多年在国务院、团中央、科协等国家机关工作的背景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的慈善何时能真正回归民间?慈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首先须让现有公募基金会去行政化。而后,公募基金会要么发达,要么衰落。只有经过不断洗牌,优胜劣汰,才能促进慈善行业健康发展。
基金会行政化是指基金会存在行政级别,工作人员由政府提供工资。
邓国胜称,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去行政化基金会失去的是政府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得到的却是民间做慈善的活力。
罕见的案例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成功。1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取消行政级别。
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称,在取消行政级别前,受行政级别等因素影响,基金会无法自由引进人才,政策、方向、执行等都要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制。工作人员也仗着铁饭碗,工作积极性不强。
而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像企业一样运作,理事会可以招聘适合基金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士,人才优胜劣汰,员工充满活力。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募集的善款数额,从10年前的一两千万,上升到现在的6个亿。
“10年时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管理、项目创新、透明度等方面,已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邓国胜说道。
慈善回归民间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美国,非盈利组织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10%,中国的却只占服务业就业率的0.3%。
王振耀指出,目前新注册的基金会是按新一套规范管理的,不存在行政化一说,而老的公募基金会,有的也已去行政化,因此,不能以它过去的经历来评判它,而要看它现在的状况,“我特别怕有随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