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学东传的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门派禅宗，以其独树一格的修行法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见佛。”知名于世。有意思的是：经过数传，禅宗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文盲宗师，他创立了一套模棱两可，不即不离，“以明显晦，以暗显明”的论辨方法。应用这套辨术，毫无阻碍的在“有”“无”“空”“实”之间跳来跳去，把论辨对手搞得没头没脑，从而在论辨中所向无敌。这套辨术为士大夫争相效仿，到最后已经完全流于诡辩了。据说在一个讲学风气盛行的年代。一个农夫在听过学者的讲学后不想再种地，改去讲学。每当他被别人问驳得无言可对时，他就就地躺下打个滚，然后一脸深邃的表情看着大家，于是就会有人感叹这举动意境深远，含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玄机。 近代哲学史上，康德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巨人，他以其烛照千古的智慧，开创了“认识论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开启了人类认识的新时代，他以著名的“二律背反”问题，通过四组由相同的前提推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提醒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度的！从而终结了经院哲学的一统天下。但是关于“二律背反”问题本身，却又争议不断。几百年来，人们从各种角度做出不同的解读，这其中最最著名的要数黑格尔。后人对“二律背反”问题的争议容易理解：毕竟像“宇宙”、“无限”、等等概念是否能适合通常的推理值得怀疑，而黑格尔以他的的“辩证逻辑”撇开同一律、矛盾律用“对立、统一、量变、否定”等用语来解析“二律背反”中的逻辑推论，听起来像是应了那个著名的笑话：一个人去挤公山羊的奶，另一个人用筛子去接。 黑格尔 从人类通过概念体系认知世界所固有的缺陷入手，搞出一套所谓的“辩证逻辑”的晦涩难懂的体系，把“对立”“统一”“变化”“否定”等不同层面、不同场合的范畴糅合在一起，方便各种互不相容的词意之间变来变去。利用这套方法任何荒诞无稽的命题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这颇类似禅宗末流的玄学。这可不是玩笑，确实有一些学者郑重其事的论述过禅宗六祖思想中的“辩证法”的因素。而在竞相传人的众多学术流派中，黑格尔一系的哲学思想最终取得了主导地位。表面上这似乎是凭借着官方的力量，然而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与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玄学土壤密切相关。 在我看来，黑格尔的方向代表了人类探索认知能力进步的错误方向。世界处于不断变动中，但我们人类却只能认知固定的事物和变化事物中不变的成分。人类的文明就是通过不断拓展这些固定不变的领域，为自己的认知和生存创造条件。因此，像慧能、黑格尔之流，片面的从人类固有的缺陷入手，只求追求概念词语之间的神秘关联，借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却不能留下任何实在的东西。这样的所谓“智慧”对我们一无所用。 严格说来，黑格尔和慧能还是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慧能一味追求机锋巧辨，而黑格尔则切切实实地发展出一套庞大的体系。另一方面，慧能虽然不识字，却异常聪慧。而黑格尔自少年起在时人眼中表现得十分平庸，这与历来在史上留下名字的哲学家通常在少年起就表现出卓然不群颇有不同。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哲学家叔本华更是直言不讳的称黑格尔为平庸之辈，毫不掩饰自己对黑格尔的藐视。在我看来，平庸不是错，黑格尔让人不可原谅的地方在于：他以一个庸才的勤奋，竟然在一定范围内重新复活了已被康德埋葬了的经院哲学的幽灵，用“辩证逻辑”打造出一个迷宫，使得那些毫无哲学天赋的人得以堂而皇之的于哲学殿堂之中漫游，而无数颇有才华的人则迷失在这个迷宫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一个黑格尔，竟然十分瞧不起孔子！在他看来，孔子的教义“只是生活经验总结”，其思想体系中很少逻辑思辨的成分。这起码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黑格尔似乎很重视逻辑。从黑格尔本人的著作看，由大逻辑小逻辑等著作构成的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一板一眼用逻辑一步步构建起来，并在其上创立了“高于”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但这个晦涩森严的体系实在谈不上新意，更与创造力不想干；形式逻辑以同一性为基础，他就强调“变化”、“否定”，形式逻辑要求不矛盾，他就大谈“对立同一”、“矛盾的普遍存在”。听起来就像一个初学围棋的笨棋手下出的“跟班棋”！ 尽管乏善可陈，“辩证逻辑”毕竟是弄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处处针对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在一个缺少逻辑思辨传统的国家，产生一大批追随者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上，由于黑格尔一系哲学流派的主导，当代学校普遍排斥形式逻辑课程，理由是形式逻辑的流传不利于“辩证逻辑”。因而弄清楚形式逻辑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科学文化中的作用对我们评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其“辩证逻辑”也就十分必要。
科学哲学吧 关注：675贴子：1,017
- 5回复贴，共1页
“人类的逻辑和数学很多其实是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内化”！”
这句出自著名学者皮亚杰深刻洞见，却很少得到当世哲学家们的回应。在我看来，皮亚杰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哲学家。他所独创的发生认识论通过严谨的科学观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认识的探测方式和探测深度。他揭示出：当我们习惯性的按某种方式活动运行，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我们的“逻辑”，并逐渐转化为公认推理形式。
皮亚杰被西方哲学界忽视的原由其实很简单：作为当今强势文化的现代西方文明，有一个相比其它文明鲜明的特征，就是对逻辑的痴迷。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是以由古希腊文明传承的以形式逻辑为核心、外加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建立的。这导致西方学者对逻辑的信仰达到迷信的程度。 即便是哲学巨人如康德，也依然把形式逻辑视为“先天的”客观规律。因此皮亚杰的数学与逻辑都是人类逐步建构起来的思想受到漠视也就不奇怪。
年轻时作为电脑工程师经历的一件事记忆深刻：它导致我对流行的逻辑的本质定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所管理的两套电脑系统，一套是另一套的备份，两套机型号和软件安装完全相同。
一天，运行机故障，我把备用机的硬盘拆下换到运行机上，然后开机后一切运行正常。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断，是运行主机的硬盘故障。但我把被认为故障换下来的硬盘安装到备用机上，重新启动，一切正常！运行主机的硬盘没故障！问题在那里？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按照排中律的推理，如果问题不在硬盘，就必然在电脑的其他部位。然而结果又显示其他部位也正常！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电脑厂家标榜的按照逻辑模块设计并非完全有效，有时候模块之间并不如所说的彼此独立，这时候按照逻辑推导的结果就会与实际不符。
这个案例完美诠释了康德大神的天才论断：我们关于世界认识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放置进去的东西！在这个事件中逻辑与推理有关的排中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厂家对主板的设计是否合理，它仍然依赖于我们对世界的安排！
逻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不同于过去人们普遍所持的逻辑是“客观的”规律或至少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前面我所经历过的实例说明：逻辑只不过是人类自己所建构出来的推理工具，大自然没有任何机能可以保证这种推理结论的有效性！一切逻辑推理，它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操作对自然的安排的合理性之上！更确切的说：一切逻辑其实是人类操作习惯和认知过程中萃取出来的。
以归纳逻辑的产生为例：乌鸦是黑的，因此我们每次看的的乌鸦都是黑的。于是我们自然会认为：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如果多次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就应当可以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结论。于是归纳逻辑诞生了！
然而，无论我们看到多少只天鹅是白的，也不能排除存在黑天鹅的可能；因此归纳推理的结论还有不确定的成分。除了归纳推理，逻辑中实际上还应当包括类比推理，它的不确定性更大，只能称之为猜测 。只有演绎推理才被认为其结果完全可靠。
一切逻辑都是我们日常操作习惯和认识惯例中萃取出来的。这样的定义对演绎推理同样有效，而且很好地解释了演绎推理可靠性的来历。
我们先从源头开始看演绎逻辑是如何产生的：演绎推论产生于人类对事物的分类行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开始时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据说在印尼发现的一些原始部落，会用二百多个不同的词汇来指称同一种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及不同情景下的名称。即便现在，我们学英语时也往往会对英语中用不同单词称呼公鸡、母鸡、小鸡、阉公鸡感到困惑。它说明人类对事物进行分类概括的能力是一步步形成而非大脑先天的功能。
逐渐地，我们发现将事物进行分门归类有利于记忆和清晰条理。公鸡、母鸡、小鸡、阉公鸡都可归类为鸡，可以共同享有鸡的共性，当人们教小孩知识时就不必一个个的分开传授，而是先指出大类及其共性，遇到具体的鸡时就可以告诉他：这时只鸡，具有某某性质。于是演绎逻辑诞生了！它其实是人类对已有知识分类的逆向回溯，是对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在经过分类排序之后的索引。它同样是人类的发明而非发现！
更形象来说，如果把人类知识看做一个图书馆，我们事先把图书分门别类的放在不同橱柜，当需要找书时先按照既定分类找到所属的橱柜，很容易找到所要的书籍。但是如果管理员把某本书放错了位置，找起来就会费很多功夫。逻辑中的三段论通过大前提、小前提推出结论，本质上实际就如同图书馆的索引系统，用来对以知的被用特定的分类方法安排的人类已有知识进行索引。演绎推理与图书馆的索引系统类似，实际上是人类对所认识的事物进行分类归纳的行为中蕴含的内部规则。大前提是对不同类别的书籍所放置的书架，小前提指明我们要找的书
这句出自著名学者皮亚杰深刻洞见，却很少得到当世哲学家们的回应。在我看来，皮亚杰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哲学家。他所独创的发生认识论通过严谨的科学观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认识的探测方式和探测深度。他揭示出：当我们习惯性的按某种方式活动运行，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我们的“逻辑”，并逐渐转化为公认推理形式。
皮亚杰被西方哲学界忽视的原由其实很简单：作为当今强势文化的现代西方文明，有一个相比其它文明鲜明的特征，就是对逻辑的痴迷。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是以由古希腊文明传承的以形式逻辑为核心、外加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建立的。这导致西方学者对逻辑的信仰达到迷信的程度。 即便是哲学巨人如康德，也依然把形式逻辑视为“先天的”客观规律。因此皮亚杰的数学与逻辑都是人类逐步建构起来的思想受到漠视也就不奇怪。
年轻时作为电脑工程师经历的一件事记忆深刻：它导致我对流行的逻辑的本质定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所管理的两套电脑系统，一套是另一套的备份，两套机型号和软件安装完全相同。
一天，运行机故障，我把备用机的硬盘拆下换到运行机上，然后开机后一切运行正常。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断，是运行主机的硬盘故障。但我把被认为故障换下来的硬盘安装到备用机上，重新启动，一切正常！运行主机的硬盘没故障！问题在那里？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按照排中律的推理，如果问题不在硬盘，就必然在电脑的其他部位。然而结果又显示其他部位也正常！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电脑厂家标榜的按照逻辑模块设计并非完全有效，有时候模块之间并不如所说的彼此独立，这时候按照逻辑推导的结果就会与实际不符。
这个案例完美诠释了康德大神的天才论断：我们关于世界认识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放置进去的东西！在这个事件中逻辑与推理有关的排中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厂家对主板的设计是否合理，它仍然依赖于我们对世界的安排！
逻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不同于过去人们普遍所持的逻辑是“客观的”规律或至少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前面我所经历过的实例说明：逻辑只不过是人类自己所建构出来的推理工具，大自然没有任何机能可以保证这种推理结论的有效性！一切逻辑推理，它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操作对自然的安排的合理性之上！更确切的说：一切逻辑其实是人类操作习惯和认知过程中萃取出来的。
以归纳逻辑的产生为例：乌鸦是黑的，因此我们每次看的的乌鸦都是黑的。于是我们自然会认为：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如果多次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就应当可以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结论。于是归纳逻辑诞生了！
然而，无论我们看到多少只天鹅是白的，也不能排除存在黑天鹅的可能；因此归纳推理的结论还有不确定的成分。除了归纳推理，逻辑中实际上还应当包括类比推理，它的不确定性更大，只能称之为猜测 。只有演绎推理才被认为其结果完全可靠。
一切逻辑都是我们日常操作习惯和认识惯例中萃取出来的。这样的定义对演绎推理同样有效，而且很好地解释了演绎推理可靠性的来历。
我们先从源头开始看演绎逻辑是如何产生的：演绎推论产生于人类对事物的分类行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开始时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据说在印尼发现的一些原始部落，会用二百多个不同的词汇来指称同一种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及不同情景下的名称。即便现在，我们学英语时也往往会对英语中用不同单词称呼公鸡、母鸡、小鸡、阉公鸡感到困惑。它说明人类对事物进行分类概括的能力是一步步形成而非大脑先天的功能。
逐渐地，我们发现将事物进行分门归类有利于记忆和清晰条理。公鸡、母鸡、小鸡、阉公鸡都可归类为鸡，可以共同享有鸡的共性，当人们教小孩知识时就不必一个个的分开传授，而是先指出大类及其共性，遇到具体的鸡时就可以告诉他：这时只鸡，具有某某性质。于是演绎逻辑诞生了！它其实是人类对已有知识分类的逆向回溯，是对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在经过分类排序之后的索引。它同样是人类的发明而非发现！
更形象来说，如果把人类知识看做一个图书馆，我们事先把图书分门别类的放在不同橱柜，当需要找书时先按照既定分类找到所属的橱柜，很容易找到所要的书籍。但是如果管理员把某本书放错了位置，找起来就会费很多功夫。逻辑中的三段论通过大前提、小前提推出结论，本质上实际就如同图书馆的索引系统，用来对以知的被用特定的分类方法安排的人类已有知识进行索引。演绎推理与图书馆的索引系统类似，实际上是人类对所认识的事物进行分类归纳的行为中蕴含的内部规则。大前提是对不同类别的书籍所放置的书架，小前提指明我们要找的书
正因为演绎推理是依据人类对所处世界按自己的知识进行分类的以方便进行检索具体的知识。因而演绎逻辑推理结论的可靠性原本就是人类对已有知识的分类安排！
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一切逻辑错误和逻辑悖论的原因：如同利用图书馆索引找寻一本书，这个图书馆的整理排列必需正确无误，图书馆里必需有所要找的书。如果图书馆里根本没有你要找的书，或管理员把书放错了位置，这时就会出错。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演绎推理有效性的来源及其的局限性：演绎逻辑是从已知知识推出已知知识，它当然不会错！但也因此使得演绎推理中不可能含有新的成分。著名哲学家洛克早就指出：从三段论人们得不出任何新的知识。这很容易理解，三段论的大前提一定是人类已经充分掌握的知识范围，其结论不过是这个范围内的一个个例罢了。因而，当黑格尔试图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一步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有多可笑！，而他对孔子思想缺乏抽象思辨的指责有多肤浅！哲学，按照黑格尔自己的定义是关于客观世界整体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怎么能被只适用从完全确定的一般推出个别的演绎逻辑推导出来？
很多人对于演绎推理不能推导出未知的知识可能并不认同，觉得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不符。实际上，就如惯性定律，常人很难相信运动的物体如果不受外力作用会一直运动下去。因为日常运动中的物体肯定会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从而不断改变。同样的道理，我们平常进行的推理看似是演绎方式，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显现的往往是一个理想的模型，我们把这个模型想象为面对的事物，推演出应有的结果；而在事实上这个理想模型只是类似现实事物，在这其中包含着类比推理等成分，而这些成分是含有不确定性的，因而日常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无论推理过程多么严格，其结果都必需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已经论证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成分是人类自己建构的，其有效性依赖于人类自己的安排。实际上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也同样如此：从严格的物质观点看，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由于新陈代谢一直在变动中，但我们依然不会否认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大自然本没有同一，是人从自身的认识习惯角度硬性规定了事物的同一，把一直处于变动中的事物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视之为同一个事物。不矛盾律也如此，互相矛盾的信息根本无法在两人间进行交流。人类由于自身局限性，无法全面的认识事物，我们只能在局部中通过适当的安排，使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相互融洽，使不同人类可以同时接受，相互合作。因此，整个形式逻辑就是人类自己发明的一套系统；就如同人类打造的一只水桶，人类得以借此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里取一瓢饮。“辩证逻辑”强调变化否定，强调矛盾，就如同打掉水桶的底，使水桶变成了一个筛子！黑格尔试图突破形式逻辑的局限，打造一只可以装无穷多水的桶，某种意义上他倒也没有夸张：不像形式逻辑只能一桶一桶的从知识海洋中舀一瓢饮，“辩证逻辑”这只筛子甚至可以装下整个大海！只是它装下无论多少的水，都一滴也不能为我们所用！
鉴于形式逻辑最成功的应用是在现代科学领域，全面的展示为何以完全不含新成分的演绎推理为核心的形式逻辑可以在现代科学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清黑格尔所炮制的“辩证逻辑”只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
前面说过：演绎逻辑完全是从“已知”推出“已知”的个例，从中完全没有新的知识成分，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用处不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是利用了演绎推理的严格的有效性，才使得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
首先，现代人类对现有知识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安排，建立在演绎逻辑内含的系统结构之上。它符合大多数人类的习惯，很容易为大多数不同文化民族的人们接受。因而极大地方便了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知识体系的汇集交流。为人类的知识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近代史感兴趣的人无不扼腕的史实包括，近代包括《天工开物》等一大批汇集了当时无数代人智慧结晶的书籍，在本土几乎失传，但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的却不遗余力的收集带回欧洲。正是在大航海时代大开眼界的西方人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贪婪地搜集一切实用的知识，这些从全球搜集来的珍宝，经过用演绎逻辑内含的系统的分类整理，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石。“复兴”含有原本就有，只是重新辉煌的意味，但欧洲的文艺复兴却是建立在对全球现有知识的吸取整理之上。而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正是演绎逻辑内含的系统方法。
其次，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的严格应用。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各种文化知识，汇集到一起必然会出现互相矛盾，对一件事的解释各不相同。而形式逻辑要求在同一议题、同一范围内遵循严格的不矛盾律。这就促使通过实证方法判断真伪的方法诞生。
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一切逻辑错误和逻辑悖论的原因：如同利用图书馆索引找寻一本书，这个图书馆的整理排列必需正确无误，图书馆里必需有所要找的书。如果图书馆里根本没有你要找的书，或管理员把书放错了位置，这时就会出错。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演绎推理有效性的来源及其的局限性：演绎逻辑是从已知知识推出已知知识，它当然不会错！但也因此使得演绎推理中不可能含有新的成分。著名哲学家洛克早就指出：从三段论人们得不出任何新的知识。这很容易理解，三段论的大前提一定是人类已经充分掌握的知识范围，其结论不过是这个范围内的一个个例罢了。因而，当黑格尔试图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一步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有多可笑！，而他对孔子思想缺乏抽象思辨的指责有多肤浅！哲学，按照黑格尔自己的定义是关于客观世界整体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怎么能被只适用从完全确定的一般推出个别的演绎逻辑推导出来？
很多人对于演绎推理不能推导出未知的知识可能并不认同，觉得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不符。实际上，就如惯性定律，常人很难相信运动的物体如果不受外力作用会一直运动下去。因为日常运动中的物体肯定会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从而不断改变。同样的道理，我们平常进行的推理看似是演绎方式，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显现的往往是一个理想的模型，我们把这个模型想象为面对的事物，推演出应有的结果；而在事实上这个理想模型只是类似现实事物，在这其中包含着类比推理等成分，而这些成分是含有不确定性的，因而日常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无论推理过程多么严格，其结果都必需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已经论证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成分是人类自己建构的，其有效性依赖于人类自己的安排。实际上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也同样如此：从严格的物质观点看，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由于新陈代谢一直在变动中，但我们依然不会否认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大自然本没有同一，是人从自身的认识习惯角度硬性规定了事物的同一，把一直处于变动中的事物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视之为同一个事物。不矛盾律也如此，互相矛盾的信息根本无法在两人间进行交流。人类由于自身局限性，无法全面的认识事物，我们只能在局部中通过适当的安排，使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相互融洽，使不同人类可以同时接受，相互合作。因此，整个形式逻辑就是人类自己发明的一套系统；就如同人类打造的一只水桶，人类得以借此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里取一瓢饮。“辩证逻辑”强调变化否定，强调矛盾，就如同打掉水桶的底，使水桶变成了一个筛子！黑格尔试图突破形式逻辑的局限，打造一只可以装无穷多水的桶，某种意义上他倒也没有夸张：不像形式逻辑只能一桶一桶的从知识海洋中舀一瓢饮，“辩证逻辑”这只筛子甚至可以装下整个大海！只是它装下无论多少的水，都一滴也不能为我们所用！
鉴于形式逻辑最成功的应用是在现代科学领域，全面的展示为何以完全不含新成分的演绎推理为核心的形式逻辑可以在现代科学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清黑格尔所炮制的“辩证逻辑”只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
前面说过：演绎逻辑完全是从“已知”推出“已知”的个例，从中完全没有新的知识成分，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用处不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是利用了演绎推理的严格的有效性，才使得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
首先，现代人类对现有知识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安排，建立在演绎逻辑内含的系统结构之上。它符合大多数人类的习惯，很容易为大多数不同文化民族的人们接受。因而极大地方便了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知识体系的汇集交流。为人类的知识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近代史感兴趣的人无不扼腕的史实包括，近代包括《天工开物》等一大批汇集了当时无数代人智慧结晶的书籍，在本土几乎失传，但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的却不遗余力的收集带回欧洲。正是在大航海时代大开眼界的西方人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贪婪地搜集一切实用的知识，这些从全球搜集来的珍宝，经过用演绎逻辑内含的系统的分类整理，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石。“复兴”含有原本就有，只是重新辉煌的意味，但欧洲的文艺复兴却是建立在对全球现有知识的吸取整理之上。而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正是演绎逻辑内含的系统方法。
其次，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的严格应用。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各种文化知识，汇集到一起必然会出现互相矛盾，对一件事的解释各不相同。而形式逻辑要求在同一议题、同一范围内遵循严格的不矛盾律。这就促使通过实证方法判断真伪的方法诞生。
熟悉科学史的人都承认，在现代科学中伽利略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从比萨斜塔上扔下的两个铅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时下教材把焦点放在伽利略在打破权威的作用，但是事实上即便没有两个铅球，经验丰富的人也不会认同亚里士多德所述的重量相差十倍的物体下落速度会相差十倍。实际上，这个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速度与重力用数量关系表达的人，尽管他的表述是错的。当伽利略证明了他的公式与事实矛盾时，伽利略并未就此而止，也不认为“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而就此住手，他从此契而不舍，经过长期努力，顺着亚里士多德的方向得出了速度与力的正确关系，并最终引发了牛顿的物理学革命！这才是比萨斜塔两个铅球的真正意义所在。
因此，不矛盾律在科学文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内部，必需保证其相互融合，彼此印证。一旦有新的发现和现有知识体系中的成分矛盾，就必需穷究不舍，或者搞清原因，或者对原有概念体系和学科领域进行重新划分安排，直到矛盾消失为止。科学事业正是在这种严谨的精神主导下不断进步。
以上两点，对科学史稍有涉略都会明白的。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并非公认但却尤为关键。这就是演绎逻辑的建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出版最多的书籍，除了《圣经》之外，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本书在整个理性文化的发展史上的影响之大，已经毋庸赘述。这部书从人尽知悉且信任不疑的一组公理体系出发，按照严格的演绎推理，构造出一个经典的几何体系，一直到近代一些数学家试图对所有的数学重新进行形式化改造时，所模仿的模版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所构建的体系，本质上就是利用了演绎推理从“已知”到“已知”，推论的结果完全可靠，因此，从一组简单显而易见的公理开始，无论建构出多么复杂得难以置信的结果，你都可以如同相信这组简单的公理那样相信推出的结果。而数学应用的如此广泛，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对这些构建的数学模式的了解，把它“放置”到客观对象中，我们就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客观对象。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有一段现实中无法测量的距离，我们可以把这段距离组合进一个三角形中，视其为三角形的一条边。同过测量这个三角形的另一条边，以及三角形的一个角，我们就可以利用相似的三角形对应角相当，对应边成比例这个几何结论，计算出无法测量的边的距离。
上面这个例子涵盖了现代科学应用的最基本的模式：利用演绎推论结论的完全可靠，从最简单一目了然的原理来建构出复杂多样的模式，把这些我们完全信任熟悉的模式“放置”到或称“带入”所要解决到对象中，利用我们对已有模式的了解，来解决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演绎推论的严格可靠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是如何认知陌生事物的？按照康德的观点：我们是不可能直接认知事物本身的，我们所认识到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放置”进去的东西，而这个“放置”到对象中的东西，依照康德的意思是先天就有的。皮亚杰对此并不支持，按照发生认识论，人的认识结构不是一步到位生成的；而是一个逐步构建的、永恒的建造——完善的过程。人们从客观世界接触中探索到各种结构，并不断把这些外边结构“同化”于内部，在新的概念性表象层次上形成普遍图式或结构。而我们的认识就是用这种内化的结构图式去审视认识的对象。总的来说： 认识必须先有一个内部的接收装置将涌入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这个装置人人各别，互相不同。显然并非生而就有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与固定的生物器官不同。
因此，当眼前的事物可以被套入自己熟悉的模式，或被分解成已有熟悉模式的组合，这时我们就认为这一事物被我们“认知”了。这个过程可以视为现代科学的“理论”作用的模型。“理论”是什么？从网上可以搜到很多种表述。而多个不同的表述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理论”的定义。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共识：古老的中医用阴阳五行描述人体机能可以算是“理论”的一个原始例子。古人通过传授了解熟悉五行八作的运作结构，把人体机能运行比作阴阳五行的运行，于是古人依据五行运作来预测人体机能的变化。
现代科学理论会对模型系统中每一要素的变动及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实验和经验收集使之完全可以确定在特定前提下会出现何种变化。这种通过大量实验和经验收集的从而使我们对之有类似几何学中“公理”的信心。再结合数量的关系，利用演绎逻辑推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可以信任或“预测”的。
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理论”就是那个被我们“内化”的图式结构，而理论的应用就是把这些图式结构“放置”到客观对象中，利用我们对“理论”或图式结构的熟悉，因之我们也熟悉了客观对象！这就是通过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现代基本模式。
因此，不矛盾律在科学文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内部，必需保证其相互融合，彼此印证。一旦有新的发现和现有知识体系中的成分矛盾，就必需穷究不舍，或者搞清原因，或者对原有概念体系和学科领域进行重新划分安排，直到矛盾消失为止。科学事业正是在这种严谨的精神主导下不断进步。
以上两点，对科学史稍有涉略都会明白的。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并非公认但却尤为关键。这就是演绎逻辑的建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出版最多的书籍，除了《圣经》之外，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本书在整个理性文化的发展史上的影响之大，已经毋庸赘述。这部书从人尽知悉且信任不疑的一组公理体系出发，按照严格的演绎推理，构造出一个经典的几何体系，一直到近代一些数学家试图对所有的数学重新进行形式化改造时，所模仿的模版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所构建的体系，本质上就是利用了演绎推理从“已知”到“已知”，推论的结果完全可靠，因此，从一组简单显而易见的公理开始，无论建构出多么复杂得难以置信的结果，你都可以如同相信这组简单的公理那样相信推出的结果。而数学应用的如此广泛，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对这些构建的数学模式的了解，把它“放置”到客观对象中，我们就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客观对象。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有一段现实中无法测量的距离，我们可以把这段距离组合进一个三角形中，视其为三角形的一条边。同过测量这个三角形的另一条边，以及三角形的一个角，我们就可以利用相似的三角形对应角相当，对应边成比例这个几何结论，计算出无法测量的边的距离。
上面这个例子涵盖了现代科学应用的最基本的模式：利用演绎推论结论的完全可靠，从最简单一目了然的原理来建构出复杂多样的模式，把这些我们完全信任熟悉的模式“放置”到或称“带入”所要解决到对象中，利用我们对已有模式的了解，来解决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演绎推论的严格可靠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是如何认知陌生事物的？按照康德的观点：我们是不可能直接认知事物本身的，我们所认识到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放置”进去的东西，而这个“放置”到对象中的东西，依照康德的意思是先天就有的。皮亚杰对此并不支持，按照发生认识论，人的认识结构不是一步到位生成的；而是一个逐步构建的、永恒的建造——完善的过程。人们从客观世界接触中探索到各种结构，并不断把这些外边结构“同化”于内部，在新的概念性表象层次上形成普遍图式或结构。而我们的认识就是用这种内化的结构图式去审视认识的对象。总的来说： 认识必须先有一个内部的接收装置将涌入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这个装置人人各别，互相不同。显然并非生而就有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与固定的生物器官不同。
因此，当眼前的事物可以被套入自己熟悉的模式，或被分解成已有熟悉模式的组合，这时我们就认为这一事物被我们“认知”了。这个过程可以视为现代科学的“理论”作用的模型。“理论”是什么？从网上可以搜到很多种表述。而多个不同的表述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理论”的定义。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共识：古老的中医用阴阳五行描述人体机能可以算是“理论”的一个原始例子。古人通过传授了解熟悉五行八作的运作结构，把人体机能运行比作阴阳五行的运行，于是古人依据五行运作来预测人体机能的变化。
现代科学理论会对模型系统中每一要素的变动及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实验和经验收集使之完全可以确定在特定前提下会出现何种变化。这种通过大量实验和经验收集的从而使我们对之有类似几何学中“公理”的信心。再结合数量的关系，利用演绎逻辑推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可以信任或“预测”的。
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理论”就是那个被我们“内化”的图式结构，而理论的应用就是把这些图式结构“放置”到客观对象中，利用我们对“理论”或图式结构的熟悉，因之我们也熟悉了客观对象！这就是通过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现代基本模式。
总体来说，演绎逻辑的建构作用至少可以列出三种：
通过简单的公理出发建构出复杂的数学体系，除了几何学还有从简单的骰子理论建构起的概率论等愈来愈多的数学分支。
从基本的科学“理论”出发用演绎方法建构出不同模型，“放置”到合适的对象中预测其变化作用。
从“假说”出发建构出适合实验的特定的模型，观察其运行结果。如果和预测结果相同就可以认为该“假说”成立，否则放弃。
在数学哲学界，一个让人大惑不解的事实是：一些完全由少数数学家出于纯粹的兴趣发展出的数学分支，却意外的在一科学的新领域中得到充份的应用，仿佛数学的公式对应的是大自然神秘的结构。如果我们了解了人类是如何认知世界的，就不会对此感到惊奇。大自然不会遵循人类思维建立的任何抽象规则，人类的所建立的抽象规则的有效性也完全依赖于人类自己的的安排。因而上述事实的真相只不过是：只有那些满足人类建构的数学模式的自然现象，才能够为人类所认知！康德以他天才的睿智告诉我们：真理并不是我们的认识符合现实，而是现实符合我们的认识！
前面我们已经大略的捋清了看似完全是“同义反复”的形式逻辑何以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这已经足够让我们看清楚那个所谓的“辩证逻辑”的荒谬之处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作为形式逻辑的对立面的“辩证逻辑”，由黑格尔创立的辩证逻辑如今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类似宗教的存在，信徒众多，但却很难有一个一致的表述，令人无从入手。但总的来说，有一些公认的范畴和倾向，如强调矛盾无所不在，强调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从而“否定”也如影随形，强调“整体”、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让我们先从“矛盾”说起：那种以为“矛盾”无所不在，并进而贬低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视其为“片面的”“僵化的”观点。实际上这些“辩证法”家根本就没有搞清“矛盾”的本源——“矛盾”只是人类自身的主观感受。黑格尔自己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即便是平庸如黑格尔，也会时不时有一些光辉的洞见：大自然行其所行止其所止，根本就不存在矛盾！黑与白、冷与热，在人类自身的主观感受会觉得矛盾，但对大自然来说得只是状态的自然变化，是其和谐运动的一部分。人类在感受大自然时会从自己的角度产生不同的体验，带上不同的感情变化。这种主观的感情变化投射到客观事物上就成了矛盾！矛盾完全来自人类自身。
我们都知道：一段文字如果包含完全矛盾的内容，我们就根本无法明白它究竟要表达什么，这是不矛盾律在信息传播时必必需遵守的规则。这是由于人类认知的特定造成的。从人类的认知角度看，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的特点就是在特定的情况只能从特定的角度认识事物的局部方面。就如同我们每次只能看到物体的一面而看不到其背面。前面提到的比萨斜塔的故事告诉我们：通过发现矛盾后立即抓住问题穷追不舍，务必搞清原因，即通过对各种概念、范围和领域重新定义细分，或发明新的架构，使问题在相关范围内局部保证不矛盾。以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尽可能使人类的知识体系之间相互衔接、相互印证。科学探索的重大发现往往就产生于对矛盾的消除过程中。这就要求学者对矛盾保持敏锐的感觉，一旦发现就穷追不舍，直到矛盾消除。片面的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只会钝化研究者的感觉，使其在矛盾出现时反映迟钝、错失机会。
再看“变化”和“否定”的范畴。事物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中，这一点无无需谁来教！同一律建立在人类的主观设定之上。一个移动了的桌子，它的位置，内部时刻朽化变质的成分及时刻神出鬼没的电子漂移等，也在时刻变动中。从自然的角度看根本不是同一个物体，但是人从自己的角度主观地认为它就是原来的桌子！同一律时人类认识的基础，就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片舢板，借助它人类才能展开自己的认知之旅。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飞动的东西我们无论怎么用心关注，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动”本身。我们只能认知某一时刻飞鸟不动的点，把一个个不动的位置连起来，我们才能大致的描绘飞鸟运动的轨迹。一件作圆周运动的物体，它的位置时时刻刻都在改变，但它与圆心的距离却保持不变，于是这个固定不变的成分就使得我们觉得自己可以认知这种变动的运动。一切科学研究其实就是在杂乱无章的事物中寻找其相对不变的成分，只有那些不变的成分才是我们可以认知把握的。人类只能认识不变的事物和变动事物中不变的成分！这一点我称之为认识论的第一原理。
通过简单的公理出发建构出复杂的数学体系，除了几何学还有从简单的骰子理论建构起的概率论等愈来愈多的数学分支。
从基本的科学“理论”出发用演绎方法建构出不同模型，“放置”到合适的对象中预测其变化作用。
从“假说”出发建构出适合实验的特定的模型，观察其运行结果。如果和预测结果相同就可以认为该“假说”成立，否则放弃。
在数学哲学界，一个让人大惑不解的事实是：一些完全由少数数学家出于纯粹的兴趣发展出的数学分支，却意外的在一科学的新领域中得到充份的应用，仿佛数学的公式对应的是大自然神秘的结构。如果我们了解了人类是如何认知世界的，就不会对此感到惊奇。大自然不会遵循人类思维建立的任何抽象规则，人类的所建立的抽象规则的有效性也完全依赖于人类自己的的安排。因而上述事实的真相只不过是：只有那些满足人类建构的数学模式的自然现象，才能够为人类所认知！康德以他天才的睿智告诉我们：真理并不是我们的认识符合现实，而是现实符合我们的认识！
前面我们已经大略的捋清了看似完全是“同义反复”的形式逻辑何以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这已经足够让我们看清楚那个所谓的“辩证逻辑”的荒谬之处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作为形式逻辑的对立面的“辩证逻辑”，由黑格尔创立的辩证逻辑如今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类似宗教的存在，信徒众多，但却很难有一个一致的表述，令人无从入手。但总的来说，有一些公认的范畴和倾向，如强调矛盾无所不在，强调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从而“否定”也如影随形，强调“整体”、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让我们先从“矛盾”说起：那种以为“矛盾”无所不在，并进而贬低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视其为“片面的”“僵化的”观点。实际上这些“辩证法”家根本就没有搞清“矛盾”的本源——“矛盾”只是人类自身的主观感受。黑格尔自己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即便是平庸如黑格尔，也会时不时有一些光辉的洞见：大自然行其所行止其所止，根本就不存在矛盾！黑与白、冷与热，在人类自身的主观感受会觉得矛盾，但对大自然来说得只是状态的自然变化，是其和谐运动的一部分。人类在感受大自然时会从自己的角度产生不同的体验，带上不同的感情变化。这种主观的感情变化投射到客观事物上就成了矛盾！矛盾完全来自人类自身。
我们都知道：一段文字如果包含完全矛盾的内容，我们就根本无法明白它究竟要表达什么，这是不矛盾律在信息传播时必必需遵守的规则。这是由于人类认知的特定造成的。从人类的认知角度看，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的特点就是在特定的情况只能从特定的角度认识事物的局部方面。就如同我们每次只能看到物体的一面而看不到其背面。前面提到的比萨斜塔的故事告诉我们：通过发现矛盾后立即抓住问题穷追不舍，务必搞清原因，即通过对各种概念、范围和领域重新定义细分，或发明新的架构，使问题在相关范围内局部保证不矛盾。以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尽可能使人类的知识体系之间相互衔接、相互印证。科学探索的重大发现往往就产生于对矛盾的消除过程中。这就要求学者对矛盾保持敏锐的感觉，一旦发现就穷追不舍，直到矛盾消除。片面的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只会钝化研究者的感觉，使其在矛盾出现时反映迟钝、错失机会。
再看“变化”和“否定”的范畴。事物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中，这一点无无需谁来教！同一律建立在人类的主观设定之上。一个移动了的桌子，它的位置，内部时刻朽化变质的成分及时刻神出鬼没的电子漂移等，也在时刻变动中。从自然的角度看根本不是同一个物体，但是人从自己的角度主观地认为它就是原来的桌子！同一律时人类认识的基础，就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片舢板，借助它人类才能展开自己的认知之旅。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飞动的东西我们无论怎么用心关注，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动”本身。我们只能认知某一时刻飞鸟不动的点，把一个个不动的位置连起来，我们才能大致的描绘飞鸟运动的轨迹。一件作圆周运动的物体，它的位置时时刻刻都在改变，但它与圆心的距离却保持不变，于是这个固定不变的成分就使得我们觉得自己可以认知这种变动的运动。一切科学研究其实就是在杂乱无章的事物中寻找其相对不变的成分，只有那些不变的成分才是我们可以认知把握的。人类只能认识不变的事物和变动事物中不变的成分！这一点我称之为认识论的第一原理。
从客观世界自己的角度看，事物是不断处于变化因而是自我否定之中，但知道这些有何意义？一颗流星划过天空，人们根本来不及搞清它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就已经消失，它是不可能在人类认知世界中留下有用的痕迹的。而如果一个陌生星体出现一次之后又多次出现，天文学家就可以根据记载计算出它的轨迹从而认识到它是一颗彗星：除了“不变”事物和和变化事物中固定的成分，我们还能认识什么！因此，否定了同一律，而我们又无法真正认识变化本身，这决定了所谓的“辩证逻辑”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帮助人类获得真正的知识，只能堕入玄学的泥潭。毫不令人惊奇的是：一些“著名”的正统“辩证法”哲学教授同时在大谈命理！
最后来看所谓“联系的普遍性”和“整体的观点”；这似乎不是“辩证逻辑”独有的倾向，种种迹象表明，它更可能是一个人类普遍的心理现象。最近看过的一部玄幻小说《诡秘之主》，作者通过几条“超凡定律”作为超凡世界“普遍的规律”，几大势力在这套规律制约下敷衍出一部曲折的叙事诗。一个好的故事，所有线索千头万绪，却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在其中每一个悬案都最终得到解释，每一条线索都不会浪费。全都严丝合缝的构成一个整体。你可以从各种角度挑出无数指责，但对作者来说只要读者喜欢这就够了。爱因斯坦说黑格尔的著作读起来“如同醉汉的胡语”，而那些哲学系学生会津津有味的向我们推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逻辑严密和结构完整，这其实同我们欣赏玄幻小说并无不同，只要把“精神的自我否定”云云视作玄幻世界里的非凡魔药，此外就是我们从玄幻小说阅读中可以获得愉悦感，而那些哲学生可以获得学位。其它的黑格尔借助“普遍的规律”搭建出的这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并不比玄幻小说更高明。
近代系统论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似乎给“整体观”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供了证明。然而熟悉这些学科的人就会发现：系统论恰恰是更强调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而有意忽略系统外部的关联。系统中首要的问题是确定系统的边界，只有形成清晰的边界，加强系统内部之间的作用，系统才能形成。
科学的研究有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研究对象的简化模型，通常会尽可能减少和省略不必要的与周边的关联，这样做可以减少干扰，将注意力集中到主要问题上。现代科学最先产生重要的突破的领域公认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发现。这个突破发生的领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熟悉的领域，而是发生在遥远的人类了解很少的太空，这听起来很不合常理，实际上恰恰因为太空中的行星离我们过于遥远，我们才可以完全不去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把行星视为一个几何点，只考虑它的运行轨迹。因此使得太空成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所。
因此，对于强调整体性和事物联系的普遍性的重要性值得商榷，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会告诉你“魔鬼在细节”！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详细了解其种类细节，而是用一个空洞的概念“普遍的联系”来形容，根本就不知所谓，毕竟，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这样的表述能说明什么？
“整体”、“个体”、“联系的普遍性”、“孤立”的关系，从科学的角度看，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很难说清谁更重要。把人类群体的心理倾向当成认知过程的“指导”原则有如请盲人骑瞎马；在科学史上，从“点”“直线”“平行”等日常事物萃取出的元素出发，利用演绎逻辑加以建构，很长时期一直是我们对空间的观念，直到广义相对论出现，我们才发现空间并不是想象的平直，而是弯曲崎岖布满“虫洞”。实际上我们关于世界“整体”的观念只能来自于身边常见事物经过逻辑的延伸。这样的图景不可能符合真实的世界，依托这个图景“综合”出来的“普遍规律”只能是最平庸人的共识，以之来“指导”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结果可知。而整个“辩证逻辑”的倾向就是遇到问题不是考虑如何从新的角度，建立新的架构来解决，而是从概念的变动和解释来使问题消融于语言的魔术中。这与玄学如出一辙。以这种臆测的“规律”来“指导”学术研究过程，在科学史上从不乏反面的教训。
正因如此，在科学家中才会流行着一个“哲学添居末位原则”——一旦科学与哲学观点出现冲突，哲学应第一时间低头认错。在今天，一方面要求以这种类玄学来“指导”科研人员，甚至因作为最重要的思维工具的形式逻辑不利于“辩证逻辑”的一统天下而从阻止学校教授，另一方面又一脸深沉地发出“灵魂之问”：中国教育为何未能产生大师？相信我，这样的捧哏一点都不好笑。
最后来看所谓“联系的普遍性”和“整体的观点”；这似乎不是“辩证逻辑”独有的倾向，种种迹象表明，它更可能是一个人类普遍的心理现象。最近看过的一部玄幻小说《诡秘之主》，作者通过几条“超凡定律”作为超凡世界“普遍的规律”，几大势力在这套规律制约下敷衍出一部曲折的叙事诗。一个好的故事，所有线索千头万绪，却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在其中每一个悬案都最终得到解释，每一条线索都不会浪费。全都严丝合缝的构成一个整体。你可以从各种角度挑出无数指责，但对作者来说只要读者喜欢这就够了。爱因斯坦说黑格尔的著作读起来“如同醉汉的胡语”，而那些哲学系学生会津津有味的向我们推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逻辑严密和结构完整，这其实同我们欣赏玄幻小说并无不同，只要把“精神的自我否定”云云视作玄幻世界里的非凡魔药，此外就是我们从玄幻小说阅读中可以获得愉悦感，而那些哲学生可以获得学位。其它的黑格尔借助“普遍的规律”搭建出的这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并不比玄幻小说更高明。
近代系统论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似乎给“整体观”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提供了证明。然而熟悉这些学科的人就会发现：系统论恰恰是更强调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而有意忽略系统外部的关联。系统中首要的问题是确定系统的边界，只有形成清晰的边界，加强系统内部之间的作用，系统才能形成。
科学的研究有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研究对象的简化模型，通常会尽可能减少和省略不必要的与周边的关联，这样做可以减少干扰，将注意力集中到主要问题上。现代科学最先产生重要的突破的领域公认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发现。这个突破发生的领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熟悉的领域，而是发生在遥远的人类了解很少的太空，这听起来很不合常理，实际上恰恰因为太空中的行星离我们过于遥远，我们才可以完全不去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把行星视为一个几何点，只考虑它的运行轨迹。因此使得太空成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所。
因此，对于强调整体性和事物联系的普遍性的重要性值得商榷，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会告诉你“魔鬼在细节”！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详细了解其种类细节，而是用一个空洞的概念“普遍的联系”来形容，根本就不知所谓，毕竟，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这样的表述能说明什么？
“整体”、“个体”、“联系的普遍性”、“孤立”的关系，从科学的角度看，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很难说清谁更重要。把人类群体的心理倾向当成认知过程的“指导”原则有如请盲人骑瞎马；在科学史上，从“点”“直线”“平行”等日常事物萃取出的元素出发，利用演绎逻辑加以建构，很长时期一直是我们对空间的观念，直到广义相对论出现，我们才发现空间并不是想象的平直，而是弯曲崎岖布满“虫洞”。实际上我们关于世界“整体”的观念只能来自于身边常见事物经过逻辑的延伸。这样的图景不可能符合真实的世界，依托这个图景“综合”出来的“普遍规律”只能是最平庸人的共识，以之来“指导”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结果可知。而整个“辩证逻辑”的倾向就是遇到问题不是考虑如何从新的角度，建立新的架构来解决，而是从概念的变动和解释来使问题消融于语言的魔术中。这与玄学如出一辙。以这种臆测的“规律”来“指导”学术研究过程，在科学史上从不乏反面的教训。
正因如此，在科学家中才会流行着一个“哲学添居末位原则”——一旦科学与哲学观点出现冲突，哲学应第一时间低头认错。在今天，一方面要求以这种类玄学来“指导”科研人员，甚至因作为最重要的思维工具的形式逻辑不利于“辩证逻辑”的一统天下而从阻止学校教授，另一方面又一脸深沉地发出“灵魂之问”：中国教育为何未能产生大师？相信我，这样的捧哏一点都不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