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二章《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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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梵文Hīnayāna），也就是只管修行超度自己，不理世事，只能装一个人的“小车”。而盂兰盆经讲的是大乘佛教（梵文Mahāyāna），也就是除了自度之外，还要“度人”（超度别人）的，能装很多人的“大车”。（梵文中yāna意为“车乘”，hīna是小，mahā是大，Hīnayāna就是“小乘”，Mahāyāna就是“大乘”。）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为了超度自己故去的亲人以及拯救孤魂野鬼，小乘佛教就发展成为需要结合佛、法、僧三宝力量的大乘佛教。（在中亚发源、北传到中国的佛教到唐代以前还小乘、大乘并存。唐代中国流行的就基本上全是大乘佛教了。当然，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真正原因和过程远比目连救母这个故事本身复杂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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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今天对于梵文发音的认识来看，从我们对地名“兰卡”的读音的历史演变认识来看，“伽”读作jiā是比较好的。伽蓝当读作jiālán，瑜伽当读作yú jiā，楞伽当读作léngjiā。根据旧的音韵学方法，把“伽”刻意读作qié，反倒是刻舟求剑了。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四章 地理）
在气候温暖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一旦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放牧业出现障碍，为了不被饿死就必须南迁，与中原政权争夺南方的草场，战乱也由此而来。每次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部疆域的版图都必须扩大。如果不能扩大，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就会灭亡。
近世全球气候变暖，年平均气温较100年前升高了0.8℃，但这个变暖的升温幅度同中国3500年来的三次大规模变冷降温幅度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命运虽然同这个星球紧密绑在一起，要灭亡却也没那么容易。所谓气候变暖，其实未必伤害到人类狭隘的短期利益。反倒是气候变冷，才是各国政府需要积极反应、警惕对待的重大危机。当气候变冷，饥馑、战祸与政权倾覆也就接踵而至了。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七章 姓名）
古人名字连着说的时候，通常是先称字，后称名。（汉代以后，也可以名在前，字在后。例如《汉书》卷七十二有唐林〈名〉子高〈字〉唐尊〈名〉伯高〈字〉；又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有萧君圭〈名〉君玉〈字〉等。）例如孟明（字）视（名）、孔父（字）嘉（名）、叔梁（字）纥（名），等等。古人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称字不是最尊敬的方式，最尊敬的方式是不称名也不称字。例如孔子，在《论语》二十篇中只有《子张》篇称孔子为仲尼。）试以《论语》为例。孔子自称为丘，这是谦称。
举例来说，秦始皇的母姓嬴，父氏赵，名政。按照今天的规则，他的完整名字是赵政。“嬴政”这种方式的“姓名”，到西汉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因为西汉时，先秦意义上的“母姓”已经消失。西汉和西汉以后的所谓“姓”，说的其实全都是“父氏”。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汉代以后“姓”发展成父系血缘的代号，而“氏”除了指父系血缘之外（比如“山东丁氏旺族”“江西刘氏宗族”）居然常被用来指母系血缘。比如刘姓人家的女儿嫁到陈家（旧时女子大多没有学名），就被称作刘氏或者陈刘氏。“姓”和“氏”的涵义和指代关系的这种交换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格的学术解释。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八章 礼俗）
曲沃北赵村六三号墓和八号墓（墓主晋献侯）中许多玉器都是当时的旧玉。我们从这些玉器上还可以看到残留的商代晚期的纹饰。这说明有些商代的玉器被历代晋侯收藏，并改装、改造成了他们自己平时戴的组玉佩。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十章 宫室）
中国人明确的讲“风水”的文献可以上溯到托名为郭璞著的《葬经》。《葬经》中描述了“气”的概念，说气“遇风则散”，“界水则止”，也就是说“气”遇到风会被吹散，遇到水则停止向前运行。所谓风水，也就是对于居住环境的考察，其核心评价标准就是这个环境能否“聚气”。
风水的概念在职业阴阳师手里变得非常玄，而风水的本质思想其实是非常简单易于理解的。理想风水的原型，就是原始人类栖息地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风水格局一般要求屋子坐北朝南；屋子背后，也就是北方，有高山，因为高山可以阻挡寒冷的北风。屋子南边不远处要求有“正弓”（即弯曲的向自己住宅两侧收拢）的河，这样可以提供好的饮用水水源，同时又没有水灾水患之虞。屋子应该处于树木和小山包（风水中所谓“砂”）的掩映之下，同时前方是平坦开阔地，这样住处既安全隐蔽又不至于交通不便，也便于狩猎和一般的劳作生活。这种非常朴实的对于原始生活地选择的要求，用“风水”的言语来表达就是：人居的地理环境应该能够包、围、拱、绕地“聚气”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十二章 饮食）（世界一直在全球化）
季羡林认为，中国本土过去的制糖术只知道熬煮浓缩甘蔗汁，制造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棕褐色粗糖。而唐代由印度传入的制糖术则在炼糖过程中加入碱（石灰或草木灰，也就是氢氧化钙或者碳酸钾），可以制出松散的红糖。古印度梵文中糖这个词śarkarā，也被唐代中国人继承下来，称为“煞割令”。制糖术后来又在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人创造出用黄泥浆对糖浆进行脱色的方法（利用黄土在水悬浊液中的大比表面性质吸附沉淀糖浆中的杂质和色素），制造出了白砂糖和冰糖。古印度的制糖术曾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梵文中的“糖”(“śarkarā”)这个词，后来演变成德文中的“zucker”、法文中的“sucre”、英文中的“sugar”，等等。虽然śarkarā的制法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后来在中国发展出的制造冰糖的技术反传回印度，导致梵文中出现了“cīnī”（意为“中国的”）这个代指冰糖的词。“cīnī”又通过梵文传给了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就变成了德文中的“kandieren”、法文中的“candi”、英文中的“candy”。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十三章 衣饰）
编制绳结是人类最早期掌握的劳动技能之一，它甚至早于人类学会保存火种，更早于人类掌握陶器制造技法。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摘自：第十四章 什物）
失蜡法（英文中所谓lost wax casting）一般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用常见合范法（模具组合法）所不能胜任的产品。失蜡法首先用蜂蜡、松香和牛油混合的蜡料雕出要铸的产品（蜡型），然后往蜡型上浇粘土澄洗出的泥浆，撒石英砂、碎植物纤维、锯末（木屑渣子），等等。待干后再浇粘土和黄泥混和澄洗出的泥浆，再撒砂子。反复多次在蜡型外制好型壳后，将型壳拿到火上加热。蜡遇热融化成液态，从型壳中流失。此后将型壳烧结（不能陶化，故而烧结温度一般不超过800℃），再向型壳内倒入融化的金属液体进行铸造。冷却后敲掉型壳，我们就得到了和蜡型形状一模一样的铸造产品了。用失蜡法制造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数量很少。图14-30b所示淅川下寺透空云纹铜禁（春秋晚期）、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和图14-30c所示云南晋宁石寨山祭祀贮贝器（西汉）都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实例。

08-Z151 《长安的荔枝》
作者: 马伯庸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出版年: 2022-10
页数: 224

【简介】
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千多年来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但鲜荔枝的保鲜时限仅有三天，这场跨越五千余里的传奇转运之旅究竟是如何达成的，谁让杨贵妃在长安吃到了来自岭南的鲜荔枝？作者马伯庸就此展开了一场脑洞非常大的想象。

【我看】
网上根据此书总结出了很多“体制内生存法则，比如：
*要想办成一件事，需要带上每个部门才行，让大家都能从中获益，最终才能将事情办成办好。
*我们平时办事也一定要先和领导请示，再去办的时候就说领导交代的，大家不要相互为难。
*关键路线上的事，务必要一竿子插到底，反复检查测试督办，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应诺而偷懒跳过。
等等。

在我看来，本书有两大亮点，一是作者通过地理学、植物学、统筹学等方面的各类“炫技”，真的展示了千里之外鲜荔枝一骑红尘赶到长安的不可思议的奇迹，让人眼界大开；
另一个，就是在此过程中呈现的，“上头一句闲话，基层万家血泪”的针砭时弊的痛陈。

贵人的事，再小也是家国大事，于是：办事人员的殚精竭虑自不待言，果农几十年的血汗和谋生手段，农民的沉重负担，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都白白被毁坏、被挥霍。而这些，都是不被看见的；能被看见的，只有贵人的欢悦，重臣的愈加走红，上司的相互推诿与争功。正如在安史之乱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圣上的仓惶与无奈，看到了“宛转蛾眉马前死”的种种细节，几十万人的流离失所和生离死别，只是一笔带过。

正如作者在《文后说明》中写的：
如果你用周德文的视角去审视史书上每一件大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
千古艰难唯做事，一事功成万头秃。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可惜的是史书对这个层面，关注得实在不够多。
而作者关注到了，厉害且伟大！
感谢@绿枭的推荐，险些错过了一本好书。

《长安的荔枝》一：摘自第一章（忠厚的人被逼急了，悟到了官场真谛。如果只有这样才能做成事，谁又能保持初心，谁又能保证自己一直行正道？）
他是个忠厚循吏，只想着办事，却从没注意过这差遣背后蕴藏的偌大力量。这力量没写在《百官谱》里，也没注在敕牒之上，无形无质，不可言说。可只要李善德勘破了这一层心障，六月一日之前，他完全可以横行无忌。

《长安的荔枝》二：摘自第二章（中国人称当地的官员为“父母官”，确有道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样的官员配得上这个称呼。）
李善德仔细询问了当地人，得知岭南一带的荔枝种植，与中原劝农颇为不同。这里畲、瑶、黎、苗等族甚多，以“峒人”统而称之。他们出入山林，部落散聚，官府连编户造籍都做不到，更别说推行租庸调之制了。
所以经略府干脆用扑买的法子，每年放出几十张包榷状，各地商贾价高者得。商贾拿了包榷状，去雇峒人种植诸色瓜果，所得不必额外交税。如此一来，官府减少了事端，还可以预收榷税；商贾种植越多，收益越多，无不争先恐后；而峒人们只要垦地种果，便有稳定收入，山中所缺的盐、茶、药、酒亦可以源源不断进来，可谓是皆大欢喜。
这些峒人习惯了种植，便不会回山林去过苦日子，自然会依附王土。从此道德远覃，四夷从化。李善德暗自感慨，这何履光看似粗豪，心思却缜密得很啊！

《长安的荔枝》三：摘自第四章（事有不可为，有不能为。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也有明知可为而不能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事不可不察。）
韩洄恨铁不成钢：“你把新鲜荔枝运来京城，可知道除何履光之外，还会得罪多少人？那些衙署与何节帅一般心思，你做成了这件事，在圣人眼里，就是他们办事不得力。你那转运法是打他们的脸，人家又怎么会配合你做证呢？”李善德颓然坐在台阶上，他满脑子都是转运的事，哪里有余力去想这些道道。韩洄摇头道：“你若在呈上转运法之时，附上一份谢表，说明此事有岭南五府经略使着力推动，度支司同人大力支持，太府寺、司农寺、尚食局助力良多，你猜鱼朝恩还敢不敢抢你的功？良元兄啊，做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一个人吃独食，是吃不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