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十个先生九当归”的说法，可见当归应用有多广泛，越是这种到处都用的药物越难找出它作用的主线。古人也认为它“证治不能概定，唯在引用合宜”。因此对它的论述也多是“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药也”之类的套话，通过这些话我们看不出当归和川芎等药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都没有抓住当归的本质。后来在读《本经疏证》的时候发现邹润安先生用一句话概括出了当归的本质，他认为对当归一言以蔽之：“治阳气踬于血分”。踬的意思就是被绊倒。既阳气在血分的运行受到了阻碍，并且他认为，当归能“治羁留之风，不能治鼓荡之风”。意思是风没有入到血分，还在血外游荡的情况，当归是无能为力的。可见当归只在血分巡逻，阳气在血分运行时，可能会被一些邪气绊住而滞留下来，就象是人质被土匪扣留了一样，这时要解救人质，用防风，白芷等气分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们不能进入血分，也就不能和人质接触，只能用当归这样的在血分运行的药物，当归既然能“治阳气踬于血分”，就把阳气从邪气的羁绊中解救出来，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邹润安先生进一步指出：“亦止籍其托出血分，即继以他药推送使解”，就好象当归常年生活在深山里，深山里有伙强盗劫持了人质，当归把人质解救出来，往山外送，但当归又出不了山，就在山下把人质交给警察，由警察把人质安全护送走，警察就相等于气分的药物，可见各有各的分工。当归为什么出不了山呢，邹润安是这样解释的：“当归体滑润，故不能升，气厚为阳，味薄为阴中之阳，阴足以挠阳，用不能违体，故遂展转牵率，只能上至于肺，外达于皮毛矣。”当归确实不能象川芎一样上达头部，可能就是因为它体降用升，所以它的升不能全升，而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看《本经》首先记载了它“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也证明了它“只能上至于肺，外达于皮毛”。《本经》还记载了当归治“诸恶疮疡、金创”。疮疡也是血分病，也可以用“治阳气踬于血分”来解释，但邹润安进一步指出，张仲景治疮痈的常见方子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桔梗汤，苇茎汤，薏苡附子败酱散，大黄牡丹汤等都没有用当归，他是这样解释的：“当归于阳留血分，未与血相得者，能治之；已于血相得，而成脓者，非其所司也”。意思是说，人质刚被绑架时，适合当归去解救，时间长了土匪已经撕票了，“成脓了”，当归也没有办法了。川芎也是行气活血的药物，辛苦温，和当归很相似，只是当归尝着有明显的甜味，川芎基本没什么甜味，说明川芎比当归要燥烈一些，所以川芎能上头部，是治疗头痛的重要药物，《本经》中川芎“主中风入脑，头痛”。因为它善于上行，所以刘潜江认为川芎治疗的是“阳陷于阴中及阳不能畅阴之证”；这就和当归“治阳气踬于血分”有所不同，邹润安认为当归是“横散”；川芎是“升发”。换句话说，当归的治证是，阳气本来有力运动，但被东西绊住而走不了；川芎的治证是，阳气自身都无力运行了，自己就往下陷。这也看出川芎的运行动力确实要比当归强一些。当归解除阳气的羁绊以后，还需要其它风药进行二次接力，川芎就不需要了，当归因为质润，往往忌用于一些湿重腹泻的疾病，川芎就没有这种忌讳，《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对川芎的记载，是楚国人用它治疗“河鱼腹疾”，后世“河鱼腹疾”成了腹泻的代名词，因为鱼烂先自腹内始，所以有腹疾者，常以河鱼为喻。可见川芎治疗腹泻了，李时珍治疗湿泻，常加麦曲，川芎二味药物认为“其应如响”。当归和川芎一个是腹泻忌用，一个是能够治疗腹泻，就看出了二者的区别。在《伤寒论》中，当归常出现在厥阴病的方子里，川芎也是厥阴经的药，同样能活血行气，为什么不用呢，我们说疾病到了厥阴的阶段，往往都有手足厥阴经阴血不足的情况，因为阴血不足，所以会厥热往来，或者会心中疼热，咽喉不利，唾脓血等。虽然当归和川芎都入厥阴经，但由于川芎过燥，不能养厥阴之血，张仲景才选择了当归。可见四物汤绝不是简单的养血活血四个字能概括的，说“一味丹参，功同四物”更属于梦梦之人。当然说四物对应于四季只是就血分来说的，如果带上气分的话，就不止这四味药物了。比如柴胡当归都可对应春季，一主气，一主血；升麻川芎都可对应于夏季，也是一气一血。所以柴胡和升麻常一起使用，当归和川芎也是常用配伍。提到疏肝药物，我们自然就想到柴胡，而不会重视当归，其实肝是血脏，用入血分的当归或许比柴胡更合适，柴胡质硬，不象当归有柔韧性，在急性病需要疏肝时用它比较有力，在现代社会，中医治疗慢性病比古代要多，而且现在人的体质不如古人结实，就更适合用当归这些柔韧的药物来调肝，柴胡就象疾风骤雨，当归是和风细雨，疾风骤雨虽然猛烈，可是没有渗透力，水都在地皮上，地下仍然是干燥的；只有当归这样的和风细雨才能把地湿透，解决比较深的矛盾。总之慢性病疏肝要选当归，白芍，枳壳，陈皮等气柔和的药物，而古代疏肝的经典药物，象柴胡，桂枝等药物过于刚燥，只能短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