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我们没有权利轻视任何即使稍微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的事情。”“只要能够恢复经济，不惜多给资本家一些利润。”所以，在工商业领域就需要探索这样的改良道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数量，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
列宁认为商业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所以必须让商业照常进行：“我们决不受莫名其妙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支配。”“掌握商业，指导商业，把商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
在对外贸易上列宁主张：“世界中就有社会主义国家及资本国家兼存的局势。在此局势之下，劳农政府必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我们一定去，我们到日诺亚去，象商人去做生意一样，这等生意能怎样便宜，在政治上能怎样正当，就怎样做去。”
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中，列宁总结到，以上所述种种新经济政策“无疑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他强调到：“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敌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不对的。土地国有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第一我们因此可以学习商业
第二我们必须保证随时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
列宁反复指出：“工业和运输方面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还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加上土地国有化，表明新经济政策不改变工人国家的性质。”
列宁认为：“我们也一定会在根本不让资本家政权复辟的基础上保护住我们的利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报告中，总结了俄国革命后的建设问题，主题就是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尝试的结果对于世界各国的革命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他谈到：“新经济政策……结果如何？……我以为这一主要问题对于各共产党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答案若是消极的(若是新经济政策是差误的)那就一切都归败灭。我想很可以安心说一年半以来这一难题目已经答复对了。……人人都看得见，一年以来农民不但战胜了饥馑而且还能交纳食粮税。……农民已能满意现时的生活状况。”[4]263—266
如上资料表明：列宁认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应该大力推行以通向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国有大工业、国有土地应作为社会主义的保障，商业市场的充分发展应作为经济建设的动力，这是这一期间需要长期实施的方针。俄罗斯新经济政策实验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
这样，在列宁的反复倡导和宣传下，苏俄自1921年3月通过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议。开始了长达7年的经济复兴—---这就是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时期。

三、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实际作用
瞿秋白在《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一文中全文翻译了“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之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
(一)国有工业仍为国民经济之基础；
(二) 小工业及手工业应得充分发展，可以自由出卖其制品及承受定购；
(三) 苏维埃全力支持人民之日常需要品的生产；
(四) 自由贸易；
(五) 废除粮食法定价格实行市场价格；
(六) 企业可以出租给私人或外资。
这一政策实施后，苏俄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21年粮食产量“全俄总计(连克留摩半镐岛在内)去年共收获十五万万六千六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十三万万八千万铺德。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光景”。
“24—25年农业恢复到战前71％，25—26年农业恢复到战前88％；24—25年度工业恢复到战前71％，25—26年度工业恢复到战前95％；24年工人数为550万人，25年10月工人数增加到700万人；25年4月工资额恢复到战前62％，25年9月工资额恢复到战前的95％(工人的平均产量是战前的85％)。”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当年，1921年的复活节恰与五一劳动节是同一日，瞿秋白介绍到：“革命后战祸相寻，政府行集权制及劳动券，已经两三年没有大大的过这佳节(复活节)食物菜膳不容易取得。今年第一年行新经济政策，开放商业，民间值此佳节突现活泼的气象。”市场上已经能买到鲜肉。“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业之故很不稳。然而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
其第二年，社会景况顿然改观。瞿秋白描写街市上：“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苦尔斯克(莫斯科南)农民对于新经济政策中的食粮课税法很满意，—今年办征收顺手的多，有的人家麦粮不够，就教他们用马铃薯到市场上去换了麦粉交纳租税，他们也很赞成，再没以前倔强的态度了。”
商业也活跃了起来，商店、面包房、咖啡馆也都开张了。瞿秋白不禁感慨：“再想不着：严冬积雪深厚—我们初来时，劳动券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冰池底么？经济市场的流通原来这样。”
到了1923年，瞿秋白大病初愈之后，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那两天却常常在街上，总看见许多大商铺；大半国立的市立的工人协作社的，比较更堂皇些。—这也是半年来的现象，我记得商业初开时，私人的营业反较盛，有时货物都较贱现在大概而论已适得其反了。街上走路的人穿着也整齐得好多。我心上常想，不过两年！虽然现在俄国大工业(煤铁石油等)还很困难，而小工业(纺织火柴等)已经大大恢复，农业经过旱灾也有复生气象，真有些神妙。”

四、瞿秋白对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分析
1923年底，瞿秋白撰写了论文《俄国经济政策之剖析》(后更名为《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对新经济政策地实施做出了自己的详尽分析：瞿秋白分析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时谈到：“工业：不但大工业、银行、矿山完全收归国有，并且小工业亦归国家管理。”“这种制度是否利于经济建设？—不利！因为有许多小企业不宜于集中，并且不宜于国营。一切生产分配完全受中央的命令，亦与经济建设无益处。这种制度仅仅利于统一的军备供给计划而已。”“农业：农民自己的余粮尽数交纳于政府，以供军需及城市居民。……实际上是无代价征收”；“这样的制度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不是？当然不是！”“可见这完全是为着暂时供给军需起见而已。”“商业：工业品既完全在国家手里，农产物又受政府的征收，市场上当然已经没有货物可以交易，商业不禁止而自禁止。分配的事业暂时完全由政府担任，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吗？哪里会是！”
故而他得出的结论是：“总之，当时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说来仅仅是军事政策的一部分，并非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亦不是错误的，而是俄国革命历史上所不能免的一时期。”之所以不能避免，是因为：“当时国内国外的反革命引起新战争，和平政策暂不能行‘遂提高其主义’而行战时的‘共产主义’；—其实那里有共产主义，不过适应当时战争形势而继续战时状态罢了！然而要知道这是必须的，非此不能拥护住苏维埃政府，更不用说行新经济政策了。”
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必然实行的经济政策：“国内战事完全停止……军事时期的经济政策当然可以废止，而进于和平的经济建设事业；本原有的计划进行以达社会主义—所谓‘新经济政策’。”
所以他特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所发表的经济政策便是现在所行‘新’经济政策”中的“新”字下面加了重点号和引号以表明，这不过是所谓的“新”政策。瞿秋白总结到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工业：大企业、银行、铁道、航路、矿山等仍由国家管理。……分种别类：何者属于地方，何者属于中央，何者交于劳工协作社，何者出租于私人。
……小企业的承租人钱是有的赚的，可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能辅助国内消费品生产力的增加，别方面不侵犯劳动者的权利。
……手工业者……于一切税则上都能享优待条件。”
“农业：食粮均配法……应当废止……行食粮课税法……依农民生产及食口的多寡定一税则，使他每次收获后，交纳百分之几。
……政府有苏维埃农场……作为模范的农场，以事实证明大农场的利益于农民。”“商业当然恢复……那军事式的分配不过使全国暂变成军营，每人领口粮而已。
……自由市场中，难免竞争操纵，所以要发展消费协作社防止流弊。
……金融都受国立银行的调节。铁道、航路、关税也在国家之手，可以操纵自如。
……外国资本家承租企业或矿区，却照国内资本家承租小企业一样办法，条件格外严格些，—不守俄国法律便不租：一可增加经济力，二可增高技术。”
上述给了瞿秋白当初的判断以理论的证明：“均配法不得不废，自由商业不得不开放，小工业手工业将用非集权制去办(出租)，平等的工作率要改，货物交易要假手于协作社。”“以前命令式的经济计划决计废止。”
———新经济政策当然得实施。

六、新经济政策非资本主义之理论依据
由于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经常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对这一名词的误读，使得列宁还在世时，就遭到许多“理论家”的轮番置疑。罗素曾经谈到：“美国之生产制度，大可付以国家资本主义之称，其异于社会主义，只有两点：一则此为贵族的，二则此制度之运用，系为操纵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会之利益。其与布尔塞维克派在俄国所欲创造之制，仅于此二点略有所不同而已。”
其实，罗素所列的这种不同就是本质的不同。
列宁早已经指出：“我们取得政权以为劳工，且有凭此政权以行社会主义之目的。所以，最要紧的是预备社会主义经济之基础。我们不能直接预备社会主义，所以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自成其为一种；不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相同。”如前面所引：这种不同就在于：
(一) 土地的国有主要经济命脉的国家控制而非私人操纵；
(二) 社会发展的目的不为少数私人利益而为全社会之利益。
对于人们对列宁所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误解，列宁不得不多次进行解释：“自作聪明的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去看旧书本。可是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
而列宁所指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我们说的‘国家’，指的就是我们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我们说的‘国家’
指的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这一基础上，列宁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索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现在的话来说“新经济政策”中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掌握土地等经济命脉的、包含有市场和商业成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今天，我们已经熟知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在当年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是：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是计划经济，不需要商业与货币。
尽管列宁曾反复批判玩弄名词和概念的做法，但这种固有观念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也难以改变。那么，这种固有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当代研究者何新认为，最初的系统论述出现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认为：
(1)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济关系将逐步趋向实物化；
(2) 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具，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量；即借助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暴力；
(3)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应当走向消灭；
(4) 价值规律也应消失。”因为“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制度的平衡律。”
布哈林的主要观点是：“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了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
列宁对布哈林此书的评价是：“许多观点是‘幼稚的’、‘几乎象小孩子那样幼稚。’”认为此书充满“学究气”即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此书后来依然被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奉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材。
布哈林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架构，来自于“恩格斯1847年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原理中
恩格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提出了如下几个政策
设想：1．消灭私有制；2．消灭市场和货币；3．实行计划经济；4．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5．消灭城乡对立”
何新认为：恩格斯的“这个纲领写于《共产党宣言》之前，反映了恩格斯早期尚不成熟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未必可以得到马克思的认同。因为马克思对历史持有一种严格的生产力发展决定论的历史哲学。这种决定论是反对任何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何新的研究表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有两个稿子。……在1969年德国才出版了另一个稿本。”“恩格斯在这一稿本中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已经有所修正：”
恩格斯在这一新的稿本中有如下内容：
问：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
问：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
问：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问：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问：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制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这个纲领显然比前一个同盟纲领要成熟与现
实。也就是说布哈林理论的来源－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第二稿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否则税收、继承权又从何谈起呢？再者说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设想自己也表示仅适合于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方法本身就不可以照搬到东方这些原本就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工业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中来。
布哈林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对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第一稿的教条理解误导了上个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使得大家照着一个不切实际的设计图辛苦的构造了很多年。如跃雷池一步则必然受到左派所谓理论家的批判。这种荒唐的事情以后不能够再重演。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办事就是正确的道路一定要寻求某种理论依据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做法。我们在这里指出的是哪怕仅仅作为一种教条主义这种教条的理论来源上也是有错误的。

发不出来

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