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鼎祚历代《文纪》的编纂与刊刻
童达清
梅鼎祚是晚明时期重要的文献学家，他一生痴迷于古，勤于纂述，成果斐然，著述等身，且大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和《续修四库全书》，可见其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其中他编纂的历代《文纪》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11种203卷，四库馆臣因未见而失收的有4种68卷以上（《后陈文纪》卷数不详），是梅鼎祚所有著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尤其生平精魂之所渊注”[1]，它开创了我国古代编纂文章全文总集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梅鼎祚编纂历代《文纪》的缘起
梅鼎祚自小就喜好古文辞，“不喜经生业，以古学自任。”[2]其好友沈懋学说：“禹金方丱已为古文词。”[3] 刘绍恤说：“舞象之年，辄嘐嘐好古，以请于先太中。先太中大奇之，不夺其志。”[4]先太中，即是其父梅守德，他的爱好得到了父亲的理解和全力支持。虽然为生活所迫，梅鼎祚先后参加科举考试二十余年，但由于志不在此，故均是铩羽而归。万历十九年（1591），梅鼎祚最后一次去北京参加贡试失败后，从此远离科场，全力投入自己喜爱的著述大业。梅鼎祚对古文辞的爱好，正是他编纂历代《文纪》的思想基础。
嘉靖三十六年（1557），冯惟讷完成了他煌煌156卷本的《古诗纪》，该书“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5]。万历初年，歙县吴琯重刻是书，梅鼎祚的很多朋友如歙县谢陛、江都陆弼、苏州俞策等都曾参与过该书的校订，受《古诗纪》和友人的影响，梅鼎祚一方面决定编纂一部《八代诗乘》，以补冯氏之不足，纠正当时片面否定六朝诗歌成就的偏颇观点，同时决心仿照《古诗纪》的体例，编纂一部历代文章总集，以与《古诗纪》相匹配。
梅鼎祚编纂《文纪》，或亦尝得到王世贞的鼓励。陈继儒《文纪序》载：昔北海冯惟讷《诗纪》之出也，得百五十六卷，王弇州序成，示余曰：“盍不纂《文纪》以配之？如日月之并丽于中天，亦艺林一大快事。”余谢不敏，坐客曰：“宣城梅禹金曾力任之。”其时子威、漪园、海若诸公，皆引为在兹宜归作者。禹金果贾十年余勇，蒐引讨索，采缀诠综，以述为作，而成是书。（《皇霸文纪》卷首）王世贞《诗纪序》[6]所作年代不详，但至迟不得晚于万历十年（1582）。梅鼎祚以诗文早得王世贞青眼，被列为“王门四十子”之一，除书信往来外，万历十二年（1584）梅鼎祚访王世贞于太仓，十六年（1588）又久与王公在南京盘桓，二人在交往时，或曾就《文纪》的编纂祚过商讨，鼎祚编纂《文纪》的计划得到了王世贞的嘉许与鼓励。
二、梅鼎祚历代《文纪》的编纂
由前所述可知，梅鼎祚编纂《文纪》的想法酝酿已久，但迟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才正式开始编纂《文纪》。一方面是其著述规划很多，暂时无暇顾及此书；另一方面，要想完成这样的巨大工程，前期需要作大量的资料准备。是年梅鼎祚也已五十六岁迈入晚年了。这年初，他给曾任太常寺少卿的好友余寅写信说：“比图昉自三代，下讫六朝，旁及二氏，为《文纪》，用配冯氏之《诗纪》。堇有端绪，尚需余先生为玄晏先生矣。”[7] 余寅是浙江鄞县人，万历八年（1590）进士，著述甚多，梅鼎祚希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此时余寅也已病重，次年就去世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梅鼎祚将《文纪》凡例寄给浙江右参政吴用先[8]，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可是此时吴用先已归里守制，此《凡例》也已石沉大海，不知所踪。
编纂《文纪》需要检大量的典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梅鼎祚寄书无锡邹迪光，欲往其处翻书：“今因撰《文纪》……欲来诣左右，寄迹庑下，一见所未见。”[9]邹迪光表示热烈欢迎：“来教云欲成《文纪》一书，甚善。此不佞所有志而未能者，以足下才力，成之何难？不佞虽家无遗书，可借近于九龙山下，构得一菟裘，有池有亭，有榭有庖湢，有修廊可步，有便房可以卧起，足下携万卷、挟百氏而来，校雠其中，俾不佞分膏藉馥，窃一二绪余，书成之日，附姓名不朽，此所深愿也，而不敢必也，足下果有意乎？”[10]但鼎祚最终因故未能成行。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听说嘉兴沈士龙处藏有《十六国春秋》，梅鼎祚即致信时任太平县知县的许光祚，希望他能绍介自己前往嘉兴：“绣水沈汝纳孝廉识之否？其家有《十六国春秋》百二十卷，弟撰《文纪》，欲就检，或门下旧识，作数字附弟行为望。”[11]
童达清
梅鼎祚是晚明时期重要的文献学家，他一生痴迷于古，勤于纂述，成果斐然，著述等身，且大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和《续修四库全书》，可见其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其中他编纂的历代《文纪》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有11种203卷，四库馆臣因未见而失收的有4种68卷以上（《后陈文纪》卷数不详），是梅鼎祚所有著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尤其生平精魂之所渊注”[1]，它开创了我国古代编纂文章全文总集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梅鼎祚编纂历代《文纪》的缘起
梅鼎祚自小就喜好古文辞，“不喜经生业，以古学自任。”[2]其好友沈懋学说：“禹金方丱已为古文词。”[3] 刘绍恤说：“舞象之年，辄嘐嘐好古，以请于先太中。先太中大奇之，不夺其志。”[4]先太中，即是其父梅守德，他的爱好得到了父亲的理解和全力支持。虽然为生活所迫，梅鼎祚先后参加科举考试二十余年，但由于志不在此，故均是铩羽而归。万历十九年（1591），梅鼎祚最后一次去北京参加贡试失败后，从此远离科场，全力投入自己喜爱的著述大业。梅鼎祚对古文辞的爱好，正是他编纂历代《文纪》的思想基础。
嘉靖三十六年（1557），冯惟讷完成了他煌煌156卷本的《古诗纪》，该书“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5]。万历初年，歙县吴琯重刻是书，梅鼎祚的很多朋友如歙县谢陛、江都陆弼、苏州俞策等都曾参与过该书的校订，受《古诗纪》和友人的影响，梅鼎祚一方面决定编纂一部《八代诗乘》，以补冯氏之不足，纠正当时片面否定六朝诗歌成就的偏颇观点，同时决心仿照《古诗纪》的体例，编纂一部历代文章总集，以与《古诗纪》相匹配。
梅鼎祚编纂《文纪》，或亦尝得到王世贞的鼓励。陈继儒《文纪序》载：昔北海冯惟讷《诗纪》之出也，得百五十六卷，王弇州序成，示余曰：“盍不纂《文纪》以配之？如日月之并丽于中天，亦艺林一大快事。”余谢不敏，坐客曰：“宣城梅禹金曾力任之。”其时子威、漪园、海若诸公，皆引为在兹宜归作者。禹金果贾十年余勇，蒐引讨索，采缀诠综，以述为作，而成是书。（《皇霸文纪》卷首）王世贞《诗纪序》[6]所作年代不详，但至迟不得晚于万历十年（1582）。梅鼎祚以诗文早得王世贞青眼，被列为“王门四十子”之一，除书信往来外，万历十二年（1584）梅鼎祚访王世贞于太仓，十六年（1588）又久与王公在南京盘桓，二人在交往时，或曾就《文纪》的编纂祚过商讨，鼎祚编纂《文纪》的计划得到了王世贞的嘉许与鼓励。
二、梅鼎祚历代《文纪》的编纂
由前所述可知，梅鼎祚编纂《文纪》的想法酝酿已久，但迟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才正式开始编纂《文纪》。一方面是其著述规划很多，暂时无暇顾及此书；另一方面，要想完成这样的巨大工程，前期需要作大量的资料准备。是年梅鼎祚也已五十六岁迈入晚年了。这年初，他给曾任太常寺少卿的好友余寅写信说：“比图昉自三代，下讫六朝，旁及二氏，为《文纪》，用配冯氏之《诗纪》。堇有端绪，尚需余先生为玄晏先生矣。”[7] 余寅是浙江鄞县人，万历八年（1590）进士，著述甚多，梅鼎祚希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此时余寅也已病重，次年就去世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梅鼎祚将《文纪》凡例寄给浙江右参政吴用先[8]，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可是此时吴用先已归里守制，此《凡例》也已石沉大海，不知所踪。
编纂《文纪》需要检大量的典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梅鼎祚寄书无锡邹迪光，欲往其处翻书：“今因撰《文纪》……欲来诣左右，寄迹庑下，一见所未见。”[9]邹迪光表示热烈欢迎：“来教云欲成《文纪》一书，甚善。此不佞所有志而未能者，以足下才力，成之何难？不佞虽家无遗书，可借近于九龙山下，构得一菟裘，有池有亭，有榭有庖湢，有修廊可步，有便房可以卧起，足下携万卷、挟百氏而来，校雠其中，俾不佞分膏藉馥，窃一二绪余，书成之日，附姓名不朽，此所深愿也，而不敢必也，足下果有意乎？”[10]但鼎祚最终因故未能成行。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听说嘉兴沈士龙处藏有《十六国春秋》，梅鼎祚即致信时任太平县知县的许光祚，希望他能绍介自己前往嘉兴：“绣水沈汝纳孝廉识之否？其家有《十六国春秋》百二十卷，弟撰《文纪》，欲就检，或门下旧识，作数字附弟行为望。”[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