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平回上海后，陈波儿详细将在电影中看到的和展览中获悉的一切告诉了袁牧之。这对袁牧之有了很大的启发，促使他想到延安去拍电影，拍纪录电影。
从男性的层面来看陈波儿和赵慧深似乎有所不公，但相比较而言，陈波儿始终兴趣不在演戏上，但她又不得不通过明星这个角色来认识宋庆龄等各界女性领袖，达到她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杰出能力。
而赵慧深除了在话剧舞台上的成就以外，别无其他可以拿出来作为谈资的，要知道当年，就连蓝草頻都要跟在陈波儿后面去参加各种活动，这也说明陈波儿在社交上是积极进取的态势，绝不“社恐”。
袁牧之被陈波儿所吸引，也不排除他也想“洗心革面”，做一个“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所以丢下有身孕在身的赵慧深而跟随陈波儿投身革命。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陈波儿想必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让袁牧之留下来去照顾赵慧深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赵慧深于年底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四队，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而救亡演剧队四队的负责人则是陈鲤庭。
1937年8月，上海救亡演剧四队合影。前排左五赵慧深，二排右四陈鲤庭
她随剧团奔赴沪、杭、汉口等全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与赵丹、陶金、顾而已(1915-1970)、魏鹤龄(1907-1979)等成立职业剧团。
陈鲤庭当时知道赵慧深有孕在身，反而不避嫌，对她照顾有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慧深心里已经有了爱情的星星之火。
就这样，两人日久生情，慢慢地走到了一起，那时候，赵慧深的离产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人却结为夫妻。
在当时，陈鲤庭和赵慧深，都是圈内公认的“怪人”。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怪气相投”，他们分开可能是因为“怪不相容”。
赵慧深出身贫寒；陈鲤庭是书宦门第之后，但都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倔人。抗战年代后期，她与陈鲤庭聚少离多，感情渐渐淡出。
这对璧人的分道扬镳，令圈内朋友都深深为之惋惜。
1941年，在重庆参加中华剧艺社，任干事，协助社领导负责组织剧目工作。
在此期间，她对进步戏剧演出活动表现了极大热情，需要她做什么，她就去做什么。
1941年年底，周恩来在重庆天官府的文管会召见陈鲤庭和赵慧深，由阳翰笙(1902-1993)陪同。这次他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有力的握手、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话语，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赵慧深参与创作的剧本《穷汉岭》
1942年，中华剧艺社在四川北碚演出《屈原》时，演南后的演员因故不能及时赶来，她就毫不犹豫地顶替上去。
1943年，在成都演出《天国春秋》时，有一个女演员病了，还是由她来顶替上去......。这样的事多了，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百代公司”，“百代公司”本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家知名的唱片公司。
在这里，同事们是借此赞颂她在进步戏剧运动中，不计得失，不计名利，需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奉献精神。
传记作者夏瑜在《一代名导陈鲤庭的悲欢恋事》一文中回忆道：“她那间斗室像一块磁铁，吸引了满座的高朋，从她的门缝里，经常会飘出笑声话语声。有时是为新的创作和剧目安排而争论……她是个侃女，天南地北无所不知，和吕恩(1921-2012)、秦怡都很谈得来。”
赵慧深经常去休闲的地方是国泰大戏院对面那家约40平方米的茶馆，叫一壶茶，要浓的，然后一支又一支地抽烟。
赵慧深创作的京剧《三不愿意》剧本书封
她的烟瘾是拍《马路天使》时染上的，因为那个下等妓女小芸的角色需要大量抽烟。但在重庆的时候，她的烟瘾已经很大，在烟和茶的双重熏染中，她大概忘记了情感的烦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赵慧深作为进步艺术家从东北调到北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责任编辑，并住在北影厂单人宿舍。
当她听说袁牧之和陈波儿已经是文艺界的领导后，基本只埋首于自己的工作，而且和别人从不谈自己的过去。
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热情豪爽又与世无争的女人，偏偏不能逃脱厄运。
文阁初期，她被打成反堂、反社会、反阁闽“三反分子”，并因在《马路天使》中扮演过妓女，遭到红和造饭派的百般侮辱，腿骨骨折，疼痛难熬。
另外有人还在她宿舍门口贴了大字报，还有所谓“浆亲指示”，说赵慧深是“30年代文艺黑线的幽灵”。
1967年12月3日星期日下午，赵慧深的妹妹赵琼去看她，当时她的情绪还好。
第二天早上，有两三个人跑到赵慧深家，明明看到她虚弱不堪，还凶狠地大声叱骂，逼她交代什么“黑思想”。就在这天下午，她身穿白衣服毒身亡。
而此时的袁牧之也是时刻处在批头的待遇中，到了1969年，浆亲下令让他同沈从文、李可染等人一起，下放到文化部五seven干校丹江口分校“好好改造”。
本文完
（因规定，部分文字已改动）
从男性的层面来看陈波儿和赵慧深似乎有所不公，但相比较而言，陈波儿始终兴趣不在演戏上，但她又不得不通过明星这个角色来认识宋庆龄等各界女性领袖，达到她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杰出能力。
而赵慧深除了在话剧舞台上的成就以外，别无其他可以拿出来作为谈资的，要知道当年，就连蓝草頻都要跟在陈波儿后面去参加各种活动，这也说明陈波儿在社交上是积极进取的态势，绝不“社恐”。
袁牧之被陈波儿所吸引，也不排除他也想“洗心革面”，做一个“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所以丢下有身孕在身的赵慧深而跟随陈波儿投身革命。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陈波儿想必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让袁牧之留下来去照顾赵慧深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赵慧深于年底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四队，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而救亡演剧队四队的负责人则是陈鲤庭。
1937年8月，上海救亡演剧四队合影。前排左五赵慧深，二排右四陈鲤庭
她随剧团奔赴沪、杭、汉口等全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与赵丹、陶金、顾而已(1915-1970)、魏鹤龄(1907-1979)等成立职业剧团。
陈鲤庭当时知道赵慧深有孕在身，反而不避嫌，对她照顾有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慧深心里已经有了爱情的星星之火。
就这样，两人日久生情，慢慢地走到了一起，那时候，赵慧深的离产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人却结为夫妻。
在当时，陈鲤庭和赵慧深，都是圈内公认的“怪人”。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怪气相投”，他们分开可能是因为“怪不相容”。
赵慧深出身贫寒；陈鲤庭是书宦门第之后，但都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倔人。抗战年代后期，她与陈鲤庭聚少离多，感情渐渐淡出。
这对璧人的分道扬镳，令圈内朋友都深深为之惋惜。
1941年，在重庆参加中华剧艺社，任干事，协助社领导负责组织剧目工作。
在此期间，她对进步戏剧演出活动表现了极大热情，需要她做什么，她就去做什么。
1941年年底，周恩来在重庆天官府的文管会召见陈鲤庭和赵慧深，由阳翰笙(1902-1993)陪同。这次他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有力的握手、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话语，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赵慧深参与创作的剧本《穷汉岭》
1942年，中华剧艺社在四川北碚演出《屈原》时，演南后的演员因故不能及时赶来，她就毫不犹豫地顶替上去。
1943年，在成都演出《天国春秋》时，有一个女演员病了，还是由她来顶替上去......。这样的事多了，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百代公司”，“百代公司”本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家知名的唱片公司。
在这里，同事们是借此赞颂她在进步戏剧运动中，不计得失，不计名利，需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奉献精神。
传记作者夏瑜在《一代名导陈鲤庭的悲欢恋事》一文中回忆道：“她那间斗室像一块磁铁，吸引了满座的高朋，从她的门缝里，经常会飘出笑声话语声。有时是为新的创作和剧目安排而争论……她是个侃女，天南地北无所不知，和吕恩(1921-2012)、秦怡都很谈得来。”
赵慧深经常去休闲的地方是国泰大戏院对面那家约40平方米的茶馆，叫一壶茶，要浓的，然后一支又一支地抽烟。
赵慧深创作的京剧《三不愿意》剧本书封
她的烟瘾是拍《马路天使》时染上的，因为那个下等妓女小芸的角色需要大量抽烟。但在重庆的时候，她的烟瘾已经很大，在烟和茶的双重熏染中，她大概忘记了情感的烦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赵慧深作为进步艺术家从东北调到北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责任编辑，并住在北影厂单人宿舍。
当她听说袁牧之和陈波儿已经是文艺界的领导后，基本只埋首于自己的工作，而且和别人从不谈自己的过去。
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热情豪爽又与世无争的女人，偏偏不能逃脱厄运。
文阁初期，她被打成反堂、反社会、反阁闽“三反分子”，并因在《马路天使》中扮演过妓女，遭到红和造饭派的百般侮辱，腿骨骨折，疼痛难熬。
另外有人还在她宿舍门口贴了大字报，还有所谓“浆亲指示”，说赵慧深是“30年代文艺黑线的幽灵”。
1967年12月3日星期日下午，赵慧深的妹妹赵琼去看她，当时她的情绪还好。
第二天早上，有两三个人跑到赵慧深家，明明看到她虚弱不堪，还凶狠地大声叱骂，逼她交代什么“黑思想”。就在这天下午，她身穿白衣服毒身亡。
而此时的袁牧之也是时刻处在批头的待遇中，到了1969年，浆亲下令让他同沈从文、李可染等人一起，下放到文化部五seven干校丹江口分校“好好改造”。
本文完
（因规定，部分文字已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