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中的自我灵魂拷问
——68之殇之三：我的化学老师之死
1968年的那场劫难中，我的母校除雷校长之外，另一个位死难者是我的化学老师杨芳老师。
和雷校长是所谓“走资派”不同，杨老师只是一位普通教师。教书之外，做过的社会工作是在校工会担任一个委员，负责计划生育，上门做计生工作，被人推出门来，摔倒在地上，脸上还挂着亲切的微笑。文革中也只是个普通群众，有个观点，属于一个派别而已。——而这个派别所属的群众组织，是国家总理当众表态为“革命造反派”，是御批“照办”的中央红头文件明确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的组织（这当然是当时的语境下的话）——但她还是被揪出来了。她的罪名是“国丅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一是因为杨老师的父亲是国丅民党原汤山炮校的图画教员，军衔大校。按政策，国丅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不以历史反革命论，文革中这一套也全部冲破了——而杨老师本人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三青团，尽管她当时只有十七岁。揪杨老师的会场上挂着斗大的字的横幅：“把国丅民党的残渣余孽杨芳揪出来示众”。
在当年，“被揪出来”，就意味着你成了一个另类，你不再是“革命群众”，你已丧失人权，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随意羞辱你，打骂你，批斗你……至于你最终是否有理由把你划为”阶级敌人“，那是另一回事儿。
于是杨老师面临无休无止的批斗。
她的“罪状”有三条：一是“雪花膏瓶事件”。即有一个她过去的学生，在运动中受了冲击，写了一封信给杨老师，向她诉说自己的冤屈和一些实事的真相。杨老师把这封信装在一个雪花膏瓶子里，埋在家门前的小花园里。善良的杨老师，这时候还在想着去保护别人，期待着河清海晏的一天。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不知是有人揭发还是她自己坦白交待，这瓶子被工宣队挖出来了。二是资产阶级母爱。三是参与制造燃丅烧弹。
第三点最有杀伤力，杨老师就死于这一主题的揭发批斗大会之后。
我无意，也无权，对在当年那些的整人害人的事件中，各怀心机阴险狠毒的幕后策划者和在前台直接作恶的打手凶手表示宽宥——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至今也鲜有人忏悔，甚至至今还占着政治和心理的高地——但我这篇文章想从另一个角度说事儿。
因为，当我们摊开那些阴森压抑恐怖的日子，我们却不能不惊恐的发现：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的我们，原来也参加过对杨老师的迫害， 我们也是杨老师自戕的推手！
先说我自己。杨老师，我对您怀着一份永远的愧疚！
那天晚上，我正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写检查（当时我也被揪出，隔离），外面冲进来两个女同学，冲我说：“走！跟我们走！”然后押着我到了大礼堂。
大礼堂的前半部，百多人围成一个批斗会场，正批斗杨老师。看见我来了，那中心发言人对我喝道：“要你来作证。只许老老实实，不准包庇坏人！”
她曾是我的好朋友之一，文革中天天和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的L。
L说：“今年五月，我们一起从学校到文化宫去，走到学校旁边的菜地的时候，杨芳从后面追上来，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韦国清要垮台了，我们的赴京代表从北丅京传来消息，说中央有意要打倒某韦国清，要我们整材料……”
我不假思索地说：“有这回事儿。当时我们走到那片菜地的中间了，杨芳从后面追上来，高兴得很，说：“我们的赴京代表从北丅京传来消息，说中央有精神要打倒某某，某某要垮台了，看来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这时杨老师说：“这些话我是说了的。但刚才主要发言人后面揭发的话，我没有说……”
L立刻厉声对我喝道：“说！她说没有说要我们整材料？”
当时我的记忆还很清晰，情况的确如杨老师所说，前面的话她说了，但她没有说要我们整材料。L的揭发是不实的。而这句话才是这个揭发的要害。看场合，斗争会显然是在这里卡住了，等着我的证明。
怎么办呢？说杨老师讲了，显然不合事实；说没讲，会不会说我包庇坏人呢？我不愧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脑子里立即跳出一句领袖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在这句话中，我们被教育事实可以和应该完全忽略，它毫无意义。重要的和唯一的是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和态度，是并不由于也不被允许你个人的思考和选择的，它早已由一种宏大的主流叙事所规定，它不容抗拒。它就是一定道指令——非常悲哀，我当时就无师自通了。
——68之殇之三：我的化学老师之死
1968年的那场劫难中，我的母校除雷校长之外，另一个位死难者是我的化学老师杨芳老师。
和雷校长是所谓“走资派”不同，杨老师只是一位普通教师。教书之外，做过的社会工作是在校工会担任一个委员，负责计划生育，上门做计生工作，被人推出门来，摔倒在地上，脸上还挂着亲切的微笑。文革中也只是个普通群众，有个观点，属于一个派别而已。——而这个派别所属的群众组织，是国家总理当众表态为“革命造反派”，是御批“照办”的中央红头文件明确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的组织（这当然是当时的语境下的话）——但她还是被揪出来了。她的罪名是“国丅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一是因为杨老师的父亲是国丅民党原汤山炮校的图画教员，军衔大校。按政策，国丅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不以历史反革命论，文革中这一套也全部冲破了——而杨老师本人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三青团，尽管她当时只有十七岁。揪杨老师的会场上挂着斗大的字的横幅：“把国丅民党的残渣余孽杨芳揪出来示众”。
在当年，“被揪出来”，就意味着你成了一个另类，你不再是“革命群众”，你已丧失人权，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随意羞辱你，打骂你，批斗你……至于你最终是否有理由把你划为”阶级敌人“，那是另一回事儿。
于是杨老师面临无休无止的批斗。
她的“罪状”有三条：一是“雪花膏瓶事件”。即有一个她过去的学生，在运动中受了冲击，写了一封信给杨老师，向她诉说自己的冤屈和一些实事的真相。杨老师把这封信装在一个雪花膏瓶子里，埋在家门前的小花园里。善良的杨老师，这时候还在想着去保护别人，期待着河清海晏的一天。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不知是有人揭发还是她自己坦白交待，这瓶子被工宣队挖出来了。二是资产阶级母爱。三是参与制造燃丅烧弹。
第三点最有杀伤力，杨老师就死于这一主题的揭发批斗大会之后。
我无意，也无权，对在当年那些的整人害人的事件中，各怀心机阴险狠毒的幕后策划者和在前台直接作恶的打手凶手表示宽宥——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至今也鲜有人忏悔，甚至至今还占着政治和心理的高地——但我这篇文章想从另一个角度说事儿。
因为，当我们摊开那些阴森压抑恐怖的日子，我们却不能不惊恐的发现：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的我们，原来也参加过对杨老师的迫害， 我们也是杨老师自戕的推手！
先说我自己。杨老师，我对您怀着一份永远的愧疚！
那天晚上，我正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写检查（当时我也被揪出，隔离），外面冲进来两个女同学，冲我说：“走！跟我们走！”然后押着我到了大礼堂。
大礼堂的前半部，百多人围成一个批斗会场，正批斗杨老师。看见我来了，那中心发言人对我喝道：“要你来作证。只许老老实实，不准包庇坏人！”
她曾是我的好朋友之一，文革中天天和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的L。
L说：“今年五月，我们一起从学校到文化宫去，走到学校旁边的菜地的时候，杨芳从后面追上来，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韦国清要垮台了，我们的赴京代表从北丅京传来消息，说中央有意要打倒某韦国清，要我们整材料……”
我不假思索地说：“有这回事儿。当时我们走到那片菜地的中间了，杨芳从后面追上来，高兴得很，说：“我们的赴京代表从北丅京传来消息，说中央有精神要打倒某某，某某要垮台了，看来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这时杨老师说：“这些话我是说了的。但刚才主要发言人后面揭发的话，我没有说……”
L立刻厉声对我喝道：“说！她说没有说要我们整材料？”
当时我的记忆还很清晰，情况的确如杨老师所说，前面的话她说了，但她没有说要我们整材料。L的揭发是不实的。而这句话才是这个揭发的要害。看场合，斗争会显然是在这里卡住了，等着我的证明。
怎么办呢？说杨老师讲了，显然不合事实；说没讲，会不会说我包庇坏人呢？我不愧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脑子里立即跳出一句领袖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在这句话中，我们被教育事实可以和应该完全忽略，它毫无意义。重要的和唯一的是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和态度，是并不由于也不被允许你个人的思考和选择的，它早已由一种宏大的主流叙事所规定，它不容抗拒。它就是一定道指令——非常悲哀，我当时就无师自通了。
